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的间接现象是指语句的形式结构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相吻合的情况。作为间接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会话含义指的是因违反合作原则某一准则所产生的话语含义。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分析都以语言运用作为研究对象，间接言语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通过各种连贯关系构成语篇来发挥其交际功能。因而我们说间接言语行为和会话分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 会话含义 合作原则
一、引言
继奥斯汀1962年提出分析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创立言语行为理论后，塞尔在继承和批判他老师的日常语言哲学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从而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列文森，1983）。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一种行为，分别为“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奥斯汀认为句子意义和言外之力外之力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而塞尔则认为任何语句都有言外之力的特征，他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施事行为的关系，并于1975年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为认识言外之力的本质，解释言外之力和句子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言外之力和说话双方共有知识、会话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到的方法，从而弥补了奥斯汀理论及其本人早期经典理论的缺陷。
二、语言的间接性
只要我们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稍加观察，就可以发现语言的间接性，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这种在语言使用时“拐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性。间接地使用语言是人类语言交际的一个普遍现象。例如：
（1）甲：你和我去看场电影，怎样？
乙：我头有点疼。
（2）甲：你能帮助下我的数学吗？
乙：怎么啦？
（3）甲：周六和我们去旅行吧？
乙：我倒想去，要是下周一没考试就好了。
以上三组例句均采用间接的回答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言者在既可能选择直接语言又可能选择间接语言的情况下，出于特定的目的才选用了间接语言。例（1）和例（3）采用了间接的否定方式，而例（2）则采用了间接的肯定方式。就其表面而言，例子中两个人所说的话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或者说上下两句之间没有什么语句粘连手段把它们联系起来，但在言外行为或者交际行为这个更深的层次上，这两个人所说的话是有联系的，因而我们本能地感到这些对话是连贯的。
与直接语言相比，间接语言既费力气又冒风险，可是人们为什么要使用间接语言呢？ 塞尔指出，实施言语行为时最简单的情况是说话人说出一句话，确切地表达出了这句话的字面意义。这种情况下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相吻合，也就是说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直接言语行为。但更多情况下人们是通过间接表达方式实现说话意图的，也可以说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就是间接言语行为。
间接言语行为是一种以言行事通过另一种以言行事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塞尔指出，要理解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首先要了解 “字面意义”，即句子本身所表达的“言内之力”，然后从“字面意义”推断出其间接用意，即句子本身间接表达的“言外之力”。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意义”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者如何从言者的“字面意义”中推断出其间接的 “言外之意”。话语“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 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字义”和“用意”的区别。在交谈中，“用意”基于“字义”，但比“字义”更丰富。在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说话的用意之间常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义”。“会话含义”无疑是间接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
三、会话含义
话语并不只限于会话，但会话是话语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也是话语分析家研究得最多的一种话语形式。会话分析是指对人们进行会话的方式以及涉及话语的社会交际的其他形式的发现和描述。会话含义最初是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提出来的。他指出，为了保证言语交际的正常进行，人们均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具体分为四个准则： （1）质量准则（话要真，证据要充分）；（2）数量准则（话语信息要适量， 毋过量）；（3）关联准则（话语要有关联）；（4）方式准则（话语要清晰、明确、简洁、有序）。简言之，会话含义指的是因说话人遵守或违反某项准则而由听话人结合语境所推导出的超出话语本身意义的另一层意义。会话含义通常分为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前者指的是由于说话人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所产生的含义，后者指的是因说话人违反某项准则而产生的含义。
略微注意一下人们的日常会话便会发现，会话含义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人们说话常常话中有话，带有弦外之音，这种字义之外的意义不是一般语义理论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借助言者的常识、共有知识、推理能力等。会话含义指的是在某些支配有效和可正常接受的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从话语形式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即隐含在字面意义中的言者的真实意义。众所周知，四条准则是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具体化了的合作原则，言者通过不遵循某条准则来产生会话含义；同时，无论是言者还是听者都知道言者还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也就是说，言者违反合作原则只是个表面现象，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他仍然遵守了合作原则，违反准则也是遵守合作原则的一种方式， 一种表现。
大学听力材料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以会话形式出现的，言者与听者之间一问一答，针对性强，节奏明快。前面谈到的语言间接性在听力会话中常有反映。人们在交谈时，总是不坦直地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而常常是含蓄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
（4）甲：你要去参加乔治的生日聚会吗？
乙：听说莎莉要去。
（5）甲：我的汽油刚用完了。
乙：哦，附近有个加油站。 摘要：儒家中庸之道是历史经验积累和浓缩的产物，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们民族的个性和特色。古代文学作品只有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等方面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里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中庸，才能重建并凸显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
关键词：古代 文学作品 中庸思想 体现
近年来，发掘、整理、保护、继承和发扬民族遗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够，不少泛着历史光彩的物事正在褪色、消亡。因而，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儒家中庸之道能否经世致用，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儒家中庸之道的由来及其涵蕴
