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
2016-01-14 字号：
被认为起源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自古以来便于唯心与唯物主义的两个峰极间，反复纠缠，争斗不休。前半程，好像是唯心论占得了上风；下半场，又似乎是唯物主义气势更盛。
有人说，中国也有哲学。可中国若真有这种以物质存在、还是精神意识为基本问题或分水岭的所谓哲学，那中华大地上，怎么就没有持续不断地、烽火连天地上演过这同类型的大戏、好戏呢？
在我看来，中华与西方根本性的、一系列的不同，不仅在于历史、现实路径选取上的不同；也同时在于各自集群之学与智的统系构建，一个为哲学、一个为道的大不同上。
或者，可以这么说：西方，因为搞了一个哲学，便只能游走在、对峙于偏离中间中合大道的唯心与唯物之两极；中华，因为很早前便发现、锁定了道，所以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二分两极的对立与消长，于二者的中间夹缝处，一步步地向前拓展，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宽广和坚实的中合大道来。
居中、行中，肯定是极其艰难的，是需要有更大之智慧的。不过，要说难，是很难；要说不难，也只是转换一种思路与方式、，另寻一种看似艰难的可能路径罢了。
居中、行中、兼合、一统，难不难？于西方思维与理路来说，的确是太难、极难的，甚至是近乎铲除了立足之地的。因为，首先，西方人就没有一种不偏不倚、兼合统合的意愿与信念；其次，西方思维总是爱二分选一、偏极对立；再次，西方搞出来的、奉为圣殿的哲学，一开始就将物质抑或精神“第一性问题”作为了划分两大阵营的“分水岭”。如此这般，界线分明，势不两立，如何还有居中兼合、走出一统大道来之想法做法的立足土壤呢？所以，对西方取向、理路、体系与思维来说，居中、行中、兼合、一统，不仅难上加难，甚至是连一丝一毫之可能缝隙都少有的。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难、也不难？其实却并不难，那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顺风顺水的事了。
因为，第一，中国人将什么看的最重？不是一枝一节、一朝一夕、一城一池、一界一域等卓越优长，而是全局全域、总体永远的立于不败。
第二，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最忌讳偏激、偏执、偏狭、偏斜、偏极了。因为我们知道，站立与行走到任何一个分割、对峙的偏极之地，注定难以兼合，无法一统。而兼合与一统，乃是我们全面彻底地把握、应对整体与全员之自然而然世界的不二手段。
第三，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在寻道、行道、悟道、拓道的过程中，深深地明白了一个西方至今都没明白的道理，那就是：只有居中、行中，才能更好与更自然地实现兼合一统。是为“中合”，是为中道乃通往一统的康庄大道。
正是由于中国人一开始向往的、立足的、追求的、采取的，完全不同于西方，不同于西学之哲学；所以，中华为道，而不为哲学，并由此走出了一条规避与克服“西哲”之唯心、唯物二分对立基本问题的不同道来。
其实，仅以“唯心”与“唯物”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来看，便可看到西方偏极二分思维与理路的典型表现。你说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更重物质、存在、客观的等，一个是更将人的精神、意识、思维、主观等视作较为关键重要的。这还相当程度地合乎人类社会的正常现实表现。可非要在“心”与“物”的前面，强加上个唯有、唯一的“唯”字，那不明摆着，是要有意地、强行地制造出截然的分割分离与不带任何关联牵扯的两极对立吗？这种做法，不仅人为地割裂撕裂、激化对立着人们的认知，而且大多也难容于并非非黑即白的人间社会。
“唯”了“心”与“唯”了“物”之后，不要说各居一端的它们二者，那是相去甚远了；就是它们与各自阵营中那犹犹疑疑、哩哩啦啦、不果敢决绝、不完全彻底的倾向者支持者，也都非要毫不留情地划清界限了。要知道，极端之极，纯粹之纯，那怎么说，也是只能居于极顶端、极小域的极少数或极小部分。就像同样为极端地的“南极”与“北极”，在我们这个偌大的地球上，是不是怎么看，都只能是偏居两端顶之极域，少有人类集群能够大量、长久涉足的憋屈狭窄部分罢了？
越是两端的偏极域，越是纯之又纯的孤立者，就越是空气稀薄、人迹罕至。这乃是一个半规律、半常识的道理。西方之学、尤其是西哲，搞这种“唯心”与“唯物”的二选一、偏极行，便注定会使其不能够赢得更广大的主体民众，无法成为现实世界人们趋之若鹜的主干大道。这点，从哲学上的“唯心”与“唯物”之争，多半未走出思辨的“圈子”、“理论”的高墙，西方广大民众该干啥、仍干啥的表现上，便可以窥见其难为大道的本质。可见，哲学领域内的“唯心”与“唯物”，即便用道的观点看，也根本不可能称作西方的“唯物主义之道”与“唯心主义之道”，而顶大只能是视为“哲学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之道”、或“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之道”罢了。它们，跟中华之道的“天下一道”、“文明道统”、甚至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之道的道，都还不在一个同级别的层次上。
