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 第6期2009年12月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HumanitiesSciences)Vol.28 No.6Dec.2009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初探
周 涛
(南京政治学院进修系,南京210003)
摘 要: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治兵以儒学为根基,,,主要包括:以利国利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以“勤、恕、廉、明”;“”和仁兵爱民的军事人道主义;“君命有所不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关键词:;::100626152(2009)0620098206
,出身于一个世代“以农
为业”的普通地主家庭。他从小自立自强,熟悉经史,立志要做“末世扶危救难的英雄”,更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座右铭。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临危受命,出山举办团练,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长期的用兵实践和丰富的理学修养,为其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将社会伦理与养兵用战结合起来,从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入手,阐述了军人价值理论、将帅武德修养、道德规范和军人道德实践等一系列军事伦理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
一、以利国利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军人的价值,并将利国利民作为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也是他整个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
(一)利国利民———军人的最高价值目标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是军人与其价值主体的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曾国藩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他生活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对养兵用战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熟读兵书战策,深知养兵用战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养兵用战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利国利民。咸丰三年,他在与张亮基的信中说:“弟自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
正气于将歇。”将“苟利于国,或益于民”作为他所作所为和湘军军事行为的最高价值目标,将其作为衡量军人价值大小、军事行为正当与失当的根本标准,与我国传统的用兵在于“安国保民”思想一脉相承。
(二)实现利国利民的军事伦理原则
从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看,与利国利民的价值目标相适应的伦理原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慎战”原则“慎战”原则是曾国藩根据当时湘军与太平军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后提出的,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军人价值的思想。湘军组建之初,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人员数量上都比太平军逊色很多,因此他提倡“慎战”,反对“浪战”,主张好谋而成。他告诫湘军将领,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也不要打没有准备的仗。由于自强需要时间和洋务运动不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自强的现实,他主张对外“保全和局”,力图为自强赢得时间。他说:“自各国换约以来,我中华隐忍迁就,始获一日之安,得以馀间剿平发、捻诸匪。今内地粗靖,尤当一意保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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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宜轻开衅隙。”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与列强轻言战事。
曾国藩主张“慎战”和“保全和局”,并不是他害怕战争,不敢与列强开战,而是他高度重视军人生命、军人价值的体现,其实质在于强调军人对国家命运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军人的价值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升华。当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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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6-23
作者简介:周 涛(1979-),男,安徽阜南人,南京政治学院进修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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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6期周 涛: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初探
事斗争中有了战机,他则强调抓住战机,速战速决。
而当外国人以万分无礼相加而使国威严重受损时,他则主张无论战胜战败,都要倾全国之力,与之开战。同治六年(1867年),他在《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摺》中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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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2.“人和”原则曾国藩高度重视军人价值的思想,他对当时形势的观察与思考的价值,“败不相救则。(年),他上奏清廷称:“大抵用兵之要,贵得人和而不尚权势,贵求实际而勿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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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曾国藩认为,“人和”也就是军队在内部能够“和衷共济”,不因小事而影响军队的团结;在外部能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支持。为了达到“人和”的目的,在具体的军事实践中,曾国藩变革兵制,别树一帜,以“忠信”为行军之本,以“仁”“礼”作为治军的根本方略,并加强对官兵的教化与宣传,对违反规定的兵将进行处罚。
