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13-04-17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近一段时间,应该说是政府换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从政策层面到理论界,一直到公众,大家都在探讨。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起点,就是未来中国经济要往哪里去?未来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一些危机?会不会出现一些风险?中国经济会不会仍然有过去这种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在?

与此相关,探讨的就是中国所在的这样一个全球,究竟危机是不是真正的过去了?也就是说当时08年大家一直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衍生出全球性的危机。那么到现在,这个危机究竟是不是过去了?未来全球的经济发展会往什么样的地方去?这个是我们看待未来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当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起点。因为这些是经济基础性的问题。

一、经济危机大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作为研究者,认为当前无论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的年代。我们知道,仅仅在2000年左右,当时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大家对于未来的前景都是充满了憧憬和乐观。从中国的角度,当时马上要加入WTO。从全球的角度,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那么在2000年,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所谓的网络泡沫破灭了。但是这个破灭,并没有真正的从本质上冲击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反而在2000年到2005年、2006年左右,各国经济都迎来一个所谓黄金增长的时期。当然这个黄金增长的背后,实际上本质上靠的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金融创新的泡沫。因此,又维持了一段繁荣的时间。到2007、2008年,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本上把这个泡沫给戳灭了。自此之后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动荡的年代。

(一)经济危机仍在深化:旧患未除,又添新忧

在当前这个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提出一个首先的基本判断,就是全球的危机目前仍然继续在深化。虽然很多专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政策层的一些人士在前几年也不断地认为全球经济已经逐渐从2007年、2008年的低谷进行复苏,危机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现实中大家逐渐看到,实际上全球性的这种经济和金融的危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旧患表现一:全球经济失衡

这里面我列举了一些主要的表现。所谓的全球危机继续深化的一个表现,就是旧患未除。过去一些毛病仍然存在。旧患未除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方式在过去谈到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东方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典型的区别。那么中国,我们叫做储蓄率过高,当然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含义。在国外,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它是储蓄过低,整个经济体系当中都没有什么储蓄,基本上靠负债来度日。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福利又非常地高。这也是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说美国人非常富裕,并不是说他们的国民储蓄非常高,也不是说他们居民的财富有多么高。而是很大程度上是意味着他们有过高的消费,有非常高的福利。当然这个高消费、高福利背后,依靠的实际上是一种对外的负债。 有一个流行的概念,诸位不知道从媒体上以前注意过没有,叫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就是指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低,消费过度,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储蓄又过高。这是一种典型的所谓经济失衡。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旧患表现二:经济结构问题

再有一个旧患,就是所谓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典型的问题,一个是产业空心化,一个是服务业过度发展。这里产业空心化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从2001年到2006年,就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整个五年多的时间里,从中国到美国,到欧元区国家,到日本,到一些东欧国家、中欧国家等等。很大程度上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整个经济的重心都转向了所谓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上面。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泡沫的发生也是与这样一个产业的空心化是有关系的。

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德国,为什么德国受到本轮危机的冲击比较小呢?因为德国在2000年之后仍然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关注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典型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20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两德合并之后,持续接近10年的时间里,有一段时间大家叫德国是“欧洲病夫”,一直到2000年左右还叫“欧洲病夫”。但是本轮危机之后,明显地德国,无论是受危机的冲击影响,还是在复苏的过程中的表现,都远远地好于其他国家,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欧洲的救星。

启示一:

这个从根本上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落在制造业身上,要真正依靠制造业的发展,依靠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典型的启示。 启示二:

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服务业过度发展。服务业过度发展,可能有些同志有点疑问。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提产业结构调整,一个基本的概念,适度降低第二和第一产业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目前从全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它并不一定对这个国家经济体系是最有利的。比如说像很多美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南美、中美的一些国家,它的服务业比重现在已经非常高了,有的甚至到了70%、80%左右。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经济弊端很多,经济问题非常深远。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第三产业一定比第二产业更加好,更有优势。而是说第三产业服务业当中的高端服务业,这是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像南美很多国家,虽然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之后,从事的仍然是一些低端服务业,比如说跟餐饮、日常的一些人的衣食有关的一些低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它本身附加值比较低,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大量的劳动力涌入这些低端服务业,反而使得这个生产效率降低,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患。

旧患表现三:金融结构问题

另一个旧患就是金融结构,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术语叫过度杠杆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泡沫的蔓延。07年当时爆发的次贷危机,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些基础的资产可能像一些烂苹果,而金融创新就是给这个烂苹果增加各种美丽的包装,而不断一步一步的创新,就为这个包装增加了更加精美的包装。突然有一天,有人想打开包装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结果发现是一个烂苹果。由此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的链条反应。这个在危机过后,我们非常不幸的看到,很多07年、08年出现的问题,到09年、10年左右重新又出现了。尤其是在华尔街这样一些大型的投行身上,他们在危机之前做的很多衍生品交易,现在的规模又重新进行扩张、扩展。所以非常不幸的是,只要有巨额的利润吸引,那么这种国际性的投行机构和金融机构它就会不断地继续进行这种存在巨大泡沫的金融创新。

金融结构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只要解决不了,那么未来10年,或者是十几年,那么总要还要用另外一次危机来解决这种过度创新当中出现的泡沫,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旧患表现四:财政结构问题

再一个旧患就是所谓财政结构。各个国家现在的赤字率都很高,政府债务率都很高。这个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中国政府不一样,它是没有资产的。它如果想进

行一些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或者是刺激经济的一些措施,它必须靠大量的举债。一方面没有资产,一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比较差。因此,全球各国的政府现在都是一种债台高筑的现象。相比而言,虽然我们国家显性的和隐性的政府负债率目前在不断提升,但是中国政府有一个好处,是全球最有钱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有使得我们短期内的问题不大。长期内肯定还有问题,但是短期内中国政府是最有钱的政府,因为国有土地那是属于政府资产方的资产。那么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还有国有金融企业的股权都属于政府的资产。而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政府的资产方、资产几乎没有。因此,应对冲击的能力明显差了很多。

新忧表现一:货币的泛滥

新的忧虑很明显有几方面:一方面是货币的泛滥。我们知道近期大家谈的货币战争的概念,虽然说学届对于《货币战争》这本书有很多批评。但是目前像美国、日本、欧元区国家都采取这种宽松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它客观上就起到了一种货币战争的效应。本质上造成了全球过多的货币泛滥。

如果关注了本世纪初的现象,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谈到06年、07年的危机为什么爆发,一个是金融创新过度,另外一个原因是从01年左右,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个国家,为了应对网络泡沫所采取的这种几乎零利率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的货币泛滥。大量的货币到各国的资本市场上购买资产。

现在看到,在本轮危机之后,导致07年危机发生的因素又重新出现了。那么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只要条件不变,那么未来金融创新过度、货币泛滥这样一些因素又会重新导致新一轮危机。就目前的展望来看,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危机之后的反思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引起上一轮危机的一些根本性矛盾。

