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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由于对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由于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公民参与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而言，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利用不足。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更多地是依靠宗族和乡绅治理。传统社会中乡规民约、社会习俗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定的功能。但是，在社会改造的激烈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优秀社会和文化遗产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硬管理有余，软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解决的手段单一。虽然在形式上我国已经建立了从调解、仲裁、复议、诉讼到信访、上访等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渠道，但是，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渠道不畅通、公正无保障、效力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大量法院裁定后的案件又重新进入信访渠道，最终由领导人批示甚至包案才能“息诉罢访”“人走事了”。
四、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
尽管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较多，任务繁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迅速扩大，我国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
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这些法规或政府性规章总体上数量少，层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强。由于缺乏专门的对于社会组织，尤其对于其中的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使得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权利义务、治理结构、行为规范、变更与撤销等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同时在人员资格、职称评定、税收待遇等方面也没有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尤其是缺乏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一方面，大量来自社会的捐赠、资助，因管理不规范、自我约束不够，出现了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管理规范、努力敬业的组织因缺乏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第三方民主政治考评机制，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
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信访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等等，目前都缺乏相应的位阶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法律规定。
五、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是社会管理的最主要载体，单位办社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成员被称为“单位人”和“公社社员”。随着城市单位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表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人”最终要变成“社区人”，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和最重要载体。我国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区之外，成为“漂泊的社会人”。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在进行社区建设和管理规划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外来人口的权益和需求，外来人口处于无根和无奈的漂泊状态。少数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承担了部分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工作，实施所谓的“工厂政体”。“工厂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单位办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外来人口工作的单位主要是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缺少国有企业普遍社会福利的做法。这些企业中的绝大多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职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社会权利的保障往往压到最低限度。一些以加工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城市，常住人口达到700－800万甚至超过1000万人，但是，大街上见不到拥挤的人流，因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在工厂大门里工作和生活。
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单位办社会的格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是最近几年单位办社会的现象又有回潮。一些垄断性大型国有企业、一些有实权的党政部门、一些社会需求大的事业单位，想方设法为其职工谋福利，变相集资建房和购房，单位仍然是职工生老病死、生活福利、矛盾纠纷解决的主要场所和依靠力量。
六、社会管理人才缺乏
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据民政部门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民政系统目前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45.3万人。我国有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人，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6500多万人，残疾人口8200多万人，重点优抚对象460多万人，孤儿57.3万人，还有1.5亿老年人口，常年受灾人口1亿多人。平均一个工作人员要为1000多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目前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日本5‰，加拿大2.2‰，美国2‰，香港地区1.7‰，而我国只有0.3‰，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一方面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在性别和年龄构成方面，目前女性社会工作者远远多于男性，而且大多是40－50岁的转岗人员，新生力量严重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目前每年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中，约有70％因找不到对口岗位而被迫转行，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巨大浪费。
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效果不够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和谐稳定压力增大。新世纪以来，我国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因此，我国应加快社会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今后，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