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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
董 礼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五四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我们也感受到了种种尴尬的局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得益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同时也在承受着它带来的矛盾和痛苦。笔者分别就胡适和安乐哲两个时期的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从中找出某些共通之处。文章认为,中国儒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进行对话,这是一种诠释学解读,但是在对话方式和意义上要体现儒家特色。
关键词:儒学;杜威实用主义;对话
中图分类号:B222;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024-04
中国儒学正处在一个深度反思过去和寻求范式突破的关键时期,由学科分化和研究领域画地为牢所形成的僵化观念,严重制约了中国儒学的发展。新的中国哲学的整合与建构,特别需要包容的气度、开放的胸襟和不断的反省与调适。而开展文明间对话,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重新确立自我,可能是建设工作的重要一步。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儒学才能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发展。
一、相同的境遇,不同的界定
在美国,外国哲学几乎是欧洲哲学,实用主义受到忽视。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的复兴,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实用主义之所以与其他主流哲学相形见绌,在于杜威“维特根斯坦式”转向的主题:“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特殊方式加以运用。”①艾尔德里奇(MichaelEldridge)教授也认为,“将实践理智化”②的方法更符合杜威的精神。
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中国却在尽可能地将西方各种学术引入。这种尴尬的状况,正与杜威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讨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可以看做跨文化研究的一把钥匙。“对于我们所期待的话语来说,在五四时期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对中国进入现代化世界构成必要条件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幅解毒药。”③国外学者并未充分认识到儒学的魅力,重提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一个平台。
儒学源于春秋,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绵延至今。《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又注“师儒”云:“乡里教以道义者。”“儒”本是教人道德学问的教师,后因其讲求道德、学问而成为儒家学派的专称。《汉书·艺文志》:“儒家者作者简介:董礼,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①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② 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的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2004年,第384页。ectihin1919-,olulu:UesHawaii,,.
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最重要者为“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我们首要抓其本源,即先秦(原始)儒家。从文本角度来说,诸如《论语》、《孟子》、《诗》、《书》、《礼》、《易》、《乐》和《春秋》等。我们研究儒学,既要追本溯源,又要注意源流发展。经学和历史是我们把握儒学的重要依据,历史好比经学的参证。我们讨论对话要回到先秦儒学,参以经学史。因此,对话既是儒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也是儒学和自己对话。
我们很难用所谓“叙事性”方法来准确界定“儒学”,在学理上,至多用叙事性的方法来描述儒学的某些特征。谈到儒学,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掩盖了我们的理智态度。我赞成把“儒学”特性归结
①“儒家人文主义”规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家为“儒家人文主义”。
庭价值。我们可以用《大学》“八条目”来理解这种精神取向,看似强调个人修为,其实它规定了儒家的整体观念。这种观念以个人修养、家庭和睦与国家和谐为演变基础,其核心就是“家”,不仅意味着家庭、国家,也意味着自然界和宇宙。“家”
二、对话种种:以儒家为视角
在五四运动中,杜威传播的实用主义适应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杜威实用主义对五四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并被新文化领袖们奉为指导思想。当时,大批知识分子发表相关著作,周兆源的《实用主义之要旨》,张铭鼎的《实用主义之研究》,傅斯年的《人生问题之发端》,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等等,其影响可见一斑。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杜威先生的演说也只说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是“调和融通”的。陈独秀也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也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属胡适。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一生都在宣扬实用主义。胡适的儒学功底非常深厚,他在服膺杜威之前,深受中国“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而儒学发展到清代“实学”,就是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胡适在传播实用主义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儒家注重道德实践,胡适受到颜元和戴震等思想的影响。颜元认为,故弄玄虚的理学家“只是能静坐而不习事”,“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存学篇》卷一)。胡适接着颜元说:“不从实习实行里出来,哪里会有知行合一!”胡适肯定了戴震的看法,认为“从知识学问入手,每事必求其`豁然使无余蕴',逐渐养成一个`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然后一切行为自能`不惑于所幸'”②。杜威认为,认识和实践是统一的,感觉不是知识层面的解释,而是行动的维度:“感觉失去其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得其为行动刺激的正当地位……它在性质上是触发的,不是辨识的……关于感觉的讨论是属于直接的刺激和反应的标题底下,不是属于知识的标题底下的。”③胡适融合了这些说法,以此批判孙中山等人的观点。
胡适的真理观被归结为杜威实用主义的“效用论”,他的思想来源是多重的:既有杜威工具主义的基础,也受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影响,更有清代实学“经世致用”的影响。明清实学高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颜元、李塨等认为理学空疏导致明朝灭亡,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反对理学空谈。胡适说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颜李
①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②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2页。
》,,,,第页。
①学派“用实用主义作基础,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
作为史学家的胡适,融合了杜威的科学方法和乾嘉的考据之风。胡适论及杜威的“五步法”,首要的就是“怀疑”。胡适侧重怀疑方法的认识论和世界观意义,与他接受儒家的怀疑传统有一定的关系。胡适指出,从孔子、王充到朱熹,再到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儒家传统“有意奖励独立思想,鼓励怀疑”②。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得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开一代风气之先河。
