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靖，1895年10月29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株树下村朱家老屋，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冬，朱克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被派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7月，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苏中三分区专员、浙西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秘书长、山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1947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10月在南京郊外英勇就义。
投入大革命的洪流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伊始，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急需军事人才从事军队工作，在苏联学习的朱克靖奉令回国。此时，孙中山已病逝，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准备北伐。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李富春、廖乾吾、林伯渠等优秀干部，分别到各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旧军队的改造。1925年7月，朱克靖随苏联顾问团的船只抵达广州后，接受党的命令，于8月间到第三军就职，担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是由滇军改编的，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下辖第七、八、九3个师。这支部队基础复杂，军阀习气浓厚，许多人还使用“双枪”（鸦片烟枪和步枪），战斗力不强。因此，对这支部队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听取了周恩来、陈延年关于第三军情况的详细介绍之后，朱克靖带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前往赴任。他首先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改变部队的精神面貌，并按照国共两党的协定，在军、师两级设置政治部，向各团、营派遣了政治指导员。接着，他又倡议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向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学校由朱培德兼校长，朱克靖兼党代表。朱克靖亲自给官兵上课，教唱《国际歌》，讲授“国民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专题，激励部队的爱国热情。经过短期政治教育，逐渐扭转了部队的封建陋习，启迪了民主之风，有效地促进了第三军的改造，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1925年10月，当国民革命军主力第二次出师东征军阀陈炯明时，第三军负责拱卫广州。此时，盘踞在南路、海南一带的军阀邓本殷部队，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虚进犯西江，直扑江门，威胁广州安全。广东国民政府急调第三军及第四军的第十师前往拒敌。由朱培德、朱克靖和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及随军的苏联顾问马嘉利组成南征指挥部。
在出师南征途中，朱克靖一面协助朱培德指挥部队进剿，一面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军队所到之处，他都要领着政工人员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于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动工农群众支前，第三军士气倍增。10月29日，首战告捷，击败邓本殷北犯军队的主力。随后一路势如破竹，在年底先后收复高州、雷州，把邓本殷赶回了海南老巢。1926年2月，又渡海消灭了海南岛上的残敌。至此，南征胜利结束。其后，第三军移师粤北韶关驻防。
正当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时，国民党右派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人。当时，第三军正在粤北的猎德前线与北洋军阀的部队对阵，留守广州的第三军军官学校，在教育长熊式辉的指挥下，助纣为虐，极力配合蒋介石反共。消息传到猎德前线，朱克靖极为愤怒，要求军长朱培德处分熊式辉。朱培德囿于私交，一再为熊式辉开脱，但朱克靖据理力争，毫不妥协，最终迫使朱培德下令撤销熊式辉的教育长职务，并对受迫害打击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慰问，由此制止了蒋介石挑起的反共事端在第三军中的蔓延。
“中山舰事件”暴露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同时也加剧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摩擦。朱克靖深知朱培德平日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经与周恩来等商量，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广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使各派系军阀互相遏制。于是，朱克靖说服朱培德出面联合由地方实力派掌握的第二、四、五、六军，向蒋介石的不轨行为提出抗议。蒋介石见众怒难犯，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把事态继续扩大。这件事使朱克靖受到了中共两广区委和苏联顾问的肯定。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兵分两路，出师北伐。朱克靖所在的第三军，是东路军的左翼，部队从猎德挥师，沿北江进发，第一仗攻下乐昌，随即翻越南岭，进入湖南境内。当时，西路军已从衡阳、株洲过境，兵临长沙，第三军随后而行，没有多少战事，很顺利地到达醴陵，准备从这里进攻江西。
经过休整，第三军向江西进发，一鼓作气攻下萍乡。9月间，第三军与东路军各支部队会合，对南昌取包围之势。由于蒋介石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被孙传芳部击溃，影响了围攻南昌的战斗，第三军移赣西北驻防待命。10月初，北伐军重新组织攻城，第三军负责夺取南昌郊外的牛行车站，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朱培德在强敌面前，一筹莫展，只得撤回兵力。当时，有些旧军官以为是溃败，竟临阵逃脱，引起了部队极大混乱。朱培德见状不妙，赶紧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弹压，也收不住阵脚。危急关头，朱克靖率领一批政工人员赶到了前沿阵地，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抵挡敌军的反攻，一面整顿撤下来的部队继续投入战斗，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事后，朱培德很感激地夸奖朱克靖及他领导的政工人员说：“别看我手下这些军官都已身经百战了，可是真刀真枪拼起来，倒不如你带领的那班青年学生。”