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转型
邵会婷闫志利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文章按照中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在强化经济新常态理论内涵与职业教育发展现实任务认识的基础上，提出重构价值取向、转变发展模式、优化发展目标、活化运行机制、改革管理体制等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转型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转型
［作者简介］邵会婷（1989-），女，山东济宁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闫志利（1963-），男，河北唐山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经济与管理、人力资源开发。（河北秦皇岛066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ZD201418，项目主持人：闫志利）和2015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HB15JY059，项目主持人：闫志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6）07-0017-04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16.07.004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是同一时空下的共生共荣系统，二者密切联系、互为依赖。建立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也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关键所在。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发展范式必须随区域经济转型而调整。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转型，既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经济新常态理论内涵与职业教育责任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基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理论，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内涵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此后又在当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众多学者认为，“经济新常态”概念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宏伟目标。综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经济新常态”的阐释以及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部署，“经济新常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于深刻揭示了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同时也显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美好未来。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预示着我国经济将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实现优化升级；四是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的民众。可见，经济新常态概念及其相关内涵，深刻揭示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等相关论述，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职业教育必须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对价值取向、体制机制等发展范式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新常态下职业教育的责任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5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决定适应经济新常态，重点实施“五项重大任务”。在“五项重大任务”之中，有两项任务直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责任，其他三项任务也间接涉及职业教育发展目标问题。
第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央决定将经济工作着力点转移到“转方式、调结构”的轨道上来，推进“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动者的终身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有效满足民众创业、就业及再就业的需要。通过消除政策性障碍和制度性壁垒等措施，推进区域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促进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健全机制、强化监管等措施，努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社会满意度。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指出，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其中，“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整体评价，而“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等具体问题是对“不能完全适应”的进一步解析。
（一）教育结构不尽合理
职业教育结构内涵较广，包括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生源结构等。在层次结构方面，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明显表现出层次较低的问题，难以满足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中职教育规模自2009年以来表现出明显的逐年萎缩趋势，高职教育2013年招生数量也比2012年减少11.85%。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本科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极为缺乏。在专业结构方面，多数职业院校仍依据自身基础设施及拥有教师的专业类型状况设置专业，尚未建立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专业设置的运行机制，导致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现象十分突出，难以满足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在生源结构方面，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被人为地割裂，职业院校生源仍以全日制初中（九年义务教育）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为主，尚未达到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目标。
（二）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以及“从小到大”等发展时期，目前已进入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阶段。从总体状况来看，由于资金投入有限、教师队伍建设滞后以及行业企业参与度较低等问题的影响，职业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直接弱化了其社会吸引力。在中职教育方面，全国16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结果表明，中职学生对中职教育服务质量的总体满意度不高，中职学校餐饮及卫生条件、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创新教育、订单培养、创业能力训练等服务均未达到学生期望要求。全国八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企业对中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总体认可度较低，中职毕业生的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基础知识、人格素养和专业知识等六项指标均需大幅度提升。在高职教育方面，多数学校仍未
化）同步”发展，强调“逐步加强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等具体措施。适应这一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加大新兴产业与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同时，通过加强在职人员职业培训等，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第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中央提出，按照“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的指导方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依靠创新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适应这一新常态，职业教育必须依据人力资源市场要求，建立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将创业教育融入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创业知识与专业知识传授的有机结合，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全民创业热情，扩大社会经济总量。
