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作用
语言，作为先于文字而存在的媒介，在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语言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逐渐诞生、发展，直到后来，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而存在，更为不同阶级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服务。而语言的这种功能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也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各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积极著书立说、相互攻讦、辩论、游说于列侯之中，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的第一次繁荣，这也是空前绝唱的繁荣，此后再没有哪次言论能够如此自由，再没有哪次言论能达到这般建设性高度。而能使思想文化达到这般高度的基础，无疑就是语言。百家争鸣中，语言才是基础，没有高超的语言基础和天才般的辩论能力，且不说影响政局推动历史，恐怕都无法立足于百家之中。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语言的作用，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其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操控。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中国不仅在地域上实现了统一，而且连思想文化都操控在这位千古一帝的手中。他正是通过控制社会话语权的方式，禁锢了百姓的思想，使民有怨而说不得，只能屈服于他的威慑之下。此后，历代的统治者都一直沿用这一愚民政策。从而，语言成为扭转乾坤的一件法宝，它不仅可以为固有的统治者所用，还可以为农民起义所用。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登高而呼，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可见，语言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以至于改朝换代，除旧立新。
然而，如果语言仅仅是力量强大还是不足以改朝换代除旧立新的。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语言的稳定性。语言的这种稳定性可以见诸于圣贤的言论中。三纲五常伦理秩序作为孔孟的话语一直被奉为经典。帝王的权柄可以攻城略地改朝换代，但却不能大张旗鼓地封杀圣贤的语言。相反，帝王将相们还会大肆宣扬那些圣贤们的思想言论，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维护纲常礼教的言论。语言的稳定性体现在民众对圣贤之言的盲目信服和推崇中。正是由于民众普遍推崇话语的力量，导致无一人敢拂百家之言，否则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便造成了这一历史现象：托古改制者大有人在，而标新立异者寥寥可数。且托古改制者往往能比标新立异者更能修成正果，得以善终。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历代的兵变还是改革，都会打出权威人士的旗号。而敢于站出来高呼“荡除一切桎梏”者，在真正意义上几近无人。即使是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激进派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只不过是换中国传统权威话语为西方理性思维而已。换句话说，他们从前门赶跑了“夫子”，又从后门迎来了“主义”。本质上说，始作俑者仍为话语的稳定性，即权威。
语言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晚近历史上，语言的这种作用更显强大。在这里，所谓的中国晚近历史，专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屈辱的百年，是风云变幻的百年。而真正的历史的天空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被云雾所遮，使民众并不能从中获得正确的认知。那么，历史的云雾是由什么所构成的呢？其中语言正是构成这一云雾的主体。常言说，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为什么胜利者可以随意书写历史、歪曲事实呢？正是因为胜利者掌握了话语权，正是因为语言力量的强大，以致于它可以左右民众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通过其他介质来左右历史发展的轨迹。
历史的本真在于轮回而非进化，历史是不断地从内心转向头脑，最后堕入身体，再从身心向内心转化的一个个轮回。而历史是一片天空，时常为白云所遮掩。语言恰恰可以作为白云的一种，可以遮掩历史的天空。在中国的晚近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轮回。这个轮回是从曾国藩、王国维的内心到陈独秀、胡适之、章太炎、周作人的头脑，再滑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的身体。
在晚清时期，汉族地主官僚曾国藩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在争权夺利的官场中，曾国藩俨然成为了“不倒翁”。从奉旨办团练建湘军剿发捻到创办洋务徐图“勤远略”，曾国藩创造了一个属于汉人的神话。然而，当我们刨根究底地要去发掘曾国藩官场不倒翁的原因时，我们彻底惊呆了！因为曾国藩的一切成就屹立不倒的原因，始于四字：无言事功。没错，正是曾国藩的无言事功，让他和他的集团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如鱼得水。作为从小便接受中国正统思想文化熏陶的曾国藩深知中庸之道。
从曾国藩的事迹中，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生命本身的芬芳，这就是历史的内心。语言之于内心层次的历史，发挥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作用。他并不需要人们用耳朵去聆听，而是需要我们慢慢地用心去感悟。在晚近历史中，除了能从无言事功的曾国藩身上能感受到历史的
内心之外，便只有王国维的自沉了。与其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爱国的表现，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当孙中山设计的北伐将历史逐步推向镰刀与斧子的怀抱时，王国维断然自杀了。王国维看出了当时历史的那种滑坡趋势，于是在历史滑向深渊之前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坐标，从而以一个文化守灵人的沉默举起了历史应有的审美向度和生命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