仍回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乃是两个偏极域的思路上来。既然，它们两个各自偏居一端，是各占偏狭且不大域的“南北极点地域”。那么，是不是它们在两极中间、中部的广袤宽阔领域里，便没扎下什么深根来、没做出什么建树来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会说它们不是人类的大道之为了。
中华之道的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居于中位、行中用中、兼合两极、全面一统，方能成就大道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据一方，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争了这么多年，却根本无视广大宽阔的中间地带，不顾现实社会广大民众真切的期盼，深陷不拔，隔空对骂，到头来荒了自己该做的事，留下了“从思辨到思辨”、“从理论到理论”为学之悲剧。
“西哲”，进入现代后被不断质疑、解构的悲剧，说白了，正是那些号称哲学家的他们，将自己关进、逼到“唯心”与“唯物”之偏极角落里，反留下远大于其两域之千百倍广袤中间、中部地带而无人开垦的必然结果。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便知，哲学的未来将会何等的局促暗淡！哲学的努力，将在新文明的明天多么地不堪大用！
为讲清道理起见，我们不妨将“唯心”、“唯物”与中华之道的“道”，看作是三种不同的视角、路径或看问题之方式。同样面对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包含着所有人类主体与自身之外客体的世界。对“唯心主义者”来说，其根本的想法就是，要以人的心灵、精神、意识、主观、思维等来统统覆盖和解释这一切；而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同样是想用物质、存在、运动、客观等来涵盖和解释这一切。道，也同样，只是没站在前面两者相去甚远、誓不相容的“两极”“山头”上，而是走了一个居中、拓中的路子，却同是想要用“道”的概念、统系、行用去覆盖人们所知所用的一切。
相比之下，“唯物”与“唯心”，最终之所以做不到，而道之所以在体系（或“天下一道”大统系）上、在根本上，能够系统全面地铺展开来，除了居中、乃大道之基的先天优势外，还有至少这么几个关键的因素：
一是，道或道思，紧紧贴合于、始终地贯通于自然、现实、社会实际、人的生命及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西哲之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轻视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伟力。殊不知，规定与决定人类思知的真正“定海神针”，恰恰不在形而上思知活动之中、而在形而下的亲身实践中。
二是，道，将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存在与精神等，统统地看做是一体联动、缺一不可的，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不同程度相互包含有对方成分的。如此一来，道，不仅将“唯物”与“唯心”所割舍、抛弃的大量过渡（或非典型、非绝对）部分统统揽于怀内，更为今后在“唯心”与“唯物”的高山峡谷间开拓新的人间大道，提供了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武器。
三是，道，站立在相对而非绝对的认知框架之上，视再极端的“唯物”与“唯心”，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存在着罢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全面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同样也不会有仅摒绝一切精神因素的客观世界存在。这是道、大道之论，最终能够全面战胜一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学说，最终实现最高意义之整体全员一统的根本保证。
四是，道，注意到了从总体与综合意义上看问题，与分领域、分层次、分先后、分情势条件看问题时的各种差异，甚至所形成的截然不同之结论。比如，让比较“唯物”的思想与方法在科学领域内占主导地位、让相对“唯心”的一套在人文艺术领域里大展拳脚，那是较正确的做法，反之，或据一隅而视之为总体全部，乃是完全错误的。依此方，便能使“唯物”与“唯心”之两大阵营的先决既设，解构于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现实社会实践的无形中。
五是，道，以更高更阔的境界、视域，在对我们的主体与客体世界进行着最全面、最彻底地全兼顾、全包揽，这种“道化一统世界”或“天下一道统”的追求与气概，那是“唯物”与“唯心主义”、甚至整个“西哲”，望尘莫及、无法想象的。
总之，人类未来文明之新的大道，居于“唯物”与“唯心”的山头之间，在相对互参与更多兼合的平台上步步走高，最终必然会以一种超西方哲学的站位与视域，将即便最极端彻底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阵营收编进来，从而成就全人类的道合一统。“道”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大道学”，必将给总是游移不定、非左即右、偏离中道、难为大道的“西哲”好好地上它一课，令其心服口服、俯首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