不久，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南昌、上海和南京，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这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中心议题之一。朱克靖由于正在前线督师，没有与会，但仍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帝国主义者看到北洋军阀失败，便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扶植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围绕着广东国民政府迁都之争，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江西处于中间地带，武汉革命政府和蒋介石双方都在竭力争取，而驻守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则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朱克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朱培德与武汉革命政府的合作。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爪牙暗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隔了10天，又派兵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紧接着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为了把蒋介石的势力从江西驱逐出去，制止时局逆转，3月29日，朱克靖从武汉邀来国民革命军代理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到江西争取朱培德反蒋。经朱克靖、郭沫若的说服，朱培德明确表示倾向武汉革命政府，从而制止了蒋介石向西发展的野心。武汉革命政府的力量，随即从两湖发展到江西。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于4月4日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克靖为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代表省政府出席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就职仪式。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江西，进而夺取武汉。蒋介石为了拉拢朱培德，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朱培德见利忘义，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诱迫下，公开倒向南京政府。6月5日，朱培德撕下了假左派的面具，玩弄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鬼把戏，把第三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赶出江西。朱克靖也受到排挤。一天，朱培德特意邀朱克靖聊天，酒过三巡，便以“私交”劝朱克靖“脱离武汉政府”,“投靠蒋总司令”。朱克靖勃然站起，正色说道：“我不投降，你反水要考虑后果！”朱培德只得无奈地双手拱了一拱，半天才说出了一句“后会有期”的话来。
许多共产党员在撤离江西时，遭到亲蒋分子的杀害，朱克靖知道朱培德心怀叵测，为防万一，他派人将妻子肖仲之经九江送往武汉，然后自己化装成一个货郎，绕道湖南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江西的情况。后来，他对人忆及这段经历时说：“我离开江西，经铜鼓进入湖南。路上，我买了一担皮箩，装成做生意的，回到醴陵东乡温泉的姐姐家。然后，又化装成炭客子，从东乡乘炭船到武汉。”经长沙时，已是“马日事变”之后，湘江两岸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朱克靖乘坐的船没敢停靠，鼓起风帆，顺流而下，闯过了检查关。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与蒋介石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力挽狂澜，中共中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且秘密派熟知情况的朱克靖回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参加起义。朱克靖到南昌后先找到了朱德，在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内部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所部3万余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编为3个军。朱克靖被任命为第九军党代表。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沿闽赣边南下。10月，在广东潮汕地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损失惨重。朱克靖突出重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孑身一人，开始了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十年艰难奔波 终于回到革命队伍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克靖只身潜入广州，希望找到党组织。然而，广州经过“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往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象已荡然无存，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朱克靖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认识的人较多，不能久留，他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赶到武昌。当时武汉三镇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朱克靖找到妻子肖仲之后，马上匆匆忙忙地携带家眷去了北平，暂在岳母家避居。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朱克靖隐名埋姓，租种了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一个葡萄园，靠栽蔬菜、养兔子为生。他一面自食其力，一面努力寻访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一时难以联络上，朱克靖焦急万分。在生活的驱使下，他只得改行，经人介绍，化名李有才，在北平附近的遵化县任教。1932年，他遇上幼年时的同学罗征书（此时正在广西师专做庶务），邀他到桂林教课。就这样，朱克靖举家迁到桂林，以李竹怡的化名，出现在广西师专的讲台上。
1934年间，白崇禧游玩桂林时，有人悄悄地把朱克靖的情况告诉了白崇禧。白崇禧听说朱克靖已脱离了共产党，便做出一付礼贤下士的样子，吩咐准备宴席，并派吉普车去接，想劝说朱克靖归顺自己。朱克靖知道来者不善，托辞推脱，后在同乡好友程星龄的帮助下，全家逃离桂林，几经辗转，流落到长沙。此时，他已身无分文，迫于生活，只得忍痛将三子秀麟送与长沙火车站职员杨世铭为嗣，然后，取道江西去投奔妻舅文群。
