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擅于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女性命运，并对女性深层心理进行深入挖掘，由此抨击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以唤醒女性“人性”的复归、人的意识的张扬。
关键词： 老舍小说 女性观 时代意义
老舍的作品，以多彩的笔墨描绘了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抗争与不幸，对她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并无情地鞭挞和批判了把她们一步步逼上绝境的罪恶社会，抨击了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呼唤女性价值的复归。这众多的女性形象，不仅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一
中国的文化并不是在正常的、自发的进程中与西方文化交融并走向世界的，而是在被动的、屈辱的、被侵害的地位上进入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时代，因而世界文化浪潮的冲击所产生的就不仅是正面的作用力，而且使中国文化在封建底色上又染上了西方“文明”的阴晦色调。因此在“老张”（《老张的哲学》）那里，女子最多不过是“折债的东西”，老张的妻子就是被当作折债品折给老张的，老张可以任意把她打死，李静、龙凤同样都被当作折债的东西折给老张和孙八做妾。代表西洋文明的蓝小山、小赵（《离婚》），胖校长的侄子（《月牙儿》），正是畸形文化孕育出的一批西式流氓。他们经过欧风美雨的刺激，剥下了假道学虚伪的外衣，而体现为赤裸裸的兽性人格，对女性以欺骗性的玩弄代替了封建性的占有。“西方文明”包裹下的悲剧更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此，老舍已触及到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妇女与人的关系，也即妇女是否作为人而存在。
正如老舍所感受到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可是妇女并没有得到平等。”［1］当老舍开始创作时，中国文坛上正酝酿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当他的艺术走向成熟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已经成为汹涌的潮流。真正的妇女解放，既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又取决于妇女自身的觉醒。自然，远离革命的老舍并无意从这一层面考虑到启蒙对于革命的直接功利目的，而是从一种人道主义出发，形成一种自觉的文化启蒙，然而这种自觉的追求恰恰是与“共同事业”殊途同归的。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人，他们构建现代化人格的的契机和价值尺度最初来自西方文化。老舍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小说《二马》中，就着意刻画了英国女性的独立精神。无论是年老的母亲温都太太，还是朝气蓬勃的女儿；无论是保守肤浅的马丽，还是向往自由和平、具有现代观念的凯瑟琳，她们都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而绝少对男性的依附。以西方女性为参照系，更烛照出中国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的困境。“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固然给女性争取独立人格带来了新的转机，但几千年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拆除殆尽。老舍敏锐地感到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二十世纪的新思潮也被篡改了它的原意，在中国女性身上出现了异化。汪太太（《善人》）为显示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而要人称她为穆女士；为标榜自己在国外读过书，连家里的丫头也取名自由、博爱。这些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人物”接受西方文化，只取皮毛，成为肤浅而怪诞的中西混合物。
老舍在深刻的文化反思中体现出复归传统美德的意向，对那些未受新思潮影响的下层女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小福子（《骆驼祥子》）便是带着老舍对传统美的追求进入老舍的女性世界的。在小福子的身上，闪烁出崇高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然而小福子的美德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是被残酷地逼进了“白房子”绝望地死去。老舍痛惜于传统美德被龌龊的都市所吞没，而把目光转向了乡下那些“朴素的乡民”。这种情感意向使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几乎都以娶一个“乡下女人”为最佳选择。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正面确认，老舍坚信中国现代人格的建设仍要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
二
老舍继承了“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悲剧艺术传统及新的悲剧观念，特别是深受鲁迅悲剧美学观的影响，强调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命运与社会丑恶势力形成尖锐冲突，但他们对社会的丑恶势力的反攻是不得力的。他们就像被压在磐石之下的可怜的小动物，只能微弱地呼吸，悲哀地叹气，无声地流泪。老舍关注的正是这种悲剧，即从这些性格本身所体现出的美的被吞噬被毁灭。虽然这类悲剧缺乏那种“英雄悲剧”的悲壮意识，但却有着震撼灵魂的效果，同样能激起人们的沉痛与愤怒，唤起人们的觉醒与抗争。