为了改变绿营“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和“官气深重”的弊端,他主张从思想和信念着手,重建一支全新的军队。咸丰三年八月,他在给王璞山的信中说:“仆之愚见……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子,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从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表达了他力图跳出陈规故套,着力从思想上建军的思想。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将太平军在政治上主张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思想和行动上反对孔孟儒学和鬼神的纲领,视为“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从忠君勤王和捍卫礼教出发,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忠信”作为建军的思想准则,指出“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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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为了能使湘军团结一致,曾国藩在军队的编制上,借鉴明代戚继光“兵为将有”的建军方法,采取以各级将领为核心,先设官,然后由官招兵的原则。其做法是:“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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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自选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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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训练直隶练军时指出湘军
这一做法的用意是:“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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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促使其团,从思想上、物质上和,使其不仅甘于一致对敌,而且不得不如此。在将领的选择上,曾国藩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具有“忠义血性”,即是要具有一种对清朝政府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和责任心。他认为,具有“忠义血性”的将领应主要从既受封建礼教熏染而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的统计,在有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中,儒生出身的就有104名,占58%。在士兵的招募上,曾国藩则主张招募山乡僻野有农夫土气者为勇,这主要是因为山野之民大多朴实而少心窍,极易受其训导而树立“效忠”的信念,而且山乡之民大多体魄强健,习苦耐劳,意志坚韧,经得起军旅生活的磨难。
在变革兵制的同时,他主张以“仁”“礼”作为治军思想,以使湘军有礼有序,内外和谐。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接着解释说:“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有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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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不可治哉!”也就是说,将领之待兵勇,要如父兄之待子弟,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应出之以至诚无伪的仁爱之心。曾国藩深知,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他很重视军队在爱民方面的武德养成。他指出:“凡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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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之成败,先视民心之从违”,强调“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非常重视以仁爱之心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以保持军民之间的团结,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达到内外和谐的“人和”标准。他认为,“礼”是军事上取得“人和”的前提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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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来辨等明威和以“仁”来培养信念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他亲自为湘军制定营规、营制及各种章程,并借鉴外军的经验,制定了以封建礼法为基础的中国第一部军队内务方面的法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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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条令》。在《军队内务条令》中,曾国藩不仅对日夜常课、扎营、恤赏等制度进行了规定,而且还以制度化的形式融进了一部分道德规范的内容,如禁谣言、禁奸淫、禁喧哗、禁洋烟等。
作为一代大儒,曾国藩深知内化的力量,非常重视对将领的日常教化工作,教他们如何做人、以期形成内外和睦、,每月三、”士的道德信念。此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宣传和日常教化,并要求将领以身作则,对于违反规定、破坏团结的将士视其轻重进行徵责和处罚。
欲谋胜败,先谋人和。“和军爱卒”是中国历代军事家都非常重视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曾国藩的“人和”思想是对传统“和军爱卒”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其本质就在于在军队内外形成团结一致、上下协力的和谐氛围,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他主张:“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为了使统兵将领做到勤以治事,他提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又比其类而;,,;手到者,,,,;口到者,,又苦心叮嘱也”。为了,他亲定湘军训练《日夜常课之规》七条。这些规定,看似粗浅,但其要旨却只在一个“勤”字。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因此,他要求湘军将领,一定要勤加督训,时刻不要间断。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统淮军援沪,虽已做了统帅,曾国藩还再三叮嘱他要亲自点名、看操、查站墙子。
“勤以治事”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加强了士兵与将领之间的感情,提升了湘军的战斗力和坚韧性,使湘军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顽强、凶悍的军事力量。
(二)恕以待人
曾国藩认为,部队不和的原因是由于相互之间的猜忌,不能以“敬”“恕”待人,是修养欠缺的表现。他说:“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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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进一步指出:“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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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共济,自统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他要求湘军将领:“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者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者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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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过不推诿。”曾国藩主张以平恕之心待人待物,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减少了湘军内部的摩擦,增进了湘军将领彼此之间的融洽与信任,从而增强了湘军的合力。