文群任过江西省财政厅长，此时兼办豫鄂赣闽四省的农村合作事业。他平素极器重朱克靖，便请他来帮办农村信贷事宜。朱克靖觉得这也能为农民办些实事、解决些困难，便答应了下来。于是，他化名朱笃一，前往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南阳办事处任特派员。当时河南农业凋敝，农民生活贫困，朱克靖带领几个办事员奔波于南阳行署所辖的13个县，扶助农民购买耕牛、添置农具，开渠凿井、兴办水利设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共同公布“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协定，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市高升巷公开挂出了牌子。朱克靖经过10年的艰难奔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极为振奋，对家里的人说：“我要重归战场，请缨杀敌。”他把妻子肖仲之和儿女送回醴陵家乡安置，并委托友人说：“如有机会，请把我的家属转移到延安去。”安排好这一切，他便急切地奔往南昌，投身抗战行伍。
“仲连智免蹈东海 武穆冤成走传书”
朱克靖赶到南昌，就像久离娘亲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党的怀抱。当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闻知朱克靖要去新四军工作，便以“叙旧”为幌子，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提出要聘请他担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的职务。面对高官厚禄，朱克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愿在新四军与抗日将士们一起吃苦”,便起身告辞了。而在党组织征求他安排职务的意见时，朱克靖却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抗战有益。”
叶挺对朱克靖十分尊重，提议要留他在军部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在南昌编成，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43岁的朱克靖任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
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部领导，专门负责宣传、民运工作，其成员大多数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的爱国青年，有新闻工作者，也有作家，但比重最大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分成戏剧、绘画、歌咏、通讯、民运等几个大组，其中，民运组人数最多。朱克靖对服务团的创建和发展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开始时，服务团的男青年大都西装革履，女青年则烫发旗袍，比较自由散漫，因此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朱克靖看到了他们的血气方刚，觉得他们离开大城市投奔新四军，有很高的抗日热情，而且很多人有一技之长，他便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娇”、“骄”二气，与抗日军民生活在一起。战地服务团成立了一个剧社，朱克靖带着这批青年跋山涉水，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有时还把《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送到前沿阵地。不到一年时间，他们行程2万里，足迹踏遍苏、浙、皖、赣4省，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
1940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受蒋介石指使，企图阻挡新四军向江北发展，拉拢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阻击新四军。因为李明扬在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旧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考虑到朱克靖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委任他担任新四军联络部长，负责统战方面的工作。陈毅为了争取二李，避免内战，特致书朱克靖，邀他从江南赶来，赴泰州谈判。陈毅为朱克靖的泰州之行，曾写下了《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的诗句：
停骖问我意何如？
词婉情真再致书。
军令今当斩马谡，
歧途何事泣杨朱？
仲连智免蹈东海，
武穆冤成走传书。
凭君寄语强梁辈，
摩擦自戕慎厥初。
朱克靖轻骑入泰州，对二李晓以民族大义，陈述了“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的道理，并揭露了蒋介石等顽固派借刀杀人，削弱抗日国防力量的阴谋。二李深为所动，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同意让开一条通道。陈毅率部顺利地通过了他们的防区，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之成为嵌在敌伪心脏的前沿阵地。
朱克靖在争取开明士绅、社会贤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苏北有名的大文豪韩紫石，就是经朱克靖联系争取过来的。
但是，韩德勤忠实地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充当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他把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江北新四军，还邀约二李配合，企图攻占黄桥。因此，继续争取二李保持中立，对于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有重要意义。陈毅派朱克靖继续坐镇泰州，与二李谈判。谈判中，朱克靖发现二李动摇不定的原因，是惧怕韩德勤人多势众，同时又怀疑新四军立足不稳。因此，朱克靖便对二李详细地分析了苏皖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着重指出新四军虽然人少枪少，但努力抗战，众望所归，如此正义之师必操胜券。经促膝交谈，二李继续与新四军保持了统一战线关系，并允许江南新四军通过自己的防区增援黄桥，抵抗韩德勤部队的进攻。
黄桥之战当夜，朱克靖坐在李明扬办公室里，两人一起守在电话机旁。李的部下不断打来电话报告战况。到了次日午后，朱克靖接到陈毅电话，让他转告李明扬，黄桥之战已经结束，顽军军长李守维落水溺毙，师长孙启人及一批旅、团长成了新四军的俘虏。不久，苏北参政大会在海安召开，朱克靖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兼任苏北三分署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粟裕率第一师在苏中地区成立苏中军区，下辖4个分区，各分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分署和军分区。第三分区由叶飞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朱克靖任第三分区专署专员。他们共事多年，一起领导了泰兴、泰州、如西、靖江4县地方政权建设，开展瓦解敌军，保障部队供给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为了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派粟裕、叶飞于1944年底先后率部南下，同浙东游击队会合，创建了苏浙根据地。朱克靖带领300多名地方干部随军同行，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在领导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身心为党国 一死何足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双十协定》，遏制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10月间，长江以南7个新解放区的新四军，按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主动撤到江北，朱克靖亦离开苏浙区随军北上，进入山东。
