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邃
世界知识 1999年01期
俄国十月革命距今已81年，苏联解体也近七年。本世纪两端在同一国度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两大事件，对此人们处于深沉久远的思考之中。这里，笔者就十月革命与苏联剧变引发的几个根本性问题，略抒管见。
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苏联解体以来，在前苏联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出现了对十月革命性质和意义的争论，有人甚至把苏联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苏联解体引起人们对往事的重新思考和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容歪曲。
十月革命是在二月革命未能解决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等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仍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造成空前灾难和饥荒的背景下，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参加的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飞跃，无疑是一次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成功的革命创举。它的示范作用和斗争经验，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推动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促使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世界意义经过实践检验已载入史册。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进程中的一些策略运用问题，还可以讨论。总之，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而十月革命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小农占绝大多数的俄国，这种历史“超前性”是引起对十月革命争议的重要原因。其实，列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关于不放弃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尔后利用政权来创造社会主义前提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符合俄罗斯的基本国情，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必需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适当途径和采取有效方式，来继续完成民主主义的使命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是在列宁逝世之后经过多年的斗争和实践而逐渐形成，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失败之处都不直接属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本身。
首先，建立联邦制国家并非十月革命直接的产物，十月革命的成败和社会主义的特征也不是以国家是否采用联邦制为标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之后， 于1922年12月30日宣告成立。这之前，从1917年至1921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后三国当时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它们是苏联的最初成员。列宁对于是否实行联邦制，先后有过不同的考虑。十月革命前他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十月革命后他改变态度，认为联邦制可以作为“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特别要指出的是，列宁的联邦思想是同民族自决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他强调首先必须使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然后才有可能建立“自觉自愿的联盟”。民族自决原则早在1917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便有明确规定。列宁的联邦制思想表明，当时建立联邦国家是经过权衡利弊、反复考虑和带有先决条件的。苏联后来将联邦制变成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的载体，显然不符合列宁的预想，而苏联模式失败导致联邦国家解体，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其次，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并非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惟一可能的选择，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月革命胜利和白匪叛乱与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之后，列宁曾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但后来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从1921年起，根据列宁的倡议，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承认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后来列宁又把新经济政策与合作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过渡时间就愈长，他曾预计新经济政策至少实行25年。列宁为俄国建设所作的规划，除新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工人民主制度和文化革命。斯大林没有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列宁晚年的经济思想，却把新经济政策规定的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看作是短暂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坚持把社会主义同产品经济捆扎在一起。他在1927年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方针，并发动消灭富农和全盘集体化的运动。他放弃新经济政策，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用行政命令加速农业集体化，通过剥夺农民和压低人民消费的办法实行工业原始积累，同时消灭多种经济成分，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他采用大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消除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分歧，以达到思想政治上的一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正是在此基础上，于3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
苏联模式是在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苏联模式曾在历史上发挥积极作用，创造过辉煌业绩。其形成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发展经济首要目标的状况；在战争年代，又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苏联用15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战后经济恢复迅速，逐渐成为足以同美国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面对科技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苏联模式的弊端积重难返，改革任务尖锐地、迫切地摆在了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的面前。
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苏联剧变以来，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理论界注意的焦点。我个人历来认为：苏联改革失败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这些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其中，执政党及其领导者长期“左”的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
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叫做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不民主。苏联共产党选择和培育了这种体制，而在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所犯的“左”的错误，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体制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例如：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衔接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成果。如对列宁所说“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只强调“掘墓人”的作用，而无视“后继人和继承人”的关系；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熟性估计过高，急于求成，唯意志论，提出了诸如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等不切实际的纲领口号；
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失当，囿于产品经济观，经济生活国家化，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经济联系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战略粗放型，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造成作茧自缚、闭关自守、被动挨打；
党的思想建设薄弱，组织建设无力，理论上充斥教条主义，作风上严重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干部路线上缺乏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导致脱离群众，失去群众的拥戴和支持；
民主与法制遭受严重破坏，肃反扩大化酿成极大伤害，克格勃恐怖行径丧尽民心；
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严重，民族关系复杂化、尖锐化；
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失误，尽管一度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等问题上有过局部性比较合理的看法，但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缺乏认识，扩军备战，到处伸手，谋求霸权，既拖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又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
凡此种种，都是在苏联模式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本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和对比的条件下，苏共作为执政党，应当对苏联模式的缺陷保持清醒的认识，应当在尽量发挥这种模式积极作用的同时，不断地发现和克服其消极面，适时地、认真地加以改造和完善，而不是粉饰、美化，使之越来越僵化、凝固化。苏联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50年代后期开始有过几次改革尝试，但由于或者是不得要领，或者是知难而退，改革都没有能成功。主要责任当然在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6年多的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模式弊端， 相反由于推行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和歪曲党史，给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造成混乱，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在内外敌对势力面前妥协退让，乃至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只能是断送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所以，虽说苏联模式的弊端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错误都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但两者还有一个摆法问题。不应该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划上等号。苏联模式弊端确实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但绝非有的人说的那样“不可救药、改则必败”。中国便树立了将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改造得比较成功的范例，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苏联剧变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
苏联模式失败还引起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邓小平给我们留下遗言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些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一番话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苏联东欧剧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的潜力耗尽，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丧失生命力，更不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时代主题发生巨大变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挑战日益严峻，原先高度集权的、僵化的管理体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加之执政党本身逐渐蜕变，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严峻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情。破除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东西无疑是对的；但同时应该“立”，即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管理新体制。可惜，在执政党的错误领导下，本可进行的建设性的渐变却成了摧毁性的突变，代价沉重，大走弯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曾经引进了苏联模式。随着在实践中对这种模式优劣点的体察和检验，随着对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一步步加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持续不断地对这种管理模式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是可以改造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五大的影响深远，并为我们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经过本国的改革实践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更可以从苏联剧变中看清一些基本教训。这就是：第一，改革有其必然性和迫切性，同时又存在着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的倡导和实施不能离开本国国情和对改革客观属性的辩证认识。第二，对历史既要作认真的总结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又要创造性地加以合理继承；改革应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相互统一的过程。第三，民主推进与法制建设应相辅相成，扩大民主化和实行公开性要同社会成熟程度和人们承受能力相适应，并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前提。第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密切联系、相得益彰，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改革要始终保持综合平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模式转轨阶段，必须加强、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任何怀疑、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的言行都是极其危险的。第五，政策既要不断调整又要相对稳定，策略的灵活性要与原则的坚定性相互统一；制定实施的政策和策略既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又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这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第六，改革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应为国内改革服务；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应时刻高度警惕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事实业已证明，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凡硬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者无不受挫，他们要么成为政治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要么被迫改变初衷，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进程，我们深信，经历过几十年社会主义熏陶的人民群众终究会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决不能再以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标准，来衡量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俄罗斯报》有一篇文章在批评复旧的同时，明确地指出：“企图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式国家，把同我国人民格格不入的西方价值观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强加给俄罗斯的做法，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