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键
东北亚论坛 2005年10期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就道路选择而言，经历了从叶利钦、盖达尔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向普京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转变[1]。这一转变标志着俄罗斯经济转轨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裙带式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2]（33）转变为普京倡导的平民主义治国方略，即人民资本主义。
一、公民社会：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尽管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经过多次调整，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说是非常确定的。从立国以来，俄罗斯在经济上的追求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社会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理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在引入市场经济时也并没有多少人接受。到90年代，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也还只是在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知识分子中传播[2]（11—12）；至于市场经济究竟怎样运行理解的人就更少了，就连盖达尔这样的一批经济学家和知识精英也深深地感到，在现实生活中俄罗斯不仅从来没有市场意识，也更没有市场经济[2]（21）。但是，在政治上层，市场经济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然而，经济转轨不仅要有经济上的目标，而且还必须有社会层面上的目标。没有社会相应效果的经济转轨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的市场经济目标。正如叶利钦所说的，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并非经济转轨的目标，而是一种改造社会结构的经济手段。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转轨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启动的。一方面俄罗斯政治上的“遗传密码”是高度集权的党一国家体制和由这一体制造成的社会障碍机制；另一方面是由党一国家体制维持下的社会等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党通过政治手段直接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就是政治控制，社会各个不同的个体实际上是政治的“附庸”。实际上，俄罗斯自古以来就确立了集权体制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以纵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构型——从沙皇到公社、从领主到农奴——一条垂直的政治控制纽带，把塔顶沙皇与最底层的广大农奴勉强地拴在一起。十月革命把沙皇从金字塔顶赶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苏共党的总书记。也就是说，苏维埃的胜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垂直的社会控制结构，而是以另一种权力的形式加强了过去的垂直控制。这种社会构型对维护社会的稳定的确是有用的，但是，它也是前苏联社会停滞的根源。因为，苏共维护的这个社会金字塔结构，很容易在苏共体制内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即“诺民集团”（nomenklatura），进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障碍机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苏联解体有众多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在改革中无法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早已固若金汤的障碍机制。
前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首先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消除前苏联留下的这个障碍机制，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不少知识分子提出建立“更加合乎人性的制度”的主张，并认为私有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人人都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而无风险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比私有制更合乎人性[3]（3）。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必然选择。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经济转轨选择市场经济还在于它不仅必然引起政治生活与社会的分离，而且必然要促使二者最终完成这种分离过程，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契约，尤其是国家的法律来保障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the well-ordered society）[4]（5）。当这种分离完成以后，一个以横向联系为主的社会构型即公民社会将彻底取代原来那种靠政治控制的垂直的社会构型即政治社会。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经济转轨来说，构建公民社会不仅是它当然的目的，而且也是它的手段——用公民社会来瓦解过去传统的集权制度[5]（246）。
二、目标的偏离：寡头资本主义的兴起
与预期的目标相反，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中既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具有“保障功用”的公民社会，也没有建立起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一方面俄罗斯长期的集权主义统治使得俄罗斯公民社会长期遭受到压制，也使俄罗斯公民社会长期“不觉醒”；另一方面俄罗斯公民社会在发育的过程中，其组成成分有不少的一部分总是力图和现实政治社会的权力融为一体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他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实政治以及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漏洞来为自己服务，于是，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成分内部的不平等性在不断地加剧和贫富悬殊在进一步扩大。因此，俄罗斯最终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更具掠夺性的、强盗式的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包含了这样的两个过程：一是寡头的形成过程，二是资本的集中过程。追溯寡头的形成过程可以挖掘出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而探索俄罗斯资本集中的过程则可以找到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形成的经济手段。关于前者，我们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苏共体制内的“诺民集团”，即特权集团（阶层）。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前苏联的苏共体制内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就开始萌芽。