12月，新四军在山东重新整编，军部与山东军区合署办公，朱克靖任新四军联络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对外称新四军秘书长。
为了推迟内战爆发，争取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党派朱克靖到郝鹏举部去做统战工作。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副官，1924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与朱克靖是同学，此时担任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的行政长官。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心存二意，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朱克靖的劝告，于1946年1月6日发表“退出内战，拥护民主”的通电，宣布起义，并将所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开进山东解放区休整。
朱克靖在完成策动郝鹏举部起义的任务后，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受陈毅的委托，被派往华中民主联军担任政治委员。山东军区还派遣康宁、刘述周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民主联军担任政治工作。他们在朱克靖的领导下，着手改造这支部队。朱克靖亲自给部队讲课，介绍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宣传队教士兵们唱革命歌曲，在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郝鹏举见风使舵，暗地里和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联系。11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气焰更加嚣张，又派重兵分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大有一口吞掉人民解放军之势。郝鹏举开始秘密策划叛变，准备在新年期间行动。这个阴谋被朱克靖及时发觉，并报告了山东军区司令部。于是，陈毅以新年团拜的名义，把郝鹏举请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郑重地劝告他：“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郝鹏举闻言，顿觉心惊肉跳，装出一副可怜相，假惺惺地痛哭流涕，并要求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为了继续争取郝鹏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陈毅经请示党中央，还是给了郝鹏举立功悔罪的机会。
1947年1月，朱克靖和郝鹏举一起离开临沂，返回民主联军驻地。临行前，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谈，他一方面担心朱克靖深入虎穴，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对郝鹏举部“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运动到莱芜集中。朱克靖深知此行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地对陈毅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完成改造民主联军的任务。
但是，郝鹏举回去后，加快了叛变的步伐。1月22日晚，郝鹏举布下圈套，以研究如何配合莱芜战役问题为由，派人请朱克靖出席“军事会议”。朱克靖虽已预感到有某种异常，但从大局考虑，仍带着几名警卫员毅然赴会。他刚一踏进郝鹏举的院子，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徒包围，朱克靖及秘书王宜生、总务科长刘永春等人被扣押。
朱克靖被捕后，连夜被郝送往海州（今连云港市），作为他投蒋的见面礼。随后，郝鹏举率部向国民党统治区移动。山东军区广大指挥员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于2月6日发起讨郝战斗，在苏北白塔埠包围了叛军，全歼该部所辖的2个师，并活捉郝鹏举。
朱克靖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徐州、苏州，后被敌人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19号看守所。国民党为了谎报“战绩”，竟在报纸上制造谣言，编造出朱克靖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为了进一步使朱克靖“登报悔悟”，国民党保密局的几个反动军官，以所谓“同学”、“熟人”的关系前来劝降，均被朱克靖严词拒绝，时过半年，敌人仍一无所获。
朱克靖的妻子肖仲之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丈夫被关押南京，心急如焚，领着儿子文泉，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去探监。无奈墙高院深，无法见到，只得央求醴陵籍的国民党军界人士帮忙。当时，刘斐、李明濒（分别为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重庆卫戍司令，后来均成为起义将领）正闲居南京，他们劝肖仲之母子说：“你们现在去看，真是太危险了，很有可能把你们也一起押起来，作为劝降的人质。”肖仲之只得忍悲含痛携子回乡。从此，他们再也没能与自己的亲人见面。
朱克靖入狱后，国民党军政要员贺衷寒利用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朋友关系，到监狱看望朱克靖，劝他改弦易辙，为国民党工作。朱克靖不为所动，说：“敌人叫我死，叫我回家种地则可，让我骂共产党，为国民党宣传，是痴心妄想！”他还在狱中写诗填词，抒发革命者的情怀。可惜的是，这些战斗诗篇大多失散了，仅保留下来的一首这样写道：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字里行间，显示了对党的一片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7年10月，国民党特务感到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卑劣的手段，将朱克靖在南京郊外用绳索秘密勒杀，然后毁尸灭证。牺牲时，朱克靖年仅52岁。
“南方谈话”未见报端的两段话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多年过去后，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考虑再三后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回忆说：“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开放。”
（转摘自《世纪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