(三)廉以服众“廉以服众”是曾国藩在治军活动中所复强调的问题。“廉”,就是正直无私,不谋私利。他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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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勤恕廉明”为纲的将帅武德修养论
曾国藩十分重视将帅的武德修养。在他看来,能否实现利国利民的军人价值目标,将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咸丰六年(1856年)初,他在一封奏折中称:“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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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则士气消阻。”他认为,将帅具有优良的武德修养,是达到“人和”、实现“和衷共济”的必要条件。古人所提出的“智”“信”“仁”“勇”“严”等诸美德是将帅所应具备的素质。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用它作为将领的武德修养要求和行为准则。他说:“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具体说来,这四字也就是“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者可以为名将,可以为好官。
(一)勤以治事
曾国藩总结绿营的弊病有三:第一是惰气太深,将领养尊处优,只会縻饷贪污,勾心斗角,遇敌退却,不思进取;第二是军纪败坏;第三是调遣不当。而“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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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而趋功不敏。一处驰,则百事懒矣”。因此,・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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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
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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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矣。”他认为,将领只有“守廉”,才能服众,才能提升战斗力。他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尚俭朴。不妄发一文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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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他不仅在思想上对湘军将领进行灌输,口头上教导,而且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为了使湘军将领不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克扣、剥削士兵粮钱,不因小利而使将弁反目,以养将领之廉。:“’字日尊,,,。切不可处处打算,若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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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赞同孟子的“养心寡欲”主张,认为要做到“廉以服众”,保持本性良知,首要在于“养心”,主张少私寡欲,以养浩然之气。曾国藩要求将领们“守廉”,就是让他们暂时放弃眼前的蝇头小利,着眼长远,着眼大局,去收取成功后更大的利益。
(四)明以应务“明以应务”是要求统兵将领对治军和作战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了如指掌。“明”是判断是非的基础,是赏罚公平的依据,是将领与士兵和睦的基础。他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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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明”,也就是“智”,是将领应备的美德,将领如果具备了“明”的美德,则其他诸德如智、信、仁、勇等就比较容易具备。他说:“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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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的具体化就是“知人”与“晓事”。他将居高位的人以能否知人、晓事,将其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在曾国藩看来,“明”不像“勤”“廉”那样是人力所能为的事情,它带有几分天性。虽然如此,它仍然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其方法就是当遇到有事理不明的时候,要“时时向统领、僚友讲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复再问,必使了然于心然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自觉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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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心境渐几于明白矣”。总之,将领只有“明以应务”,才能对部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严明赏罚,使军人个体各有所得,从而提高他们
的积极性,使他们共同向前而不敢作乱。
“勤、恕、廉、明”四者互相联系,互为表里。通过“勤”,达到严格训练和管理部队;通过“恕”和“廉”,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改善部队的内部关系;通过“明”,正确地选拔和使用部属。以这些作为湘军的武德修养要求和行为准则,。同时,,“谦。他谆谆告,“谦,戒骄戒躁,从而。
三、仁兵爱民与“克城以多杀为妥”
的军事人道主义
在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中,军事人道主义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仁兵爱民曾国藩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的仁兵爱民道德规范。他指出,将领一定要以“仁心”对待士兵。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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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不仅不能歧视和虐待士兵,而且还要爱兵如子,要虑其愚蒙无知,则加以教诲;虑其饥寒苦痛,则加以爱护;虑其放荡无行,则施以惩戒;虑其不思进取,则加以培养。这样就会取得兵勇爱戴长上,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的效果,从而在战场上能患难相顾。
在以“仁心”对待士兵的同时,他还强调军队一定要爱护百姓。他指出:“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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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官兵是用来保百姓的,如果反而骚扰百姓,就会与用兵的主旨相违背。因为兵原本也是民,而且兵饷也出之于民。部队进驻到地方,有很多地方都得依靠民众的帮助,如休养军队、采办粮草、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等等,都需要百姓的配合与协助。骚扰百姓就会结怨与民,从而其就会反抗,这就等于是自困。因此,仁义之师,是决不会骚扰百姓的!