中庸之道也称中道或大中之道， 它是历史经验积累和浓缩的产物。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孔子和比他晚出一个半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把中庸视作最好的德性， 大力提倡。使孔子感到痛心的是周代后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人们多把中庸抛在一边，不再认真踏实地履行了。《中庸》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在《中庸章句》的篇首说：“中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 平常也。”这里的“无过不及”从孔子的“过犹不及”一语衍化而来， 是对中庸最明白最恰当的解说。就文学欣赏而言，任何作品都是新颖、独特、个性化的，但在实践中，古代文学能否达到这样的效果，关键就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严守中庸，即在对立统一的几对矛盾中遵守平衡之道。
二、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结构的中庸之道
古代文学作品应该包括内容意义和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以诗、词为最根本阵地的古代文学，其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形式结构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用以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内容意义是作品中所描写的渗透了作家思想情感的社会生活。形式与内容之间体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内容，形式无法存在，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法闪现，二者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作为文学研究，尤其是在以含蓄蕴藉著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更是应该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既要析出其在布局谋篇中的妙处，又不穿凿、拆散“七宝楼台”；既要解悟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审美意义、哲学思考、又不附会诸般“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风貌。现今的诗词研究者也常会做类似的事情，或是一首诗词只剩下起承转合、伏应断续，或是要从一首小小的诗词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学思想”、“重大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应该说这样的研究都是有失偏颇的，是对古代文学作品价值的破坏，对读者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阻碍。对古代文学作品形式结构和内容意义的研究，可以有所侧重，也可以作一定的扩展和深挖，但前提必须是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出结论时更应严守中庸。
三、古代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中庸
古代文学作品的对象，是在古代社会出现并流传的，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旧传播并备受关注。这种作品具有过去性、历史性，是历史与文学的交融。古代与现代，虽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必须承认，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无论是社会的状况、思想意识还是读者的范围、接受标准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表现了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矛盾。如果单纯考察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情况，分析作品在其产生时的思想和艺术，就会与现代的读者阅读产生比较大的距离，无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如果一味地用现代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观点来关照古代文学作品，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却古代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趣味，同时会最终造成读者的厌弃。比如，以下这样的研究就会破坏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的是商人蒋兴哥与其妻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但蒋兴哥出外从商时，三巧耐不住寂寞被人引诱与另一个商人陈大郎通奸的复杂的爱情故事。在对这一篇作品的研究中，学术界出现了若干种区别很大的观点，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文学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关系的界定。几乎对接“是一出在道德上与心理上忠实于爱”，“三巧全心全意，正是这种爱，纯洁了她的意识，以至于与处同样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彻底摆脱忧虑的坦然，道德上令人清爽”。而徐朔方先生《论“三言”》一篇中，则认为，作品强调“少男少女，情色相当”，三巧与陈商之间的所谓爱情，只是“情色之娱”，不配作为爱情看待。这篇小说不是对礼教的否定，而是对爱情的否定。前者的观点是以现代的角度在考察作品，体现的是当代人对人性的认识，后者则立足于作品当时的道德和思想基础，没有现代思想的参与。两者都失于偏颇，没有能够体现出一篇有着产生于古代而流传于现代的双重性质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四、作家与读者的对古代作品的中庸态度
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是发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作为文学，它的发送者是作家，媒介者是作品，读者是接受者。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而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同样决定于其对作家和读者的解读是否是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是否能够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其能够更好地沟通。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这种沟通尤为重要。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能够立足于作家当时的创作背景，从作家角度正确解读其在作品中蕴含和宣扬的意识，而后要关注作品在长时间的流传中意义与价值的转换，然后立足现代体会新的阅读角度、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期待，最终找到古代的作家、古今并存的作品与现代的读者之间的中介点。明确作家与读者因古今时代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差异，以及其间由于共同关注一部作品带来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发掘或引导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能使作家的创作意图被充分地理解。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古代文学作品者就应该有既客观又主观的身份定位，在作家与读者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也就是严守中庸。否则，就与一般的读者无异，无法完成作为研究者应该完成的任务。
几乎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进行研究。尤其是那些优秀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常被学者研究。因而，一些作者认为要想作品不乏味，要想出新，似乎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在某一立场上，对其钻研到极致。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条死胡同，反而把结论与作品推得更远，导致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作品本身的价值完全间离，也就失去了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因而，只有在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及其他许许多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儒家中庸之道，才能够得到真正符合历史实际、时代实际、作家实际和读者实际的观点。这样的作品才能长久流传、经久不衰而又韵味十足。
参考文献
[1]徐应佩.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夏至轻.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徐朔方.小说考信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