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在他的日记中对这种现象就予以了详尽的描述[6]（117—119）。二战结束以后，前苏联党政干部腐败的现象日趋严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由于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苏共内部权利“异化”已走向机制化，并以“干部花名册上的人”为圈子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戈尔巴乔夫曾想通过改革来分解这个集团，但最终反而使自己折戟沉沙。这个集团的人由于都掌握着苏共的权力，这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用权力来换财产以迅速攫取国有资产提供了可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其中的成员（注：据俄罗斯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斯塔诺夫斯卡娅（Olga Kryshtanovskaia）的研究表明，大约有2／3的寡头来自于苏维埃的“诺民集团”。），如“七巨头”中的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从“共青团经济”起家的；或者与这个集团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
俄罗斯的私有化历程则反映了其资本集中的过程。虽然俄罗斯的私有化从法律上确立是在1990年，但官员的私有化早在1987年就开始了，其标志是官员通过权力在银行领域里进行大肆掠夺，然后，金融集团才在大规模私有化阶段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注：一般来说，俄罗斯的大私有化分为3个阶段：证券私有化（1992.7—1994.6）、现金私有化（1994.7～1996.12）和个案私有化（1997—），但是如果考察其历史的起源，则早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西方有不少学者把1987年到1991年这段时期称为隐性私有化阶段。（Thane Gustafson.Capitalism Russian-Styl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80—90）。）。在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一方面利用私有化法赋予的掌握企业更多股份的权利和所处的领导地位，收购职工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和股票，逐步把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一些企业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就摇身一变成为金融工业巨头。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既有的政治权力以最低的代价收购俄罗斯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政府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掠夺，通过颁布法律、命令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私有化。而为了迅速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半卖半送给了那些企业的领导者。可见，俄罗斯资本主义化不是按照“自然”的道路，也就是不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掠夺国有资产以迅速实现资本的集中而发展起来的[7]（501）。私有化实际上只是为这种掠夺提供了一个幌子。大规模私有化原本的目的是尽快把国有财产分完以减少各种揩油行为，但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严格监督的私有化程序和相应的方案，因此，私有化进程越快，掠夺的行为就越猖狂[8]（32—34）。就连叶利钦本人也早已意识到这种掠夺行为的危险性及其后果。他在1992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贿赂、由‘精英分子’受益并实施的私有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精英分子’的特立独行都使俄罗斯有分裂瓦解的危险”。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也即资本集中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某些法律手段成功地促进了财产和政权集中到与之有关系的少数寡头手中，因此，俄罗斯联邦政府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
这就又反映出一个突出的现象：俄罗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资本向政治不断深入渗透的过程。寡头资本在形成的过程中是通过转型中的掠夺而实现的，因而，他们只有靠进一步的掠夺来继续维持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这就跟俄罗斯的政府官员一样，他们在转型中通过腐败而获得的收益，只能通过进一步的腐败才能获得保护[2]（26）。这种双向的恶性循环不仅为寡头干政提供了可能，也为官员连续寻租创造了机会。因此，政权与财产之间的交换在叶利钦时期乃是司空见惯的事，从而导致俄罗斯国家的决策职能基本上控制在寡头的手中，俄罗斯的国家决策基本上被寡头架空，就其形式而言，实际上是一种“俘获式”的政治决策模式（注：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政府规制理论。这两个学派都假定政府规制者是“经济人”，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为被规制的产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可能利用种种方式来收买规制当局，包括通过游说、引诱、威逼、收买等方式“俘获”政府规制部门或政府官员，使政府的规制政策或措施有利于实现本产业的最大利益。俄罗斯的寡头基本上是在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在借助于政府政策的力量不断膨胀时，也开始了寡头向政权机构渗透的过程，即对政府部门通过游说、引诱、威逼、收买等方式来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为典型。）。所以，当时有不少俄罗斯的学者就指出：“俄罗斯是属于寡头的”[9]（333）。寡头与政权的结合使俄罗斯完全具备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特征。
三、目标的回归：人民资本主义的构建
实际上，早在1997年3月，涅姆佐夫被叶利钦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时就决心把俄罗斯已经建立的那种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转变成“正常的”、最好是“人民”资本主义，即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尽可能多的人民，并把这种人民资本主义作为俄罗斯的国家思想。所以，当时他在政府中全面推行社会、住房、公共事业建设和国营企业的改革，把天然气、石油等战略资源部门重新控制在联邦政府的手中。但是，一方面由于涅姆佐夫是莫斯科的外来者，作为偶像派的政治家常常受到莫斯科政客的猛烈攻击，另一方面受199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再次被改组。涅姆佐夫深知继续留在政府中已经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主动辞职。这可以说是俄罗斯转轨期间人民资本主义与寡头资本主义的一次不成功的较量。
