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仍在成长

　　 陈启文：（以下简称陈）很高兴认识你。应该说，在海外的新移民女作家中，我对你的作品是接触得比较早的，尤其是你的长篇小说《梦断得克萨斯》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这是一部新版的“娜拉”出走以后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中国式娜拉（女主人公舒嘉雯）走得更远。舒嘉雯在异国漂泊、挣扎与顽强打拼的的经历，让许多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了解到了海外新移民令人羡慕的背后还暗藏着另一种血与泪的真实。舒嘉雯最终离开了美国来到了加拿大，或许因为她的这些经历和你本人有些类似，有人说这部作品就是你本人的精神自传，你怎么看？ 　　曾晓文：（以下简称曾）很荣幸认识你。我在多伦多举办的新书《梦断得克萨斯》发布会上谈到过，这样的作品对于我，一生只能有一部，并不是说我正在写的作品和我将来写的作品在思想上、手法上不能超越自己，而是就我在创作过程中所倾注的情感而言，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极限。说它是我本人的精神自传，应是比较准确的把握，当然在移民加拿大之后，我的精神仍在成长，相信这种成长会通过我的最新作品折射出来。 　　陈：说实话，读你的作品，读很多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我并不能感觉到你们受到现在居住国主流文化影响，你们虽然祖国在空间距离上相距遥远，给人感觉却像是在中国某个城市的写作者，这种精神上的近距离，让我感觉到，你们更多的只是选择了一种在异国漂泊的题材或背景，而非深层意识结构。无论在思考方式上，还是情感认同上，你们与国内的作家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移民并未让你们在精神上变成另一种人，也没有让你们的作品变成另一种东西。其实，在国内，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命名一直是个比较含混甚至有些暧昧的概念。我跟孙博先生有过一些关于移民作家文学身份问题的交流，听说，有些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都很讨厌被别人称为“海外华人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感？ 　　曾：你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接受居住国主流文化影响，是需要时间的，而时间可长也可短，取决于每位写作者的个人境遇和精神历程。即便在接受了居住国的主流文化影响之后，把这种“影响”诠释到自己的作品中，并得到国内读者的赏识，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海外作家与中国某个城市的写作者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毕竟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坦率地讲，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海外华人作家”的称呼反感，一个称呼有什么重要呢？归根结底，作家不是借助一个称呼来证实自身的独特存在，而是通过自己的作品。 　　陈：《网人》也是你的一篇很有影响的小说，我记得还是台湾《中央日报》第八届文学奖获奖作品，这是一部很短的但往内心走得很深的作品，两个去国离乡的人，与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可以在网络上保持纯粹的精神交往，可以陶醉于爱的幻象，而一旦进入现实，哪怕近在咫尺，却一下子全变得那样的遥远，彼此不能见容，心灵难以沟通，这是否就是海外新移民的真实精神状态？ 　　曾：《网人》是我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虽然它是在两个晚上完成的。也因这个作品的成功，我对小说创作产生了信心。那是在1995年，网络刚刚兴起，我捕捉到了人们在网络虚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迷惑，应算敏锐。其实这种迷惑是中西共同的，在90年代存在，在今日仍然无所不在，只不过海外新移民因特殊的孤独处境，迷惑得更深重些。 　　陈：纵观近三十年来，海外移民文学正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生长，这无疑与海外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有极大的关系，海外华人作家比国内作家更能解放自己的心灵，也不需要某个机构去确认你的“作家”身份，这无疑会获得精神上的更大的自由，应该说这是很容易进入文学的大境界的，但就目前来看，你们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你们的影响力还局限于旅居海外的华人族群，而你们最大的读者群可能还在国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而国内读者对你们比较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担心，你们是否能在移居国的在多元文化中的最终生存下来，或被完全融化掉，最终变得让你的祖国和同胞都不再认识你？ 　　曾：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海外作家拥有精神上的自由，却没有专业作家充裕的创作时间，这自然限制了创作的影响力。其实不仅海外作家，国内作家也可能很快被国内读者遗忘，重要的是作品的质量。当然高质量的作品未必会立刻得到读者的赏识，“渴望被永久记住”可能会成为作家精神上的误区。 　　陈：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海外移民的剧增，事实上以疆域为分界线的国别文学概念正在被突破，譬如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有可能被一种无国界的“世界汉语文学”所取代，在未来，甚至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却在血缘上完全与中国无关的“老外”一同参与“全球化的汉语创造”，就像我们今天已经有许多中国人正在用英语、法语写作一样，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可能也有越来越多的非华裔人士用汉语写作，由此而汇成全球化格局之下运用同一种语言从事创造实践的更广大人群。你觉得，这是否就是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图景？ 　　曾：这的确是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想象，但对比非华裔人士学习汉语的人数，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多得多，因此“老外”参与“全球化的汉语创造”，比中国人把中国文学通过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的步伐可能会更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