新忧表现二:政府债台高筑

第二个新的忧虑,政府的债台高筑,政府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像欧元区国家很多已经濒临了破产的边缘。再有一个,我们叫松懈的市场纪律。所谓松懈的市场纪律,就是危机一旦发生,在经济没有危机的时候所遵循的一些市场原则也都被放弃了。一个最简单的,像这种所谓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各个国家以邻为壑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了。而这种发达国家所谓过去所遵循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一些原则,它也逐渐被放弃了。

在危机过程中,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于美国的市场也进行了大量干预,甚至政府直接出手救助各类的金融机构。这个就表现为它过去长期遵循的市场纪律越来越松懈。

新忧表现三:社会动荡不安

最后一个,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伴随着危机,必然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目前这种社会动荡已经不仅仅在过去所谓的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逐渐影响到像美国和欧洲这样一些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前两年所流行的这种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就表达了中下层受到危机损害的一些人,对于政府把大量的资金用来救助大机构、大企业所表达的不满。

那么现在在欧元区国家,很多面临欧债危机冲击比较大的国家里面,同样遇到了这种社会的动荡性问题。即使在我们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矛盾的积聚也是越来越明显。这里面全球都遇到一个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的状况。这种状况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与2000年左右各个国家人们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印象中,2000年左右最流行的词汇就是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村,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

但是经过了10多年的变化之后,我们发现全世界又重新回到了起点,世界大同的这种理想似乎离大家越来越远。因此,这是一个重新面临的真正的全球愈加动荡的年代。

二、全球危机的长期性

(一)以邻为壑:真实的货币战争

按照最新的判断,全球危机的长期性,大家越来越认同。那么2月份刚刚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大家公认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复苏表现是不太好的。另外,像发达经济体未来将有一个新的常态,就是高负债、高失业、低增长和低投资,他们出现一个新的常态。

从去年以来这种情况来看,事实上的一个货币战争,虽然我个人也不太认同《货币战争》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文学小说的创作,很多是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也可以描述现在各个国家都以邻为壑的这种货币泛滥的状况。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印的货币越多,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有利于出口,尤其是本国货币,如果是作为国际性的货币、国际性的支付手段,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本国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由全世界都来承担,由其他国家都来承担。因此,宽松型、扩张型印钞票的这种货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以邻为壑,国与国之间的一种货币方面的竞争。

美国我们都知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进行了好几轮,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他们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地明显。我们知道美元它是国际性的货币,所以他们要进行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反过来说,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一个不好听的说法,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为了未来我们能使得其他国家能够承担一些我们应对危机的成本。通过输出人民币,那么同样也可以向境外转移一部分通货膨胀。

为什么我们现在叫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呢?就是人民币走不出去,整个新发行的货币就是在国内这么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当中运行,它无法走出到国外。这样自然使得本国人民更多的承受这种高通胀的成本。所以未来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实际上目前这样一个各个国家之间以邻为壑的这种货币战争的状态是越来越明显。

(二)塞浦路斯危机

1.塞浦路斯危机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媒体上比较流行的一个事件,就是塞浦路斯的危机,这是典型的当前国际危机的一个缩影。所谓危机,我们看塞浦路斯遇到了很多问题,它的经济、它的银行业都快崩溃了。前段时间为了防止银行业的崩溃,塞浦路斯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把银行里面所有储户的存款冻结。比如说有一些比重,个人户口的存款在10万欧元以上的要征多少税,在几十万欧元以上的要征多少税,一次性的把储户的存款减计。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有人开玩笑说叫“欧洲版的国五条”。这个在国外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些讨论,因为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政府用行政的权威直接掠夺民间的财富。

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跟欧洲这一系列危机是连锁的效应,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是一个出现问题的国家,在希腊出现问题之前,塞浦路斯的银行把很多储户的钱都投入到希腊的贷款和债券当中。希腊出了问题,它就出现了连锁效应,目前也向欧元区,向国际金融组织提出了救助申请,成为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第五个出问题的欧元区国家。

2.为什么塞浦路斯事件引起广泛争议?

塞浦路斯这个事件为什么引起广泛的争议?因为背后还有一点点阴谋论的味道。因为塞浦路斯是一个著名的离岸中心,它在银行里的存款,很大一部分都是俄罗斯人的钱。过去俄罗斯的富商、富豪已经把塞浦路斯作为一个典型海外洗钱离岸中心。这里就出现了,如果塞浦路斯冻结10万欧元以上的存款,那么冲击和影响最大的肯定就是俄罗斯,对俄罗斯的这种富裕人群冲击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欧洲和美国想通过逼迫塞浦路斯,来间接的把俄罗斯也拉进来,让俄罗斯也来出钱救助塞浦路斯。如果各方达不成共识,那么塞浦路斯很有可能成为欧元区内首个破产的国家。

3.欧盟为什么要救塞浦路斯?

那么欧盟它为什么要救塞浦路斯?最大的原因就是保住欧元区不解体,避免信心的崩溃。因为一旦欧元区解体,那么这个改革在历史上所谓的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改革,就从形

式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崩口,未来整个欧元区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必然会受到重大冲击。

4.塞浦路斯事件启示

现在就这个塞浦路斯事件背后,实际上可以看到,既有政府方面的一些危机,还有金融方面的一些危机,还有现在国际上流行所谓阴谋论和政治上的危机,这也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把经济、政治和金融方面的因素纠缠在一起。

而解决这些危机,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现在应对这种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肯定是首先以本国利益为主。现在在处理国际金融经济竞争和危机当中,唯一依靠的最合理的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功利主义,这也是应对危机给我们提出的启示。那么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国际主义,需要的是功利主义,需要的是一定程度上的利己主义。

三、中国的经济问题

谈了国际性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可以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这里面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我认为中国经济长期来看仍然面临比较重要的危机挑战。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这样的讨论是经常有的,尤其是经常成为海外学者讨论的话题。早在上世纪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银行业在2000年左右,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发放了大量的贷款,出现了很多不良贷款,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破产了。那时候就有人谈到中国经济崩溃论。

(一) 中国是否会陷入危机?

1.中国并未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

那么在本轮危机爆发的时候,07年左右,又有人讨论中国经济是否陷入了问题?现在随着新一届政府上任,谈到中国经济会否陷入一个长期低增长的状况?会否陷入大危机的挑战?我觉得虽然说经历了97年和08年两次全球危机的冲击,但是这之前的几次状况,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不是一场真正的经济危机,只是周期性的低谷。从08年开始,国内人的消费、购物还是各方面,给人感觉好象离像美国和欧洲那样的情况还离的很远,某种意义上看,它只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并没有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

所谓真正的危机,最通俗的现象就是生产过剩、企业利润下降、经济箫条、失业、通胀等等一系列令人觉得崩溃的因素。1929年的全球大危机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样板。之后危机实际上更多是一些局部的影响。

2.为什么危机越来越近了?