普京在政坛上崛起后，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用“平民主义”之手重新举起了涅姆佐夫的“人民资本主义”之旗，也就是用平民主义来对抗寡头资本主义。寡头干政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坛云波诡谲的重要根源之一。普京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宦海生涯中亲历了叶利钦政治决策受控于寡头的景况，深知寡头干政的危害，因此他说，俄罗斯需要巨商，国家也支持巨商，但“从暗地里、站在社会背后竭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制定的寡头，这样的寡头集团在俄罗斯不应该产生”[10]（220—221）。于是，普京把打击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兴风作浪的寡头势力和取缔“影子经济”作为其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一以贯之地推行具有浓厚平民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从2000年6月以来，普京先后对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进行了惩罚。与此同时，一批寡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警告（注：波塔宁因1997年的拍卖案而受到莫斯科市检察院的调查，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领导的“阿尔法”银行集团控股的“秋明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遭到搜查并被没收。被调查的还有不同寡头手下的一些公司，如下诺夫哥罗德镍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等。因此，一些寡头们不得不有所收敛。）。2003年12月逮捕俄罗斯首富“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更是普京向寡头们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
早在1999年底，刚刚掌握总统大权的普京就在因特网上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举起了“强国富民”的旗帜。在具体的经济方针上，普京推行一种“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俄罗斯式的“第三条道路”。普京还明确表示要“把被掠夺的财富还给人们”，所以，在私有化问题上，他不再是像叶利钦那样“为私有化而私有化”，而是建立以效率为中心的混合所有制，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确保经济复苏，改善居民生活。这充分体现了“普京新政”的亲民作风。这种亲民作风更可以从普京执政以来历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得到证明。一年一度的总统国情咨文向来被认为是俄罗斯该年国家政策的风向标。2000年7月8日，普京发表了他就任总统后的第1个国情咨文。虽然他在这个国情咨文阐述的施政纲领还只是一个雏形，但他已开始关注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医疗、教育和文化改革等问题[10]（89）。从2001年的国情咨文开始，普京的施政方针则正式从具体的政策上来体察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关于保险领域的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教育的改革、住宅和公用事业的改革等[10]（616—617）。而为了能顺利推行这些有利于百姓的改革措施，普京感到这些措施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所以，他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经济翻番和消除贫困的目标，其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2004年3月，普京在新的总统大选中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从而开始了他新一任期的治国历程。在新任期内，普京继续推行其平民主义的执政方略。2004年5月26日，他在议会发表了其第2任期内的第1个国情咨文。与往年不同的是，在2004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没有畅谈宏观的治国方略，也有意回避了敏感的车臣问题和寡头问题，而是着重阐述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改革政策上。在住房问题上，普京指出，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并没有真正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目前，有能力买房的仍然只是高收入阶层，而不少普通民众还是几代同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普京说国家将增加购房贷款，确保中等收入者能够通过按揭方式购房以改善居住条件；同时，政府将采取措施，消除建筑市场的垄断，防止房地产公司哄抬房价。另外，国家将进一步完善保护不动产和确保房产交易透明化的有关法律。在医疗体系上，普京认为，医疗体系内的主要弊端是腐败现象严重和效率低下，这是导致居民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将明确免费医疗服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逐步取消医疗机构的固定预算，改为根据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拨款。同时，政府还要强化医疗保险，并在基本医疗保障外实行有偿化医疗服务。关于俄罗斯的现行教育体制，普京认为，俄罗斯的整体教育水平仍处于世界前列，这将是俄罗斯复兴的希望所在。但是，在高等教育内，由于专业设置陈旧，办学规模的扩张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矛盾。因此，普京指出，今后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强化职业教育，使高校专业设置紧贴市场，尤其是要鼓励高校为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同时，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将采取包括提高助学金等一系列措施。普京所以在国情咨文中非常务实地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因为他感到，在经济衰退时期百姓生活受损是情有可原的，但在经济连续增长的情况下，百姓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善，这势必与其“强国富民”的初衷不符，也会使俄罗斯重新回到政治动荡的时期。
上述措施表明，普京是要把联邦政府由寡头的“掠夺之手”转变成为人民的“扶持之手”，使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有切实的保障。由此可见，“普京新政”的新不仅表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到稳定发展的时期即转型的“产出期”（注：笔者认为，转轨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转轨的“投入期”和“产出期”。转轨在对旧的制度进行“破”的过程，往往会因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崩溃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这是转轨政策“投入”的必然结果。而当新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建立起来以后，社会各个方面开始步入稳定，经济也开始慢慢回升。这表明转轨已进入转轨政策的“产出期”。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增长，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是能源出口的拉动，但实际上能源对GDP的贡献率最好的年份也只有20％略强。相比之下，政治稳定则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政治稳定则完全归因于转轨政策的“产出”。），而且通过普京4年多以来对转型的校正、调整，也表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已开始从寡头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人民资本主义。如果这一转变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转型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作者介绍：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世界经济所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 2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