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有感
一、简介凡勃伦和《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来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二、我对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思考
（一）、有闲阶级的产生
凡勃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野蛮部落、未开化文化、准和平文化、现代文明四个阶段。在野蛮时代末期有闲阶级的孕育胚胎出现，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细化，到了人类未开化文明时期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自此产生了有闲阶级。“各阶级的业务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点，那就是在性质上总是属于非生产的。”在凡勃伦看来，“任何努力只有其最终目的在于利用‘非人类’的事物，才可以看做是非生产性的”，则这类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业务，归纳起来大致是以下几项——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闲阶级可以被描述为。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上层阶级。
有闲阶级往往和私有制关系紧密。当私有财产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就满足了我们称之为自尊的基本条件。在财产积累过程中有闲阶级为了展示和下层阶级的区别往往选用一些特殊手段以达目的。
为保持自己的荣誉性地位，有闲阶级有一套自己的规范特征：
一、金钱至上原则是成为有闲的最基本条件。社会环境下金钱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也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活品味与对事物的判断标准，掠夺性本能是对事物占有的最初动因，嫉妒性区分满足了有闲阶级的炫耀心态。
二、明显有闲是有闲阶级的惯常表现方式。从希腊哲人的时代一直到今天，
那些沉思着的高尚的人们认为，享有一定程度的闲暇，避免一些为人类需求直接服务的生产工作乃是一种有价值、美好、体面的生活必需。例如礼貌，“其流行的深层经济依据是要在与有闲的荣誉性或非生产性地利用时间与精力的荣誉性中来寻求”。有闲的衍生物，表现了控制与从属的象征性姿势。
三、显消费是有闲阶级的发展行为模式。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加丰富、际范围明显扩大，有闲阶级为了“歧视性”高级印象，明显的无知消费成了首选。包括“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内的炫耀性消费。有闲阶级找到了证明身份面子的捷径。
四、雅的时尚潮流是有闲阶级永远的追逐。“认可什么样的生活是有闲的或荣誉性的方式，大体是由最高阶级决定的；这个阶级的职责是通过教诲和示范来表明这个社会拯救方案的最高理想形态。”阶级的品位引领了下层阶级的流行风潮。以文化资本的占有为表现形式的消费压倒了单纯的物质消费，人们从炫耀金钱转向炫耀品味。
（二）、劳动的“堕落”
高雅人士认为，低层次的精神生活总是和简陋的住宅、粗鄙的生产活动相关联，忙碌的生产劳动被指责与高尚的思考不相融合。从凡勃伦的观点看，人们将生产性的劳动当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是竭力避免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的。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为你感到劳动是要降低品格的。”非生产性劳动局有荣誉性，而下层阶级要从事纯生产性劳动，人们崇尚事物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是徒劳无益、浪费和无能，“劳动由于已经成为贫苦的证明，也仍将无可避免的带上不光荣的色彩”，凡勃伦将之称之为“工作本能”。
所谓的上流阶层的工作则是非生产性的劳动，也就是“有闲阶级”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
一、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他抱轻视态度。
二、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它安闲度日，坐食无忧。作为一位有闲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可敬的有闲，他要使旁观者获得的第一印象的也就是这一部分。但他的有闲生活并不是全部在旁观者
的目睹下度过的，其间有一部分是不能为公众所看到，为了保持荣誉，对于这个不能为人所窥见的部分，就得有所显示，使人们信服他的生活的确是有闲的，他应当有所证明。这一点只能间接的做到，办法是把他从有闲中得来的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效果显示出来。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劳动，马克思继承此看法认为生产比市场更重要。凡勃伦却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生产劳动，他颠覆性的提出与正统经济学理想消费理论相背驰的观点：消费的文化理论——习惯、风俗及迷信等非理性都将决定人们的消费；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给他人留下印象，或称之为“炫耀性消费”。
（三）、派生出的“代理消费”
在工业社会范围内有闲阶级不再满足以往的自身消费方式，他们为了财富的累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去“有闲”，是琐碎杂事占据了时间，但为了给大众留下深刻高贵的印象，有闲阶级找到了“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新模式——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
“占有并蓄养一批奴隶，教他们从事生产财物，其所证明的是财富与威力；但是蓄养一批奴隶，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有钱时有闲阶级的基础条件，其财富可以通过他人（配偶、子女、仆役）来显示，这种消费模式叫做代理有限和代理消费。
“家长明显有闲这一主要事实在较高的等级点上消失，主妇实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古代，一个健壮男子在社会经济中的专职就是杀戮，通过妻子和若干的奴隶获得有闲标志；在中古，贵族或者富人通过迎娶漂亮的妻子或者侍妾来表明其财富。凡勃伦说主妇的功用大部分在于他们的明显地脱离生产劳动，在于能由此证明他们的主人的有财有势。“妻子最初不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丈夫的苦工和动产，生产供他消费的物品；作为这个古老制度演化的后果，妻子现在成为礼仪方面的消费者，要消费她丈夫所生产的物品。但是在理论上，她无疑还是丈夫的动产，因为经常进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无自由的仆人持久标志。”让妻子流连于高级会所，在高级商场任意挥霍，在他人面前不经意间透漏出妻子在消费丈夫所生产的物品，是丈夫的附属品。于是妻子通过对丈夫财富的消费反映的出丈夫所拥有的财富和威力。
三、小结
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历史在这二十多年的脚步是如此匆忙杂乱，几乎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百年忧虑，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来不及思考这二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弃在知识界主流人士的视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5—10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盛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于是，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的事情越来越多。
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像富裕阶层的生活之外，真还
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忽视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