首先对于我们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应该说和全球经济的这种波动性是越来越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的外向性程度越来越高,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高。 刚才谈到2000年美国引领的一个所谓新经济时代终于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一说美国经济,大家都觉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期,也就是以互联网、IT、信息所引领的一个高增长、低通胀时期。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全球的经济到了一个畸形发展的时期,跟我刚才探讨的问题是相关的。畸形的马车,首先作为需求拉动,有两大野马,一个叫做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发达经济体,我总结了一个概念叫古巴比伦式的消费失控。我们知道古巴比伦当时在最繁荣的时候毁灭掉,在他最繁荣的时候,消费注重失控,居民都限于这种贪婪的狂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出现的问题有类似之处。第二个拉经济马车的野马是新型经济体,这种低效的饥饿式的投资扩张。

为什么说这两匹野马吗?大家从媒体上谈经济增长的时候,通常说GDP有三驾马车,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出口。这三大马车在短期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那么除了这两匹野马,还有一个车轮,一个是金融创新过度,一个是政府预算的扩张。还有一个马鞭子,我把它叫泛滥的货币。所以过去是这么一个比较畸形的马车在跑。

08年的危机使得这个马车散架了,为什么?因为过去01年到05年宽松的货币,从

06年开始紧缩,货币的紧缩,没有马鞭子,没有过剩的货币,那么在金融市场上和地产市场上,流动性出现了问题,他们的车轮就垮掉了,消费的野马也垮掉了。唯一使得大家渡过08年危机的,我觉得归根结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新兴市场的投资,尤其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仍然在进行城镇化,仍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全国都是一个大工地,直接和间接的拉动了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刚才我也谈到了,在危机之后,在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在经历了阵痛之后,过去的货币泛滥又重新来了,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又重新有了,一切曾经有过的问题又出现了。现在看起来,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马车仍然是在前行,但是值得我们担心的,刚才也提到了,导致08年危机的一些前提因素,现在又纷纷登场了。而拉着这匹马车渡过08年危机的是新兴国家的这种投资,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投资的高增长会结束,也就是说以中国、印度等等这种金砖国家它的投资的高增长,总有一个临界点,你到了那一天城市规模就会相对有限,就不会有大量的人群涌入城市当中。

在很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可以看见,到处都见不到多少建筑工地,那就是我们这样的国家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到那种情况下,依靠投资拉动的这样一种经济的马车,它就难以持续了。所以对于全球来说,能够渡过08年的低谷,中国的因素起到很大作用。

我之所以想谈这个,想反过来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之所以还谈不上经历一个真正的危机,外因是因为全球所谓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的成为经济方面的一个彻底的危机。另外,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也是预算能力最高的政府。还有就是城市化带来的重要的投资拉动作用。

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观点,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假如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百病缠身的全球经济马车届时真正垮掉,而到那种情况下,中国这种依靠高投资拉动的这种畸形发展模式也难以持续,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对于全球渡过危机难以做出新的贡献,那么自己也会真正的面临内忧外患,陷入一场真正要通过危机来解决的这样的困难。

(二)从生产和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问题

1.生产角度

第一,产业结构

第一,过去30天中国产业结构一个基本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迅速地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因此,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行转移。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工业比农业的生产效率要高的多,因此带来经济的这种快速增长。

这里就遇到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目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第二产业越来越饱和,工业的很多领域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那么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人口资源向第三产业和服务业进行转移。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还远远低于制造业,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左右。这就产生了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的时候,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进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成为一个长期趋势。所以我们未来强调的产业结构调整,我觉得更多的是转向于高端的、先进的这种服务业,而不仅仅是这种低端服务业,这个可能是未来政府政策调整了一个导向,不仅仅是说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一个转型,而是说服务业着眼于高端层面。 第二,生产要素

如果进一步从所谓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来看,虽然大家可能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也可以直观的看,以前说生产,怎么样来生产?无非有几大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技术进步。这是影响一个国家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其实都是阐述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要依靠这几个基本因素。

首先中国已经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贵了。随着所谓的计划生育长期导致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缺乏、老龄化社会的后果已经越来越体现了。所以在这两年,在“两会”上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专家,越来越多领域的人谈到要放开计划生育。因为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所支撑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廉价不行了,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同时劳动力的数量也变得越来越缺乏。

其次就是未来资本储蓄率是逐渐下降的。

还有就是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喊了很多年,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喊,但是现实当中很多研究证明,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技术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这里有很多因素。既有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像房地产,像一些垄断资源行业这样一些阻碍技术进步的领域,也有所谓的跟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比重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政府可能在某些层面没有充分激发出市场自发技术创新的这种动力。

总而言之一个结果,技术进步在我们国家做的贡献度,通过研究发现,并不是很高。喊了长时间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并不高。在三大要素的作用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实际上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最起码未来的好像是用之不尽的劳动力,非常充足的资本,未来要转变了。

2.需求角度

那么从需求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到2020年左右,投资的拉动力会逐渐弱化,使得所谓的GDP的三驾马车,也可能是难以维系。

企业效率下降

当然要应对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无非是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入手,当然这里面可能说太多理论性的东西,大家觉得比较复杂。比较总结一点,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企业的效率在下降,企业普遍的边际资本回报率在下降,背后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因于政府管制过度、预算规模扩张过度等等所导致的结果。 药方一:重新进行二次改革

那么要解决危机,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重新进行二次的改革,来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这种放权让利的状况,既要约束国有资本的低效扩张,也要在要素市场打破垄断,更应该大力促进草根的、民间的技术进步,促进民间的创业和创新,并且以新的教育理念来优化人力资本。这个都是一些可着手的方面。很大程度上,正如过去所说的好心办坏事。就是政府有时候想做更多的好事情,即使想做更多的好事情,但是在现实当中往往也会走向反面。 正如现在经常说的顶层设计一样,我个人感觉顶层设计这个概念,首先它值得商榷。因为顶层设计隐含的概念,就是一个精英政治,一批精英能够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发展轨迹有全方位的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种完美体制不可能出现。所以过度强调顶层设计,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顶层设计它不是设计一种政策、方案和路线,而是设计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设计这些不会经常变的东西。另外,也受到人们的理性所限,那么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

药方二:国家支撑

第二个应对的药方,我们觉得当前之所以中国还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国外的各界虽然表面上在研究当中不说,但是实际上都知道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政府的现金流量表、收支虽然出现了压力,但是资产负债表不错,有庞大的土地资产、国有金融和非金融资本来支撑负债方。我们都知道,对于企业来说,这么一个好的资产负债表,那么同样能够使得它解决现金流的一些危机,它可以用这些钱来抵押,也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融资。 但是,未来一旦出现经济下滑、信心丧失,这样庞大的资产同样会成为炸弹。做企业的同志都知道,在危机当中,企业一些难以变现的资产,一点用处也没有,无助于企业解决自己的破产危机。所以来提前未雨绸缪的优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紧缩政府的规模,这也是一

个重要的选择。

通过研究我们知道,如果仅就税收收入来看,那么现在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0%左右。加上这种在财政预算公布的财政收入也就是20%多,但是另外有一个叫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概念,加上政府的基金性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还有国有企业的这种利润上缴收益等等,这样一些全口径加起来,实际上政府所能够控制的这部分财源占GDP的比重,可能估计已经达到40%,甚至50%,这样一个比重实际上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政府资源在经济体当中可能是控制的有点多,出现了一点过犹不及的现象。

