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清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变化
1．改变五刑制度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十下折责四板，再除去不足五板的零数。笞十至五十，依次折责为四、五、十、十五、二十小竹板。杖六十至一百，依次折责为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大竹板。[⑥]徒刑一至三年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每等递增十杖。流刑二千里至三千里三等，每等附加杖一百。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属决不待时，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五年。 2．增加法外酷刑
清朝除以上法定五刑外，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
徙、枷号、刺字及凌迟、枭首、戮尸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四千里）、烟瘴（四千里）五等。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东北、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犯奸、赌博、逃军、逃流或窃盗再犯等罪，是让犯人带上重枷，在城门、衙门等公众聚集或来往之地示众。枷重者达35斤，枷号时间由三日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窃盗、逃军、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标记或发配地名、犯罪事由等。此外，清朝还沿用了前代的凌迟、枭首、戮尸等极其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
3．调整刑罚适用制度
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清朝对刑罚适用制度有所调整，主要有：（1）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
置。（2）加重处罚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3）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4）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⑦]。
4．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极力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和强盗等罪的处罚。凡反逆案犯，不分首从，共谋者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同居男子斩决，十五岁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属罚没功臣之家为奴。凌迟犯子孙实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新疆为奴，十岁以下幼童亦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清律还扩大反逆、谋叛大罪的范围。例如：上书言事不当或犯忌讳，常按大逆重罪处罚；“倡立邪教”、“编造邪说”者，比照反逆及谋叛定罪；异姓人歃血订盟，结为异姓兄弟，也比照谋叛定罪。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同时又有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枭示（悬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枭示。
其次，清朝统治者还大量制造文字狱，以语言文字定罪，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达一百多起，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无辜。例如：康熙朝著名的庄氏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钱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号，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被人告发，认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发时，庄氏本人已死，仍开棺戮尸，株及家属，作序、刻印、买书者及未查觉之地方官等七十余人也全部处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科举考题，被认为是诅咒“雍正去头”，论罪处死。乾隆朝胡中藻诗案：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认为是讥讽朝政，也被处死。可见，清朝的文字狱案绝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猜忌罗织而成。造成文字狱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独裁所致，其中多数案件都涉及到他们最忌讳的“夷夏之防”问题，唯恐汉族士人把他们当作入侵的“异族”。其结果是扼杀了思想、文化、舆论，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二）旗人特权的维护
1．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
清朝官制形式上标榜满汉一体，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为了保证满洲贵族统治地位，清朝特设“官缺”制度，所有官职岗位分为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补授。作为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如中央理藩院、宗人府及掌握钱粮、火药、兵器的府库全部为满官缺，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满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职，如迎来送往的驿丞全为汉官缺，不得任命满人担任。地方督抚、司道、总兵、提督等虽满汉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满官。康熙时汉人督抚“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都是满人”[⑧]。直到咸丰以后，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汉官在地方大员中才渐居多数。
2．保护旗地旗产经济利益
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及八旗兵丁大肆圈占汉人土地作为私产，得到清廷肯定和法律保护。由于八旗子弟不事生计，奢侈堕落，大量旗地旗产又逐渐流入汉人手中。为了维护旗地旗产等经济利益，清廷多次申令，禁止汉人典买旗地旗产，并由官府出资予以赎回。仅乾隆时期就四次定例，禁止民人典买旗地旗产；如有违反，没收其地产房宅，并按律治罪。这些规定反映了清律对旗人经济利益的特殊保护。
3．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清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赋予满人各种司法特权。凡属满人违法犯罪，一般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殊优待。例如：笞杖刑可换折鞭责，变相减等；徒流刑可换折枷号，免予监禁服役或发配远乡；杂犯死罪和仅次于死刑的极边充军，也可换折枷号；死刑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窃盗罪可免予刺字；重罪必须刺字者，则刺臂而不刺面。对满人案件的审理，由特定司法机关管辖；对满人的监禁，也不入普通监所；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内务府监所。
（三）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1．赋役立法
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难以保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2 462万）征收丁银，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两千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2．工商立法