但是,曾国藩的“仁”心是有范围的,对于那些不服从清政府统治、参加农民起义的民众,他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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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和“劣绅”专门区别对待,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反对“姑息优容”。在湖南办理团练期间,曾国藩曾专门开设了一个审案局,在不满四个月的时间内,被他以“盗贼、土匪、游勇”等各种名目杀死的人就达130多名,他也因杀人过多而被人称作“曾剃头”。
(二)“克城以多杀为妥”
在用战方面,曾国藩很重视士兵的生命价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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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反对浪费士兵的生命去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人,他则主张多杀,。二年(1863年)五月,“,、安庆之役,,,贼中至今胆寒,去岁春夏间,所克地方未甚杀贼,当时颇切隐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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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深恨未能痛剿,实与鄙见相符。”他要属下官兵要对敌人充满“恨”,不要存在怜悯之心,不要因为多杀人而感到后悔。他对部属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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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悔之理。”
友的信中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
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1860年,江南大营被李秀成攻破后,苏、常危在旦夕,清政府强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助苏、常。,,,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曾国藩认为,作为将帅,不仅要具有求实的精神,而且要具有向军队、向国家高度负责的道德责任感,在行为选择时,始终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和军队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个人名利的得失,这样才是一个好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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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立自强,“师夷制夷”的自强御侮精神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日陷危机的时刻,这使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又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特色。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曾国藩对侵略者在华的暴行感到无比愤慨,面对“时势日艰”的局面,他一方面主张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前人“师夷制夷”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
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他一直反对“借师助剿”这一主张,虽受到外界的压力,仍然坚持“会防”而不“会剿”。他认为,借洋兵助剿,洋人每多意外要求,不仅会被后世耻笑,而且对国家不利。他认识到,要想不被列强侵略,使邻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强,如果能做到整齐严肃,百废修明,那么外国自然也就不敢无端欺凌了。他一方面主张与列强“保全和局”,为自强赢得间;另一方面则于军事、政治进行整顿,从内外两方面加紧自强的步伐。曾国藩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说:“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刓折。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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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他很注重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与使用,在这方面,他不仅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且还采纳容闳、丁日昌关于选派青年赴美
四、“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
服从命令与机断处理的矛盾,是军人道德选择
中常见的一种道德冲突现象。这一冲突常给选择主体带来道德困惑,即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机械地服从命令,可能会贻误战机或造成战略失误,从而要担负失职的责任;或不服从命令,而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应变,则又要背上抗上不尊、贻误军令的责任。如何解决这一道德冲突,提高军人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呢?曾国藩赞同古代军事家所提倡的“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他说:“大局所在,只论地形之要害,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战略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从大局着想,而不是一味盲从命令。
曾国藩受命办团练之初,清政府曾几次命令他出省作战,他都坚持不出,他在向皇帝奏明情况后表示:“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所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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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宁愿承担失职抗命的责任,也不肯做无谓的牺牲。他在给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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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建议,并力促这一计划的施行。
有了人才,国家就有了强盛的希望,但这一自强的周期相对则要较长一些。如何能在近期取得自强效果呢?曾国藩在自己的用兵实践中看到,列强之所以能屡次打败清朝军队,洋枪洋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将前人“师夷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1861年8月,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若能陆续购买,,,,英、法,。: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从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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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从而将“师夷技”提高到“师夷智”的水平。对于曾国藩进行创建近代军事工业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等自强御侮实践,薛福成曾在他死后这样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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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一日忘也。”薛福成的话,比较准确地概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精神。
在对外关系中,曾国藩主张力保和局,衅不我开。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拚是没有前途的,应当暂时忍让,为自强运动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主张对洋人采取“羁縻”政策,遵守与洋人签定的条约,力促中外和好的局面。但对进行“羁縻”政策,要讲求策略,小事可以放松一些,而对于必不可从的大事,则要出死力苦争。而为了整体更大的利益,牺牲局部利益则是必须的。如1870年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虽然对洋人的无理要求很反感,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仍然忍辱负重,“一心曲全邻好”,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在中国强大了以后,他也不主张与外国无端开衅,而应将立足点放在
保卫本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上,他说:“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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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曾,,,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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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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