药方三:强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再有一个,强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虽然参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是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我们在参与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当中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以欧美国家的这些监管部门的人员主导,我们国家的人员基本提不出什么东西来,都是人家提一些意见,涉及到你的,你顶多去解释和反驳。表明了什么?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树立一个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竞争的一个合理定位,来承担你的职责,来主动提高话语权。过去我们叫自己没有话语权,但是现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这种活动越来越多了,进入可以有话语权的场合也越来越多,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拿到话语权,这个就是应对国际金融竞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如果这个做不好,未来你只能为发达经济体的转型买单。

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游戏规则玩的最好的就是美国。美国明显在危机之后,到处都说自己问题很大,到处哭穷,但是可见美国目前经济体倒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感觉它是缓慢的进入复苏。现在问题越来越出现在像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所以危机过程中,大家经常开玩笑,说美国人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他到处哭穷。中国人问题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到处说我们没问题。这个可能反映了不同的一个心态。

所以未来如何更好的应对这种国际金融危机,避免被其转嫁成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本轮危机,大部分国家都为被美国转移了危机成本,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美国的一切政策都不是国际主义的,都是以本国居民的就业和福利为准的。

总而言之,我始终坚持认为只要进行第二次比较彻底的经济和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应对未来的危机挑战,把经济危机变成只是一些周期性的波动,否则就只能如教科书中所言,靠这种所谓的痛苦的经济危机来解决潜在矛盾,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而是在这个10年末期,从政府到学界,到每个人都切身需要准备的,需要感受到一次经济生活当中的挑战。

四、未来宏观经济预测

社科院做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可以看到未来潜在增长率是逐步下降的。当然这个宏观预测,本来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算命,因为它中间涉及到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从趋势上看,我们觉得是合理的,未来这种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逐渐很明显的。我们从过去时刻以8%作为基本一个合理经济增长的底线,甚至未来会逐步落到6%,甚至5%,以它作为一个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常态,所以未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经历这种真正的转变。

(一)中国经济要适应什么样的节奏

与此相应的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经济要适应一个什么?适应一个慢节奏。过去跑的太快了,现在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慢的节奏。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所谓淡化增长目标,强调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思想可能时刻贯穿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我们想用短短的几十年迅速的超越很多国家,迅速地使很多人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所谓这种大干快上、后发超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一直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核心思想,也就是弥补失去的几十年的岁月。

但是如果从78年改革开放开始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的阶段,就不能像20多岁的时候老是奔跑,老是蹦达,就需要思考一下,未来是否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同时,也要回答好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么快速的增速,在全世界都少见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长期接近10%的这种高增速是否会持续?我们都知道人如果长期保持这样一个高兴奋状态,比如说运动员,那么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兴奋剂,这样一个经济体它长时间保持快速的增速,它背后肯定有一些非常正常的刺激在里面。刚才我们谈到了,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结束,还有资源稀缺性等等一些因素导致较快的增速已经不可持续了。

(二)较快增长能否解决现有矛盾和问题

过去一个流行的主流概念,为什么要8%?8%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潜在的GDP增长率,达到了8%,经济当中才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不到8%,那会出现失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谓较快的增长,持续了这十几年,解决了经济社会当中的一些矛盾吗?没有解决。失业率是在上升的,收入分配的差异性是在增大的,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是越来越差的,包括以现在所谓的雾霾天气为典型代表。另外,计划体制的复归越来越严重。种种问题,它根本没有通过高增长来解决。因此,这种所谓的高增长它是依靠兴奋剂来刺激的,它只是掩盖已有的一些矛盾,把矛盾推到以后再来解决,最终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一个回答。

判断经济增速是否合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通常我们以8%作为是否合理。但是8%是否合理背后本身就有很多的学术研究、模型构建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或者说理论与实际不太相符的一些因素。因此,如果我们单单只关注GDP的话,那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收集了各个省份,没有经过调整的GDP,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各个地方的GDP几乎没有任何波动,给人的直接感觉是它没有任何统计特点,基本上这一年比上一年非常有规律的加了多少。这个背后,不得不令人怀疑GDP数据背后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否有一些人为制造的因素。

因此,在多年高增长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业绩、企业的技术进步、企业的效率,很多没有根本性的改善。那么居民的收入和福利也并没有相应的足够的提高。因此,这个增长的背后就有水分。

(三)经济增长慢下来是否是好事

最后一个,判断经济慢下来是否是坏事情。过去我们经常以欧美经济比较慢,甚至是零增长作为反差。因此认为我们越快越好。但是现在看起来,蛋糕做的越来越大,享受蛋糕的主体却不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如放慢一下蛋糕增长的速度,把这个蛋糕多放在分配和结构调整上,放在实现效率上,把资源留起来,稍微慢一点发展,等到这个结构相对合理再扩大蛋糕,那样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社会都接受的一个合理状况。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概念,我觉得值得大家注意。诸位如果关注日本的话,可以知道日本过去有个非常典型的概念,叫逝去的10年。也就是说日本在上世纪末,在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它的经济陷入了衰退,它这个10年停滞不前,他们的社会受到很大冲击,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但是很多人没有关注到,在这所谓日本逝去的10年里,它的就业率、居民的福利,还有日本持有的海外资产,它的经济结构,很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那么经过日本所谓逝去的10年之后,日本对外贸易占GDP的比反而也上升了。那么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这种经济的放慢,对于日本的利弊究竟在哪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快速的增长很多年,与经济一定程度上放慢一点,重视内部调整,相比来说,最终谁能笑到最后?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追求规模的这种状况,已经形成了一个共有的困局,谁都觉得是有问题,但是谁又跳不出来。正出过去黄仁宇写历史的时候,说大历史观什么的,你处于这个时代当中,

你根本无法看清楚这个时代的走向,你只能是这个时代被动的承受者,但是你作为后人,你回顾历史,你可能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从经济增长模式上,我们可能要打破这种所谓宿命,历史的宿命。这个从根本上,我觉得一个着眼点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把政府过度的想在经济当中做太多的事情,过度的想太多的把经济做好,跳出来,很大程度上想做的更多不一定做的更好。这个虽然是大家学经济学的已经谈的一个非常泛滥的话题,但是往往泛滥的话题有可能是真理。

如果对经济研究有兴趣的人,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有一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著名的专家,他当时说过一句话,给总统做经济参谋,实际上经济学本科水平就足够了。为什么?因为本科经济学教材里面讲的实际上是一些最原理性的东西,比如说供给大于需求,肯定会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虽然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不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情况肯定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当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正如政府不应该干预过多的市场一样,这同样也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虽然它是一个平庸和泛滥的主题,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往往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选择。而在现实当中讨论的太极端的那样一些主题,虽然能够吸引决策者,吸引公众,但是它往往是错误的。最真实和最合理的生活往往是平淡无奇的,所以最合理的经济发展状况往往是一个中性状况,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也不能放任一点不管。当然这个结论有可能对多数人来说是没有兴趣的,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些刺激性的、挑战性的或者是极端性的一些结论。

