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伊朗与美欧在“伊核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造成海湾地区阴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伊核问题”现已成为重大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问题，牵动着世界主要大国的互动关系，其发展趋势将直接对中东海湾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伊朗为何发展核计划 伊朗发展核计划的动机是什么?换句话说，伊朗大力发展核计划是想达到什么目的?由于美欧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立场和战略利益，目前双方都难以接受对方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美国一口咬定，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真正目的是为了制造核武器。欧盟虽没有像美国那么武断，但也对伊朗和平发展核计划的动机深表怀疑，其理由是：首先，伊朗缺乏应有的信誉，违反核不扩散条约(NPT)的相关规定，在内塔兹等秘密进行了长达18年之久的核研发工作，其次，欧盟指责伊朗至今未如实地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告其核活动的全部真实情况，怀疑伊朗在进行一些秘密的核研发活动；再次，伊朗目前所拥有进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器数量远远超出了正常“和平利用”所需的数量；最后，目前伊朗还未有一台可运行的核发电反应堆，伊朗为什么要不惜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和外交资源超前进行核燃料的研发工作?只要伊朗没有就上述欧盟感到疑惑的问题作出信服的解释，欧盟就难以消除对伊朗发展核计划意图的疑虑，就倾向于相信伊朗核计划的目的是研制核武器。 伊朗则坚持，发展核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修建核电站，以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当然，发展核计划还对医疗应用、科学发展、环境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毋庸置疑，上述情况是伊朗发展核计划的重要原因和动力，但安全考虑也应是伊朗早期重启核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特别是两伊战争的经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安全环境十分恶劣，其周边邻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伊拉克(美国指责萨达姆政权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核武器，而伊朗与它们的关系都不好，有的关系还相当紧张。特别是8年的两伊战争，萨达姆对伊朗使用了几乎除原子弹外的所有武器，其中包括细菌和生化武器，而当时国际社会对萨达姆的做法几乎是无动于衷。惨痛的战争教训和严酷的国际环境现实，促使伊朗在战争中期秘密地重新启动核计划，设法掌握能对萨达姆政权起到遏制的手段，避免将来再次陷入战略性的困境。两伊战争结束后，随着伊拉克成为国际社会制裁的主要对象，伊朗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伊朗核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者曾就伊朗发展核计划的目标这个敏感问题多次与伊朗学者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以及伊朗所处的战略地位，伊朗的核计划不可能转化为研制核武器。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肯定会在海湾盟国部署核武器。中东海湾地区政局不稳，恐怖主义活动猖撅，一旦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主义分子手中，伊朗自身就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因此，拥有核武器反而会削弱伊朗的安全环境。伊朗本身就是地区大国，伊朗在地区发挥大国作用根本不需要核武器。他们认为，伊朗在核计划上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希望能达到像日本那样的发展水平：掌握至关重要的先进的核技术能力，但不研制核武器、也不拥有核武器。因为，掌握这种能力可大大提高伊朗核能的应用领域和水平，增强伊朗的综合国力，提高伊朗的国防力量，这本身就可成为一种防御外来侵犯的有效“威慑手段”。 伊朗是否有权进行铀浓缩加工活动 伊朗是否有权进行铀浓缩加工活动?这个问题已成为目前美欧与伊朗在“伊核问题”上争斗的核心问题。应该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尽管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现在仍是唯一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防止核扩散国际安全机制。因此，NPT自然成为美欧与伊朗在“伊核问题”上进行斗争的主要法律依据。伊朗强调，作为NPT最早的签字国，它在履行NPT义务，正式公开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后，就应享受NPT赋予签字国的权利，其中包括进行铀浓缩加工的权利。伊朗同时还坚持，所有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履行NPT义务和享受权利上应该是平等的，不接受任何带有歧视性的条件和待遇。 欧盟在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其中也包括铀浓缩加工权利的同时指出，因伊朗有不良信誉的记录，违反NPT有关规定在先，因此，伊朗不能享受NPT签字国的所有权利。由于提炼浓缩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条件，欧盟要求伊朗放弃从事任何有关铀浓缩加工的活动，以此作为不制造核武器的“客观保证”。无论是欧盟与伊朗进行的“核谈”，还是目前安理会对伊朗制裁的核心内容都是要求伊朗放弃这部分权利。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将为伊朗提供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只能用于发电的轻水核反应堆，或由欧盟向伊朗提供核燃料，同时加大对伊朗经济的援助力度。但遭伊朗拒绝。伊朗认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伊朗不可剥夺的合法权益，无形将伊朗划归为无权享受NPT全部权利、低一等的“另类”国家集团，带有明显的政治歧视，这是伊朗无法接受的。 