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康熙六年（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康熙二十五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不过，这些工商立法并没有改变其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清朝仍是极力压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当时，除对重要商品继续实行官营禁榷制度外，还以法律禁止或限制民间私自采矿，并由户部和工部广泛设立征税关卡，高额盘剥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
3．海外贸易立法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台湾抗清力量的来往，曾多次颁布禁海令与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禁海令，规定寸板不得下海，违者按通敌罪论处。顺治十八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三次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越界立斩，致使海外贸易遭到彻底禁绝。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以后，开始解除海禁，允许出洋贸易，并设立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但是，没有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各有不同。
其中浙江与广东海关可以接待外国商船，其他主要管理国内沿海贸易。至康熙五十六年再颁禁海令，停止与南洋的贸易，并严禁卖船给外国和运粮出口；违者，造船人与卖船人皆立斩。如出洋人留在外国，要将知情同去人枷号三个月，并行文外国，将其解回立斩。外国的商船也需由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规定“一口通商”，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
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官府对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以上海外贸易立法，束缚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阻挠中外正常贸易的进行，影响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
（四）行政立法的主要内容
1．行政管理体制
在清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军政事务由其“乾纲独断”。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和臣下结党营私，清律严禁宦官参与政治，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及内外官交结，犯者按“奸党罪”处斩。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设内阁“赞理机务，表率百寮”[⑨]，代拟批旨，呈进奏章。内阁大学士名额不定，康熙时多用满汉大学士四员，雍正时六员，乾隆时增协办大学士一至二员。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实权远不及明朝，仅仅具有上传下达的职权。内阁之外，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辅政机构。雍正即位后，因西北用兵而设立军机处，取代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侵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只服从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专制极端化的标志。
内阁与军机处之下，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员外郎等属官。六部长官对皇帝负责，只能奏请皇帝颁发必要的诏令，无权向地方直接发布命令。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监均有较大裁并，九寺只剩下审理刑狱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会的光禄寺和鸿胪寺；五监仅剩下掌国学政令的国子监；只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维持明朝时的地位。
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四级。明朝临时派遣的督抚已成为固定的省级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但必须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时行政上的独立性，成为隶属于督抚的分理地方民财和刑狱的两个机关。与省平级的行政单位有顺天府、奉天府和东北、外蒙、新疆的各驻防将军辖区以及西藏办事大臣辖区等。省下设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络省与基层的关系，由道员主管政务。道下设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经济与司法等事务。与府平级的机构有厅和直隶州。府下设州和县，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由中央直接派遣。县下设有征收赋税钱粮的里甲和防范盗贼的保甲。
2．职官管理制度
在职官选任方面，清朝仍以科举取士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在省城举行，由取得秀才资格者参加，通过以后成为举人。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由取得举人资格者参加，合格后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通过以后成为进士。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朝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取得举人或进士出身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清朝规定，满、汉官员均须经过科举考试，但满人做官往往凭借特权。科举考试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条参加政权的阶梯。正途之外，还有“特简”、“会推”、“捐纳”、“荫生”等制度。“特简”即由皇帝直接任用；“会推”是由大臣互推任用；“捐纳”是捐钱买官；“荫生”又分恩荫、难荫和特荫三种：恩荫主要用于三、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早在顺治时便规定：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期满后，按其父辈的品级授予官职。
在职官考核方面，清初沿用明朝的考满法。康熙四年（1665年），废除考满法，实行“京察”与“大计”。“京察”是对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京察结果分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按考核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对督抚以下外官的考核，也是三年一次。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两等，按等予以奖惩。京察与大计的标准是统一的，即“四格六法”。四格是从守(廉、平、贪)、政(勤、平、怠)、才(长、平、短)、年(青、中、老)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具体作法是不谨、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调，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优异者可以得到引见、升官、晋级、赏赐、封赠等奖励，考核差劣者则给予罚俸、降级留任、革职等处分。
在职官监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为监察机关，长官为左都御史。为了集中皇权，雍正元年（1723年），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纠弹，使监察机构实现了一体化。当时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将军机处以外的所有机关和官员都纳入监察稽违的范围之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朝政决策，充分发挥科道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则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别对府、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同时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