(四)挤出增长中的水分

1.外延的水分

与此相应的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把这个增长当中的水分挤出来。有哪些水分呢?一种叫外延的水分。外延的水分是什么?就是没有形成生产能力,或者虽然形成生产能力,但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一些投资所对应的这部分经济增长。比如大家关注各个地方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路造了一半,用不上。有些地方,这个县与那个县之间造了一个桥,因为协调不上,桥也用不上了。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新闻,某个地方盖了一个什么高架桥,但是那个高架桥只有不到一人高,大家得低着头钻过去,当地政府说谁爱过谁过,不爱过从别处过。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典型的外延水分,没有一些形成真实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的一些投资。

2.内涵的水分

挤出内涵的水分。就是说用过多的投入产生定量的增长,浪费了过多的资源,消耗了过多的资源来产生一定的增长。这种浪费应该说在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增长过程当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比如说像山西这种煤炭大省。

3.生态破坏的水分

另外就是这种生态破坏的水分。生态破坏的水分太明显了,尤其跟大家切身相关的雾霾天气。我本来以为北京以前也就是这样,只是说今年以前没有关注到,但是后来听朋友说,确实今年比往年污染指数上升的非常快。因为我印象中每年自从奥运会之后北京都有比较昏沉沉的天气,但是人家说确实今年污染上升的非常快,因为奥运会之后,本轮应对危机之后,又重新上了各种大干快上的项目,尤其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应对所谓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约束已经所弱化了,所以导致生态破坏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些都是增长当中的水分,甚至说是污水。有这些污水的增长,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政府报告当中一个绚丽的数字,对大多数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现象,需要我们从每个人,从不同角色的人都认识到经济增长真正要以提高效率为主。只有以效率优先,把经济速度放慢才能符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长期利益。

五、城镇化:未来经济社会最大的问题

刚才谈到了全球背景,进而落到中国的问题。最后我们提出未来可能是经济社会当中最

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城镇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新任政府,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所谓新型城镇化的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政策层、学界大家都在热议城镇化。当然城镇化,从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好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城镇化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真正成为市民作为重要的任务,要重视生态文明,特别是强调现在所谓的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个是现在提的比较多的,所谓的新四化。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实际上已经相对比较高了,城镇化率有50%以上了。当然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是中央政策文件里面希望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回到城镇化的现状来看,首先看到城镇化率在50%左右,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按照国际经验来看,它将进入一个进一步快速城镇化的时期,50%到70%到80%左右,这一段将进入一个加速城镇化的时期。

(一)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趋势

首先从数据来看,不管它准不准,能够反映一个趋势,那就是城镇化的速度,可以看到自“六五”时期以来,它算是逐渐有所加速的这样一个态势。也就是说现在城市不断地扩张,未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

特别是从1996年以来,城镇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都在1500万人以上,城镇化速度超过一个百分点。对于城镇化趋势的预测现在有几种争论:一种是加速,会逐渐地加速;一种认为现在的城镇化速度过快,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一种认为现在还相对比较适度。

综合这样一些观点,我们来怎么样判断?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它脱离了城镇化应有的本原。现在的城镇化,它实际上是以硬件为城镇化的核心环节,以这个城市增加了多少的基础设施,有多么大的美化,增加了多少地铁,以这个为核心原则。而没有落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所谓真正的城镇化,不在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在于原有的农村人口,原有的县域以下的人口能不能享受更多的服务,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农村很多,它跟城市一样,享受共同的设施,在农村也有下水道、卫生设施,各方面都非常健全,所以很多人愿意生活在乡下。所以真正的城镇化并不在于这些人搬到哪里去,而在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使得多数人享受这种现代城市环境下的一些基本服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点。

未来中国城镇化第一个主战场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已经相对饱和了。城市化的推进要把握节奏,这实际上和我刚才说的中国经济要适应慢节奏是相应的。中国经济已经30多年了,中国的改革也都是30多年了,你不能老靠这种快速的兴奋剂来跑。

(二)城镇化要警惕几点

第一,求大。警惕城市化所谓的大跃进,一个是求大,所谓镇要升级成县级市,县级市晋级为地级市,地级市晋级为副省级市。现在有80多个城市号称要建世界性城市。在建高度152米以上的摩天楼200多座,占世界的87%。摩天楼争高度此起彼伏。据传有一个要建83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这个都是一些所谓求大的表现,它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 我觉得未来如果纵观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可能只有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是如此的能够消灭这种传统的建筑文明。很多著名的城市,近的像澳大利亚的悉尼,远的像欧洲的很多城市。城市化没有给它留下太大的在建筑层面的痕迹,但是我们的城镇化基本上是重新造城,各种各样现代化的建筑是越大越好。

第二,求快。现在所谓的加速推进城市化,它本质上我觉得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它是属于一种竭泽而渔,把未来越来越稀缺的资源集中到现在,求快是需要坚决避免的。

第三,求洋气。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的求洋出现了各种各样所谓不伦不类言的建筑,或者是一些不太合理的建筑。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西直门。很多中国这样一些建筑设

计,已经被列为全球什么二十大、三十大恶俗建筑之一了,很多都属于花钱,既没有美感,又没有很多实用感的一些建筑。

第四,求古。虽然缺少古质的精华,但是把各种各样的建筑搞的不伦不类的仿古创造。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化成为世界上大家感觉元素最丰富多彩的城市化。而且各个国家的建筑师都以到中国来设计建筑为荣。建筑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在过于追求城市化扩张过程中,实际上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第五,求政绩。求政绩这方面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按照以往的城市化路径来推进,可以看到土地、建筑、空间的城市化在不断地超前,但是人口的城市化是滞后的,投资驱动是超前的,但是消费是落后的。加快城市化它不是说各种要素都要加快,而是要在慢节奏下有快有慢。

(三)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1.放慢城镇化节奏:重视内涵

那么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都是一样的,过去是一种外延式的数量扩张为主的道路,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城市化转型的协同推进。我觉得现在最值得担心的是希望把未来快速的推进城市化作为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一个主要武器。只要重新陷入这种思路,那么未来这种大干快上、规模扩张就会重现。因此,如果要改变这个,首先中国经济适应慢节奏,与此同时要考虑城市化的节奏也必须放慢,重视内涵。

这种数量扩张型的城市化具有的缺陷,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城市失去个性,环境污染严重,盲目扩张等等。那么如果要改变这种城市化的抉择,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我觉得要改变现在大家经常谈的这种土地财政。我记得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一个流行的概念,叫经营土地。后来逐渐不太提了,但是事实上各个地方政府仍然是做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的概念。

很多人开玩笑说市长不像市长,实际上像一个董事长,更好的是为了把这样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公司来运营。那么未来城市化要真正恢复其正常的路径,首先政府应该从这样一个城市的主要经营者董事长跳出来,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点。

2.投资转向消费

另外一个关键点,变进城的农民为市民。我们过去强调的城市化拉动的是投资增长。那么未来我们强调怎么向消费转型,关键要使得更多的进入城市但没有户籍的流动性人口成为市民,真正具有消费能力,享受城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一个关键。