IAEA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在对伊朗核设施经过上千次核查后，IAEA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伊朗并没有向其提供或开放所有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材料或地点，所以，IAEA还不能做出伊朗核计划是和平利用核能的结论。但IAEA所有的报告中并没有指责伊朗铀浓缩加工违背NPT，或超出NPT规定的范围。 核计划对伊朗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大国地位象征的问题，或是一个安全问题了，更加重要的是它目前已成为凝聚伊朗(波斯)民族自强、振兴愿望的载体。更何况伊朗现已掌握了分离低纯度浓缩铀的技术和已安装了1300台离心机。在此情况下，伊朗恐怕难以屈服美欧的压力，完全放弃加工铀浓缩的权利。作者认为，IAEA总干事巴拉迪先生提出的建议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认真研究的方案。他提出，在IAEA的严密监控下，伊朗可小规模、研究性地进行铀浓缩加工活动。这个建议很可能是打破目前僵局的可行方案。 “伊核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伊核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答案的问题。国际社会是从防止核扩散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但美国和伊朗可能更多将其视为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伊朗核计划当年是在美国积极支持、辅助下发展起来的，但如今又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同样的国家，同样的事，而美国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关键是因为两国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年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战略支柱、忠实盟友和维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宪兵。如今伊朗已成为妨碍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最大障碍，被美国定性为“邪恶轴心”、“暴政前沿”，主要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成为美国重点打击的对象。 布什政府毫不掩饰地表示，“更迭(伊朗现)政权”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坚信也是解决“伊核问题”的最佳办法。 解决“伊核问题”与美国要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两者挂钩，严重地影响了国际社会为解决“伊核问题”所作的努力，增加了解决该问题的难度。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明确表示，所谓“伊核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要推翻伊朗政府寻找的一个借口而已，如果伊朗在“伊核问题”上退让，美国还会提出另外一大串的要求。 应该说，伊朗政府中的温和派一度曾设想通过改善与美国关系的途径来解决“伊核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是伊朗安全最大的威胁，也是其实施核计划最大的障碍。如伊朗能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威胁自然就会消失，伊朗核计划也可得以顺利实施。伊朗在“9・11”后曾多次向美国示意，如美国能放弃对伊斯兰革命的敌视和偏见，两国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伊朗对一些美国关注问题的态度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默默地对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给予配合，提供各种方便。尽管伊朗温和派多次向美国发出示好的信息，但布什总统不仅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反而将伊朗定性为“邪恶轴心”国，并进一步锁定伊朗为下一个打击对象。可以说，布什总统根深蒂固的敌视伊朗政策不仅“帮助”伊朗新保守派坐上了总统的宝座，也强化了伊朗在“伊核问题”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作为“伊核问题”谈判的主要当事人面对伊朗和美国的强硬立场十分为难。欧盟反对伊朗拥有制造核武器和掌握核能力，但也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欧盟不赞同布什政府将解决“伊核问题”与改变伊朗政权捆绑在一起，认为两者挂钩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增加了解决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法理。欧盟一直劝说美国直接参加与伊朗的谈判，希望通过双方的直接接触来减缓伊朗在安全上的顾虑。尽管欧盟有意与伊朗达成妥协，但因缺乏对伊朗的信任，最后只能与美国站在一起对伊朗施加压力。 中国非常关注“伊核问题” 自“伊核问题”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它的发展状况。中国非常关注该问题是由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个层面：“伊核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影响深远的重大国际问题。如何处理“伊核问题”不仅关系到维护NPT国际安全体制，防止核扩散，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涉及到如何维护包括伊朗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益的问题，以及对伊朗周边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国家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第二层面：“伊核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伊朗三边关系的问题。中国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伊朗有着重大的经济能源利益。伊朗是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中国油气进口最主要的供应国。而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互为“利益攸关方”。