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杜威实用主义和儒学对话,主要在大陆;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对话,则遍布海内外。其中既有华裔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比较著名的有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安乐哲(RogerT.Ames),美国的郝大维(DavidL.Hall)、安格尔(StephenC.Angle)、伯斯容(JohnBerthrong)、南乐山(RobertC.Neville)等。旅居海外的杜维明和成中英等学者,也为儒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们讨论安乐哲的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是安乐哲教授以杜威实用主义的视角,探讨中国儒学的文章。安乐哲指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处事惯例哲学。“感受性”(sensibility)这个用语在性情气质上被理解为参与、回应并塑造一个世界的方式。“感受性”是各种“积习”(habits)的复合体,这种感受性蕴藏在特定文化的情感、理念和信念之中。然而,以“感受性”为对话切入点,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翻译问题。翻译尽量做到达其义。如果我们不回到文化的原初语境,文本的意义是很难理解的。因此,我们进行哲学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学解读。
杜威认为,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教育,民主是不可能的。在个人层面上,杜威在促进社会理智(socialintelligence)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身体力行的精神性的生活方式,民主就是繁荣共同体。个人和共同体的关系是,“放弃特别与终极实在相关的、或与作为整全的实在相关的所有意图。”那么,个人如何在共同体中成长呢?杜威说:“通过语言,一个人以潜在的行为界定了他自身。他扮演了许多角色,不是在生活连续不同的阶段,而是在同时代制定的剧目之中,心灵正是这样形成的。”③而“心灵是一种为情感生命所接受的附加资产,是语言和沟通使其达到与其他生命存在有组织的互动”④。我们在“个性”观念的基础上,平等参与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
这些关于“民主”的谈论对儒家来说是有益的。“仁”的英译很多,诸如:“authoritativecon-duct”,“toactauthoritatively”,“authoritativeperson”等。如果用“authoritative”解释“仁”,就意味着一个人通过成为仁者所表现的“权威”,是通过践行礼仪而体现自己的。而“仁”最重要的是使各种关系“生成”(growing)为对人类共同体的参与。“仁”是一种艺术的工作,是一个揭示的过程。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认为成人之道,不是一种被给定的东西,而是要使自己在所处的条件下权威化。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按朱熹的解释,“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四书章句集注》)。这就是说仁的创造性,同时,仁又是有层次的。孔子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认为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制的政治秩序才能叫做仁。而孔子关于“仁者爱人”的说法,主要泛指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人,并非抽象的人。
安乐哲虽然以美国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儒学,但有些看法还是中肯的。他认识到美国民主的局限性,认为儒家传统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改进可以有所帮助。美国文化不应该是一种“教师爷文化”,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而应该开发中国传统中的资源,丰富美国的经验,丰富双方的对话成果。
①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38页。
②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52页。
③JohnDewey,MiddleWorks,15Vds,Carbondale:SoutherUinontsUniversityPress,1976-1983,Vol.10,p.46.xpncndature,Huniversiai,1973,133
论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27三、对话何以可能
通过分析看出,我们进行对话要遵循一定的前提。首先,儒学和杜威哲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并不能消除其差异性,这是对话的首要前提。对话者虽然充分认识到通过对话可以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进行呼吁,但在实际的哲学对话中,则囿于专业背景,以某一学派的观点对哲学做单一、狭隘的理解,从而重树学科壁垒,使各自的学科特点和优势流为自我辩护的论据,这是不可取的,要对儒家经典和杜威的著作进行全面准确深入的解读。
其次,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对话是彼此丰富、相互取益的。我们对话要加强互动性批判,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儒家缺乏“赛先生”(science),杜威所做的正是解决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这正是我们要取益的。儒家承认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环境之间的连续性,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这种“连续性”不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连续性,而是既尊重人类共同体转化其周围环境的能力,也是尊重自然界对于人化的抗拒。杜威指出,对于人类经验的兴衰,一种超越的诉求并不能提供太多的缓解和真正的宽慰,“即使有一千次的辩证阐释向我们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生活是受到一种超越原则的规约,以便达到一种最终的无所不包的目标,然而,在具体情况下的正确和错误、健康与疾病、善与恶、希望与恐惧,将仍然不过是它们如今的所是和所在。”①这是道德主体相对于自然的绝对转化力量,杜威探索科学性与经验性的关系就是对儒家上述弱点的一种纠正。
我们应该怎样促进儒家和杜威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呢?第一,对话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具体说来,我们要设立专门的对话研究机构,这种研究中心可以设立在国内,也可以设立在国外。我们要加大对这些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论是在选题还是经费上。同时,要鼓励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交流研究,逐渐形成一批专门进行对话研究的学者,从而推动文化发展。
第二,应该注意对话方法。学理上,单单就某一种儒家经典进行解读而与其他的文化进行比较,这本身就是对儒学的误读。儒学是一种体系,不管是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还是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学著作,经典著作之间蕴涵着深厚的内在联系。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种联系,这可以看做对话阅读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很多学者恰恰忽视了这个关键点。
第三,对话是一种诠释学解读。“对话”是“语言的沟通,思想的论争”。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既是“对话”的方法,又是“对话”的结果。因为,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回复儒学,也不能简单地诉诸西方哲学,要注重两种文化的原始材料。其次,要注重思想问题,即对材料的思想评判。这两方面是互相融合的,我们要将中国儒学和杜威实用主义在一个平台上展开对话,参以历史和现实,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如此,儒学的传统话语,经过现代哲学话语的阐释,将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们对话的目标是“和而不同”。结果可能会是几种情况:儒学仍是儒学;西学仍是西学(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国人研究西学肯定受语言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已经不是严格的西学了);那么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新学问”;或者三者并存。我更倾向于后者,《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不应急于让世界认同我们的文化,不应为创新而创新。当然,我们并非否定传播和创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主张坚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对话”便水到渠成。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是世界新秩序的重建者,要让世界逐步了解中国儒学。我们要在日益多元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局限于直线进步的狭隘轨道上。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公众知识分子,而并非是精英主义者,应积极参与生活世界中的平常事务,更好地彰显我们文化的魅力。
责任编辑:张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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