从人的角度,当前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实际上还是一种所谓的非市民化的城镇化,它不是以人为本的。这里面举了几个例子,2011年度全国的农民工总量,统计是2.53亿人,外出的农民工是1.59亿人,也就是流动性人口,这部分流动性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23%,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在现有的统计城镇人口当中,农民工及其家属占27.5%。由此估算,约有1.9亿人当中相当一大部分都没有完全市民化,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化当中。 从户籍的角度,我们都知道二元的户籍制度,实际上隐含了各种的权利和福利。那么2011年的数据,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比率只有35%,户籍人口城镇化比率与城市里面所有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比例的差距,2000年只有10.5%,到2011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6.3%。这个同样是一个社会两极分化典型的表现。城市越来越扩大了,作为流动性人口,为这个城镇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里面就使得这种城镇化产生了一些内在缺陷和问题。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有的城镇人口当中,统计当中,还包含有大量的农业户口的人口,尤其是在镇以下。未来我们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首先要依靠在这个小城镇常住的农业户口人口来推动。要提高这些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水平,而不仅仅是把这样一些人都涌入到大

城市当中。现在社会当中一些根本的矛盾,比如说在异地高考、享受医疗资源等等,会出现大城市已有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

那么解决和缓解的一个途径,首先在中小城市、小城镇,逐渐提高这种公共服务城市化服务的水平;然后在一个城市群落不断发展过程中,才使得所有人群享受更加一致的公共服务。

3.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市民化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点环节,就是用10到15年时间真正解决市民化的问题,这是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能否从重视量到重视质,能否真正转向以人为本的一个关键环节。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首先关注本届政府能否做大一个核心点。如果说未来两三年,城镇化仍然是以大干快上,建地铁、建轨道、建道路为主,我刚才谈到的危机在10年末期就有可能会真正到来。但是未来几年,如果说真正的从城市化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把措施放到关注以人为本,来提高所谓的市民化程度,这个就决定了未来经济能否真正避免危机的挑战。 所谓变进城农民为市民,当然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最主要的,比如说给进城农民和市民一样的地位和权利,这个是谈的比较多的。另外,需要给这样一些流动性的人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位,给予他们更多的居住和就业的机会,在失业、医疗、养老等等保障方面有更多的关注。当然这里面不仅仅是流动性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问题。

对于城镇化,在我们谈了中国经济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城镇化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增长主要命运的一个因素。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且是政治方面的因素。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后来为什么会进行大量的变革?同样也是因为大量的失去了土地的人群涌入到城市当中,逐渐成为市民,成为市民之后,他们会要求自己的权利,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促使一个国家的城市不断地走向现代化,走向各个群体之间有效的利益协调,从而最终达到一个相对能够平衡的利益发展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好,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因素,它对整个社会结构,对整个政治结构,我觉得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六、新型工业化发展内涵

与城镇化相关的另一个概念,也就是刚才谈的新四化之一,也就是工业化。工业化,如果按照传统的分法,这里列了一些,比如说以机械工业、冶金、电器等等这样一些工业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所谓的中后期,这是按照一些传统的衡量思路。那么所谓传统的工业化,我们国家进入了尾声,如果更多投资还放在传统工业化领域会产生大量的不平衡和产能过剩。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觉得需要在新兴工业化方面予以着手。所以谈到工业化,我觉得跟城市化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说工业化,如果按照工业产值比较,按照这种传统工业的产值来比较,它的比重确实也比较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一个概念,中国这些年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非常地有限,如果看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也可以发现企业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也并不是很高。这样我们会发现,中国这种工业化,跟城镇化一样,它也有这种缺乏内涵和质量的问题,只是注重一种数量的规模扩张,没有注重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注重所谓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第一,绿色化。未来我觉得强调绿色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谈到医疗体制改革,政府要投入多少多少,要多么困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疾病上升这么高,很多都是跟污染有关的,跟空气、呼吸道有关的,跟吃的食物、水有关的,与其要花这么庞大的钱来做这个,我们觉得还不如把钱用在前端,用在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用于防污治污方面,那岂不是能够省很多钱。而且更多的是治本。否则未来如果要支撑中国这么大的医疗改革支出,我觉得还是难度很大的。有这样一些钱,还不如放在治本上,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促进

绿色工业,要解决污染,减少碳排放。这个已经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了,从高层领导,到市井小民,大家每个人都呼吸这样的雾霾天气,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觉得绿色化的这样一个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第二,精致化。重视质量优先,重视文化要素。起码要改变过去大家说的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低端,价格比较廉价,要改变这种现象。

第三,信息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这个实际上是提高我们的生产附加值,提高这种生产技术水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第四,服务化。也就是说未来用工业化的精神来塑造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制造业的分解分工向服务业的延伸,也就是一个产业链条的延伸。这个直观上也可以理解。它更多意味着生产企业和终端的消费者之间在如何促进产品服务,有利于消费者的过程中,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从生产、流通到消费更有效的流转和结合。这个就是所谓新型工业化当中,把工业精神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融合在一起。这里面我们强调未来的工业化应该是走向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与我们刚才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实际上也都是结合在一起的。用现在主流的话语说,这两个就构成了未来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主要轮子。

近期大家可以关注到,虽然全球经济仍然也是雾霾满天,很多问题,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很多信息,我们感觉扑面而来。正出英特尔带来芯片的革命,影响了信息时代的到来。那么现在技术革命实际上也是日新月异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当时叫做18世纪晚期,是制造业的机械化所催生的这种大工厂,就是从小作坊到了大工厂,这是当时我们通常认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制造业的自动化,类似于像福特公司创造的所谓的流水线作业制度。我们知道当时的卓别林在一个电影当中描写的是这种流水线作业的情形,讽刺了资本主义流水线作业的非人性化。但是这个是典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使得这种产品进一步大规模、标准化、高质量的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目前正在到来,除了像大家说的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机器人。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3D打印机,虽然说它有一些噱头在里面,但是也表明了这种新型的未来的技术不断进步的。大家可以看到,已有的一些在试验阶段的,像3D打印机,可以利用一些材料,利用这种特定的设备,可以完全地复制出设计出的立体的一些物体。这些都属于革命性的一些进步。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是面临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即将全面到来的一个时代。

七、政府宏观政策转型

(一)宏观政策的着眼点

刚才我谈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大环境的问题,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城镇化、工业化。那么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刚才我一直谈到政府要适度的退出。那么政府影响经济,它是利用宏观政策来影响经济的。我们要谈怎么样退出,就要考虑到政府政策的重点是不是有所转型。我们都知道宏观政策的着眼点,如果学过经济学的同志可能了解,它有几大主题:一个叫经济增长,一个叫就业,一个叫通货膨胀,一个叫国际收支平衡。

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中,经济增长是作为首要目标的。这四大目标之间,有时候可能产生一致,有时候彼此又矛盾性,你必须有一个优先选择。我们国家始终是以这个为优先目标。而多数国家,它首先以就业为最优先的目标,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一些报道当中,首先会谈就业率怎么样,失业率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们在宏观政策选择当中,首先以就业为最优先的目标。

那么有些人说了,我们谈经济增长,也都说是为了就业服务的。但是我刚才也谈到,我们国家的增长与就业之间,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明细的关系。经济增长有时候并不能够