在三边关系中，美国与伊朗长期互为敌人，而“伊核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由于中美和中伊关系对中国都很重要，因此，中国一直在努力减小美伊敌对关系对中国发展与两国关系的影响。 2006年初，伊朗重新启动铀浓缩加工活动后，IAEA理事会决定将“伊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由安理会直接负责处理该问题。安理会的直接介入不仅标志伊朗核危机的升级，同时也意味着国际社会与伊朗在解决“伊核问题”上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IAEA不同，安理会可作出决议向伊朗提出要求，如伊朗不履行，安理会就可能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伊朗进行制裁。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此时将不可避免地要在是否同意对伊朗进行制裁作出抉择。 考虑到“伊核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可扼要地概括为以下几点：反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但需作出努力，消除国际社会的担心和疑虑；反对使用武力，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中国采取上述原则性的立场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首先，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防止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的责任，其次，它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反对在国际争端中付诸武力，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再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维护包括伊朗在内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的权益；最后，这一政策兼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中国在伊朗的利益。 安理会成员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有着很大区别。它们在反对核武器扩散，反对伊朗核开发转向军事化方面没有分歧，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如何防范可能的核扩散方面，各方的立场和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安理会中，美国的态度最强硬，虽表示愿为和平解决作出努力，但坚决主张对伊朗进行严厉制裁。此外，美国还一再表示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选择。欧盟虽与美国联手对伊朗进行制裁，但坚决反对美国使用武力。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反对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与欧盟立场相近，不同的是认为制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由于安理会意见不一致，因此，2006年3月安理会发表了一个主席声明，要求伊朗中止铀浓缩活动。同年6月，欧盟经与安理会协商后向伊朗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作为“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在“伊核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国务卿赖斯公开表示，如伊朗中止铀浓缩活动，她愿意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为争取伊朗积极回应安理会的建议，中国还利用一切机会做伊朗的工作。200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机会亲自做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工作。胡锦涛主席对内贾德总统表示，中国理解伊朗对享有和平利用核能权利的关切，同时主张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持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伊朗和国际社会需要建立互信。中国希望伊朗认真研究国际社会提出的解决“伊核问题”的方案，积极回应，以便尽快恢复谈判，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 在伊朗拒绝欧盟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后，中国在“伊核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06年年底和2007年3月安理会先后一致通过对伊朗制裁的第1737、第1747号决议两个决议，这反映了中国对伊朗在“伊核问题”上未能表示出灵活性而感到失望。 中国对解决“伊核问题”按照目前轨迹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忧。自“伊核问题”提交到安理会后，一方面，安理会在逐步加大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不仅加快了核计划实施的速度，还不断地取得重大进展。目前，美国正在酝酿推动安理会采取新一轮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作者认为，即便是安理会通过了新的制裁措施，其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没有迫使伊朗就范，反而可能会使“伊核问题”局势发展失控。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不仅中国的利益会受损，欧盟的利益会受损，同样美国和伊朗的利益都会受损。可以说，这是一条“全输”的轨迹，应该是“伊核问题”各有关方面力争规避的道路。 解决“伊核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跳出原有的框架，另辟蹊径。伊朗与IAEA已就解决伊朗核计划悬疑问题的时间表达成协议，同时欧盟也保持着与伊朗正常的接触，这些现象是伊朗与国际社会建立互信积极的步骤，是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的正确的方向。因此，在“伊核问题”已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讨论对伊朗进行新一轮制裁方案是不适宜的。 (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