老舍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对广大女性获得独立自主的解放道路上进行了指导性的探索，而在于他客观地揭示了广大下层女性的真实处境。老舍认为，女性在时代大潮里被推到了以男性为主宰的无遮无挡的光天化日之下，已是不可阻挡，对广大中下层女性来说，传统的文化基因还鲜活地流淌在她们的血液中，当新思潮影响她们的时候，她们会感到茫然，感到束手无策，诚惶诚恐乃至误入歧途，这都是必然的。老舍希望新的观念能改变女性的命运，但现实是，受新思潮影响的“月牙儿”们比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韵梅”（《四世同堂》）们的命运更悲惨。月牙儿不愿走母亲的老路，想自己养活自己，但“自力更生”的梦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微神》中的“她”想自由恋爱，但“理想爱情”的梦破灭了。这说明了她们不具备知识女性闯荡社会的资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沦落风尘。从小福子到尤桐芳（《四世同堂》）的不幸遭遇中，我们感到作家对女性无法保存原有的传统美德的切肤之痛。如果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衡量韵梅、小文太太（《四世同堂》），小媳妇（《柳家大院》），她们无疑是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意识的人物，但老舍更立意于发掘蕴藏在她们身上的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她们的生活方式，赞赏多于同情。这并不是老舍怀念那个被新思潮撞击得岌岌可危的旧时代，而正是作家对妇女解放问题思考的独特之处。老舍对新思潮有着极大的热情，但又无法回避新思潮影响下处于社会底层女性的生活实况。老舍清醒地告诉人们：在妇女连基本生存权都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妇女解放就只能是一种空谈。
三
老舍在小说中从不表现所谓单纯个性解放或自由恋爱题材，他甚至对自由恋爱持嘲讽态度。在他的笔下，即使那些坚决追求婚姻解放、个性自由的女性，也只不过是仰仗男性钱财而维持自己有限的“自由”。像《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子，虽自命新潮，悖于妇道，但当丈夫不能满足其物质享受时，转而嫁给蓝东阳，不为爱情，而是为物质享受和“处长太太”的头衔所诱惑。《月牙儿》中的女儿，之所以不愿走母亲的路，向往追求更为理想的生活，凭藉的是两大精神支柱：一是流行于当时的恋爱神圣思想，二是劳工神圣自食其力。这一观念在“五四”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是极力肯定和热情讴歌的，而老舍却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他让作品中的“我”在嘲笑中埋葬了自己个性解放的梦想。
老舍不像鲁迅那样站在理性的高度，探讨妇女解放问题，鲁迅认为妇女解放首先必须争得经济权，同时女性解放建立在社会解放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当女性具备了社会角度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婚姻关系。老舍虽在其小说中嘲讽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盲目的自由恋爱，但作为市民意识极为浓厚的作家，他在这方面更多地表现为犹豫和矛盾心态。因而，老舍的女性观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感受亦有关系，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老舍说：“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2］“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热心办教育，同时还热心于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希望能把天国的理想在人间实现。因此，他不仅从传统文化观念和伦理意识的角度描写这些女性，而且从基督教文化精神出发看待人性和人的精神价值，以悲悯和救赎的情感来表现其笔下的女性。
老舍的女性观更主要是源于他将“人”放在第一位的人道主义立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发现是“人”的发现，老舍虽未直接参加，但却受到“五四”运动的巨大冲击与影响。在《“五四”给了我什么》中，老舍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3］在老舍看来，婚姻自由、妇女解放，首先应该是人的解放，人性意识的复归，他站在反封建立场上对封建意识下的受害者伸冤诉苦，抨击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并对女性深层心理进行深入挖掘，以期唤醒女性“人性”的复归，而人性的复归，人的意识的张扬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最根本和最实质性的问题。这正是老舍女性观的“五四”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老舍.最值得歌颂的事.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6.
［2］老舍.宗月大师.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117.
［3］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