从根本上对我们国家的就业形势改善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些增长是低效的,不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这里面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两会”期间,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2013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预期目标,提出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目标。这里面我们注意什么?首先新增就业增加是否就意味着失业率下降?这是不同的概念。另外,我国的失业率统计是否存在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国家实际上都采取了就业优先的宏观政策,各界关注失业率,资本市场关注失业率,甚至比GDP和通胀率要更敏感。这是因为经济体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所谓工薪族,靠就业来养活自己。就业关系决定着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表明经济发展能否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进而影响消费,影响经济持续性,更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力。

(二)我国重视重经济轻就业的原因

在我们国家,虽然长期也强调就业,但是就宏观政策思路来看,还没有真正的转向就业优先目标。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目标首先排在前面。统计局一公布主要的指标,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要考虑什么经济增长,考虑通胀。很少会关注,也很少看到足够的关于就业和失业率方面的一些目标。这个就是不正常的。

那么究其表面原因来看,一个是就业率或者是失业率还没有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的目标体系,但是GDP增长纳入了,投资增长纳入了,就业率和失业率与政府的政绩考核没有关系。因此,使得就业优先难以在政策层面真正的落实。二是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重投资、轻消费,对公共分享经济成果的认识重视还有所不足。

就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我觉得还是缺乏就业制度方面的保障。那么失业人群没有对政府的一个利益诉求和约束的渠道。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概念的模糊,还有统计指标的误差,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统计指标概念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正是所谓就业保障制度缺失的某种表现。

我们经常说美国失业率又上升了,美国失业率快到10%了,美国人都没饭吃了。他们的失业率衡量标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在现实当中,美国的失业率统计有三种不同的统计,类似于中国这种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水平统计,它相对来说是依赖性最低的一个统计,也是不准确的一个统计,口径实际上是最小的一个统计。我们都知道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首先是你要失业之后主动去相关部门登记。另外就是就业主管部门给你登记不登记的问题。所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无法真正反映真实的就业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即便是新增就业人数增加了,但是就总体来说,失业率它也有上升的可能性。另外,城镇登记失业率几乎10年没有变,与真实失业率情况还是差距比较远的。

有关部门前几年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正式公布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就类似于像国外主流的失业率概念,当然调查有不同口径,最广泛的一种口径,在美国是直接入户调查,其次的一个口径是通过企业雇主进行调查,然后一个才是类似于主动登记的失业率。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入户调查得到的更加准确。如果说按照美国现在公布的这种6%、7%左右的入户调查失业率来说,以这种口径来调查中国的失业率水平,我想会远远地高于现有的水平。 虽然相关部门前几年提出要调查,但是去年统计局在回应疑问的时候有一个表示,说从调查失业率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内部有一个掌握数据,高出登记失业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言下之意,必要性并不大。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看每个国家登记和调查失业率之间普遍都有较大差距。而且我们国家失业统计与现实感受,确实差距比较大。登记失业率有弊端,而且还不考虑通过的样本,既然觉得二者差别不大,我觉得更应该公开了,公开之后,反而让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公众来判断这个差别大不大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合理性。

八、股市和楼市

刚才谈到了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谈到了宏观政策,进一步可能就是大家最关注的经济

社会当中两个基本型的问题,就是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现在很多都属于利益矛盾很纠结,背后的问题谈不清楚。我就这两个最大的焦点问题谈一点点自己的看法。

(一)股市的改革和监管问题

今年我们都知道是股市改革年,股市改革年与已离任的证监会的郭主席推动的一些改革,应该是非常相关的。那么中国的股市,可以说浓缩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展现了非常多的悲喜故事。但是有一个特点,在多数人的眼里,股市能赚钱,可能远远比制度建设还要重要。因此,往往在股市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才会更迫切的要求改革,在股市比较火爆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谈改革的问题,先把钱赚到再说。因此,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在股市低迷的时候,会沉浸在对股市涨跌问责的恐惧当中,推动的一些改革也会好心办坏事。

当然现在我觉得对于股市的监管部门来说,它也非常难。不改革要捱骂,改革无非选择两种,一种叫市场化的制度变革,就是照搬发达市场的这样一些监管特点。另外一种改革就是增强行政干预和监管权限。

对于前者,如果说选择市场化的制度变革,很多人认为现在还不成熟。假设把市场化的门槛放开之后,我估计监管部门最担心的是地方政府会推进大量的乱七八糟的企业进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企业上市,背后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其他部门或者说地方政府的一些推动。 前几年大家一直讨论的绿大地财务造假事件,背后我觉得与地方政府的某些纵容可能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市场化的改革,背后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所追求的股市改革,还是体现了一种行政化改革的特点,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特点,就是说先扩大自己的监管权力,改革自己这个部门的主导能力,然后再渐渐地培育市场,然后再把政府的权力让给市场。这个从股市的改革身上,反映了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些特点。这种改革,它的出发点往往可能是好的,但是结果往往会走向异化。一开始这批人可能是有理想的,说句不好听的,在后续的改革当中,有可能他们的理想被消磨了,有可能他们改革的观念变异了,有可能后续改革的想法不一样了,这种改革路径本身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比较健全的股市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完善监管不等于是行政干预。监管部门应该和股市的价格涨跌完全脱离开来。如果诸位关注国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像美国、欧洲、日本等等这样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证券监管部门,整天都忙着调查股市犯罪,调查违规,基本上不会发出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包括股市的涨跌信息,包括宏观经济信息、基本面、技术面信息,几乎看不到。这些机构它更像一个股市的监察执反机构。

当然这种功能的错位,我觉得不能够只责怪监管部门自身,而是要从整个市场体制改革的模式当找原因。一方面股市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体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们认为像一些法律法规建设,必须从部门规章中跳出来,不仅仅是部门规章,而是由立法部门和公众更多的参与。另外一方面,监管部门自身的任务,要放在从股市当中剔除一些坏分子上面。比如千夫所指的绿大地,还有万福生科的业绩造假。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像“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培育上市公司”,这类运动型的口号,应该逐渐取消到。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个概念在,在学术上是非常不严谨的。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极端,虽然现在很多写入文件了,但是首先什么是直接融资,什么是间接融资,从概念上它就是不严谨的。另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是企业主体根据融资效率一个自发的选择,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当中,微观主体自然会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它不是说你培育出来的,不应该是大干快上来做的,当然我这个观点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促进地方金融发展,实现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核心的点。这种口号,我觉得应该摒除。

另外一个,现代股市从来就不是直接服务于能够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我觉得不应该对此过度奢望、过度宣传。因为股市它本来就是一个大颚的游戏,在各个国家都是大颚的游戏。在国外,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持有大部分市值。比如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个体散户日均成交

量仅占总成交量的10%左右,这个比重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家A股机构投资者不健全,就弱化了与上市公司的谈判能力。但与此同时,也不是说机构投资者越多,那么这个市场就稳健了,就好了,因为在我们国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串谋起来,专门捏散户这些软柿子,这样对它来说,反而比与上市公司谈判要更容易。

