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后感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制主义的出版政策，以取代威廉三世颁布于1819年10月18日的“旧”书报检查令。此“新”法令由于其字面上的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而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令”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书报检查令明显地印刻着“官方的容颜”，代表官方的立场。无论是这项法律本身还是执行它的检察官都不可避免的披着虚伪的面纱。检察机关“不仅调整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调整社会精神的行为。”因此，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在检察官的掌控下，公民得不到应有的自由权利。他进一步分析得出，检察官纵然是行使法律指令的工具，但法律本身存在更多的问题。检察官也就成了专制法律的牺牲品。而法律本身也在玩弄文字游戏。马克思辛辣地嘲弄道：“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
从1835年到1842年是马克思从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哲学观，即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在资产阶级激进政治运动的发展，争取民主反对专制、崇尚理性摒弃神性、追求自由否定强权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抨击专制法律并深入分析了法与自由的关系。人类的各种自由从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有时表现为特权。马克思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其专制，他强调人的自由，尤其是精神的自由，他认为，人的精神存在的样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将这种自由的精神扼杀，最终只能滋长专制和愚昧，世界最终会变得黑暗。但是检查令却指定用一种形式、一种风格来表现精神，即严肃和谦逊的态度，这种规定本身就是对自由创作的一种抹杀和限制。
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自由观的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此新闻出版自由就同时是人的类本质的表现。这里实质上是采用黑格尔哲学的语言，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含的观点推到了极点上。这里指出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新闻自由作为一种充分体现人类意志自由的自然权利，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强调与张扬。同时马克思提出了自由的整体性，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关系。自由的每一种形式
是相互制约的，新闻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一种重要形式，若其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影响和限制其它形式自由的实现。正如作者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是普遍存在的，是整体存在的，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而是人民的普遍自由；而自由的形式也应具有普遍性”[3]。自由的每一种形式是相互制约的。人类自由的存在，强调个人在现实世界的独立地位和独立意识。柏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理论亦强调自由不受他人干预和限制，自由要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而新闻出版自由是个人独立地位、独立意识的集中体现，若其得不到真正实现，人类的其他自由就会成为泡影。
三、早期马克思法律思想自由观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受黑格尔的“理性说”的影响较深。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精神本质即理性的化身，是每个人的国家；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法律，而国家和法律都应保护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马克思接受了这个理性说的基本观点，井作为其法律思想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从人的精神自由来考察出版自由。他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由的，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类的本质。因此，出版自由本身就是人的思想的体现、理性的体现、道德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就是在以下这些方面接受了“理性说”，并拿起这个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努力地争取出版自由的。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是一种伟大的天赋特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是人的理性最美好的东西，而限制出版自由等是同人类的精神自由相对立、是对普遍理性和精神的压制与迫害。
然而，马克思又超越了黑格尔自由观的“理性说”。黑格尔的“理性说”，虽然有它的进步性，但是他认为，出版自由要以服从国家利益与政府的同意为前提，这实质上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拥护普鲁士的专制国家制度，结果只能是少数人的政府、官员的自由，而非一种普遍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体现，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而充分的自由。从这点上看，马克思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因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不仅从理性的角度去争取个性自由、出版自由，马克思首次运用阶级分析法，对议会各等级代表对待出版自由问题采取不同态度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论，站在人民的角度，主张以出版法代替检查法。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革命意识已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