这些是监管部门保护投资者真正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可能不是从每个股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作为股市的参与者来说,我觉得每个股民的认识发生转变,那是促成这个市场逐渐完善的一个基础。当大家都不在乎股市的制度建设,只看涨跌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必然会向一个赌场不断地陷入下去。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中国股市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股市本身,而在于整个改革制度,更在于微观企业。我们刚才谈到了对旧式城镇化、工业化的依赖,使得多数企业的创新能力都不太足,所谓上市公司里面的优秀公司,往往也是矬子里面拔将军,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一些地产企业就是一些资源性企业,就是一些垄断性企业,它没有太多的创新能力。因此,你在矬子里面拔将军,拔出这样一些企业来,你还希望这个市场有多么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多年求快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充分重视市场伦理,信用文化普遍缺失。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在香港上市的一家郑州四维生产机械设备的厂子,它用财务造假把国际制造业巨头卡特彼勒给骗倒了。卡特彼勒在收购郑州四维的时候,几乎聘请了所有的中介公司都被骗倒了。郑州四维人为的、主动的用财务造假来骗取了对于它的收购估值。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问题,它和股市的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股市的问题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微观主体。

这样的企业,它不仅在A股上市有问题,它在香港上市也有问题。大量的中概股为什么在美国出现问题呢?有一大部分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有一小部分确实因为造假诚信造到了国外,影响了整个中概股的整体形象。

谈到股市问题,应该强调要跳出股市谈这些问题,股市的问题从来不在于自身。而促进股市改革,不能用一种行政干预来替代另外一种。

再有一个,破除股市对普通人造福的幻觉。我自己一直强调,不要把股市强调为解决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不是一个直接能解决你的来源的途径。未来普通的散户和个人投资者,他只能通过这样一个市场的制度建设,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健全,从中分一点合理的投资回报,分一点适度的投资回报,它与个人的暴富是远远无关的。这方面也有很多统计。自从当年股市6000点到现在,据说99.9%的散户都被消灭了,实际上这个已经用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楼市调控迷局

关于房地产调控的谜局。这个应该说是多年以来一直在谈,到现在为止都谈的有点泛滥了。稍微严肃一点的研究者已经不爱谈这个事情了,因为房地产它涉及的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背后涉及到的几个基本因素,比如说土地财政等等,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解决不了。复杂是因为影响市场供求,区分需求和供给特点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所以对于这个市场,我觉得很多研究者开始避免谈了。

这个市场上唯一留下的关注者就是绝对的空头跟绝对的多头。因为只有坚持一端,它才能够引起这个市场的关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上有几位著名的空头人物,比如说经济学家许小年等,主要是谢国忠,谢国忠空投的最厉害。但是他们是堵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无论是过50年还是过100年,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从他的角度也有合理之处。但是近期“国五条”出台,使得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谜局更加扑朔迷离。

后来我追溯了一下,实际上对房价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早在1985年《人民日报》就有过题为“加强综合管理,降低房价”的一个报道。89年《人民日报》也有过报道,已经体现出了公众期望政府出手调控的愿望。93年的宏观调控,主要是着眼于房地产投资。最

后使得房价大起大落,也使得公众对于调控效果产生了一种期望。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房价问题,自从进入市场化改革以来,困扰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如果说着眼于价格的市场调控,永远解决不了价格问题。98年到03年的房改终结了地产的福利时代,使得房价上涨开始出现可能。直到03年之后,房价才逐渐成为脱缰野马。如果说05年以来的调控以房价为对象,因为之前的调控,客观上说不是直接以房价为对象的,05年之后的调控才以房价为对象。无论怎么说,现实当中就使得以房价为对象的调控效果值得商榷。因为05年开始调控房价,自这年开始房价开始历年暴涨。这就证明调控的效果确实值得商榷。

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政策效果现在还是比较混乱。一个是因为市场制度存在缺陷,另外一个是因为政策效果存在混乱。比如说增加供给,抑制需求,这可以是同等方向的调控,或者刺激是减少供给,增加需求,但是就怕政策经常反向,供给和需求一个刺激,一个紧缩,或者是一个紧缩,一个刺激。政策产生的矛盾性就会产生很多效果的失控。

目前地产已经成为产业关联性最高的行业了,我觉得和刚才谈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从当中中央到地方还没有真正彻底的跳出“唯增长论”,没有跳出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房地产调控也难以真正做到目标明确。因为地产的背后牵扯太多的利益格局了。它首先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地权、财权等等方面的一些分割,牵扯了不同部门的权责冲突,牵扯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当中的定位,牵扯了地方政府是不是靠土地财政来筹集资金等等。

目前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和开发体制,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症结就变不了。虽然刚才谈到调控者难以真正做到刚才说的这样一些东西,但如果仅就影响房价而言,如果增加地产供给,遏制需求,似乎会相对有效。但是这个过程,如果过度采取这种行政计划,也会产生一些扭曲。比如地产开发当中的利益被少数人所攫取。这个都是必然的,任何人用常识都可以理解是必然的。比如说刚刚出现的在购车指标控制当中出现的一些腐败,已经被相关的纪检部门所公布了。你会看到,只要存在行政性的控制和管制,那会必然出现设租和寻租,会出现腐败。

被压抑多年的价格就如脱僵野马迸发出来,导致了美国高通胀持续了七八年左右,一直到80年代初,当时是美国陷入了所谓滞胀的状况。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行政性的干预它只是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推后。当然要对整个房地产调控提出解决方案也是很难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两点:一是从大处说,跟我以一贯之的思路是一样的。决策者必须适应中国经济的慢节奏,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软件重于硬件,必须跳出来征地、开发、卖地、城市扩张的老路,这不是说你把农民的地征过来搞一些什么公共建设,转给房地产商,造一些新房子就意味着城市化成功了。既然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要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运用,当然这个说多了可能地方政府不爱听。但是未来我觉得应该经过地方公众的听证和支持,不是说政府拿着这些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另外,如果非要坚持调控,从财税工具来说,一个叫做相机抉择,一个叫自动稳定器。相机抉择说的很好听是主动选择,但是往往会太多变。所谓的自动稳定器,它意味着摒弃一些行政干预的价格,自发的对市场供求产生影响。比如现在有些学者讨论的对持有第一套房适度的减税,第二套房、第三套房以上差别增税。另外,把政策性保障住房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群自动享受一些租房住房的福利,这个都是决策层中央正在讨论的一些问题。

未来有可能相关的政策会向这些自动稳定器方面发展,也就是说越来越减少相机抉择,完全凭一时的判断,由某一届政府来干预市场价格的行为,而是建立一些比较稳定的调控机制。当然作为基础,仍然是我刚才说的政府彻底从房地产的利益链中跳出来,从土地财政这个链条当中跳出来。

今天给大家从国际到国内进行了一个宏观线索的梳理,其实核心的观点就是未来风险很

大,问题很多,同时改革的任务也非常迫切,但是我觉得只要改革方向把握好了,应该说中国经济在全球比较起来,仍然是最有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系。对于普通人,虽然说不需要从学理上太多的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稍微从原因、规律上有所理解,这样有助于公众可能更多的未来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合理的一些建议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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