第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央指出，坚持数量、质量与效益并重的原则，引导农业发展转型，注重农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集约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竞争能力。中央强调，要通过完善职业培训政策，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可见，中央在明确农业转型原则、目标以及方式、方法的同时，将引导农业发展转型的基点置于造就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之上，直接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提高培训质量”等具体要求。职业培训机构必须适应新常态要求，及时了解农民培训需求，丰富培训内容，改进培育方法，提升培育效果。
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央提出，通过完善区域政策等措施，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同时强调，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与此相对应，教育部等六部门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也提出，鼓励各地制定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政策，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推动跨省域合作，共享教学资源及科研成果等。因此，职业教育必须尽快打破地域限制，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
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央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努力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可见，中央将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促进创业和就业方面，并再次就提高职业培训质量提出了要求。职业教育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宗旨，必须加快构建面向全体劳
摆脱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多参照本科院校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行力度明显不够，毕业生在知识结构体系、实践动手能力、职业修养等方面难以全面满足行业企业的现实需求。
（三）办学条件仍较薄弱
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多元化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但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仍然较低，政府仍是职业教育投入的主体。由于职业教育多由地方政府投资，受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以及校企合作进展迟缓等问题的影响，不同办学主体及不同区域间投资不尽平衡，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服务民众创业就业的效果与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部分职业院校、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办学经费紧缺，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实习、实践要求。同时，各种学生实习、实训所需材料市场价格不断上涨，部分职业院校只能通过缩减实习、实训时间，或减少耗材要求来维持学校正常运营，直接影响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与提高。区域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差异较大的现实状况，也难以满足经济新常态下“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的要求。
（四）体制机制依然不畅
职业教育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与规范体制。职业教育机制是职业教育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包括层次机制、形式机制和功能机制等。就职业教育体制而言，由于我国职业院校多由地方政府主办，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明显不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职业教育发展方针、政策等，多从本地实际利益出发，存在明显的排他性和地方保护倾向。同时，职业教育“立交桥”建设尚未“完工”，中职、高职、本科到研究生的学习通道尚需拓展，普职沟通也需要迈出实质性步伐。就职业教育机制而言，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管理机制仍处于行政计划阶段，行业企业指导、社会监督、政府服务等明显不够，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尚待落实，教育行政化现状急需改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制约机制尚待加强。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部分地方政府对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重视不够，导致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进展迟缓，职业教育资源利用率较低。
三、积极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转型的具体路径
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解释，范式指公认的模型和模式。职业教育发展范式指职业教
育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和形态，包括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发展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职业教育应尽快调整现行发展范式。
（一）重构价值取向：从“服务地方”转型为“服务区域”
我国目前实行以地方为主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招生规模、学生就业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前，“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向度，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将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在这种形势下，职业教育必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步，从服务、服从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转向服务、服从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随区域产业转移、人口流动而转变服务面向，实现跟踪服务。各职业院校应在保持地方特色、发挥优势的同时，依据区域统一的人力市场需求设置专业，通过实施跨区域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措施，从更为开阔的视域谋划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以及招生、就业等职业教育发展具体事宜。特别是部分专业发展面临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职业院校应及时树立“走出去”的发展思维，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例如，目前我国的高铁技术不断向海外推广，培养高铁维修、保养人才的职业院校应尽快与相关企业联系，将职业教育与培训业务延伸到国际市场，以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我国制造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增强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转变发展模式：从“内涵发展”转型为“内外并重”
随着我国各级政府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内涵建设水平得到普遍提升。按照中央提出的“提高职业培训质量”“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的具体要求，职业教育应在继续恪守“内涵发展”理念的同时，兼顾职业教育外延的扩张，以此促进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以及民生的不断改善。一是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努力扩大农村学生（学员）招收规模，让所有农村人口都能够接受职业教育或劳动预备制培训，持续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构建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立足所有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分类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社会服务体系，使职业教育与培训伴随劳动者终生，帮助劳动者适应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需要，在促进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同时，实现个人发展；三是不断提升区域
建设，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区域职业教育的整体实力；二是完善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治理结构，通过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引领、骨干职业院校牵头、区域职业院校参加等形式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依据现代企业运行规则，成立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实现规范运作；三是鼓励各地在重大产业建设工程中，同步规划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为产业建设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四是鼓励具有一定实力的职业教育集团与跨国企业、境外教育机构等开展合作，组建涉外职业教育集团，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世界影响力。
（五）改革管理体制：从“直接管理”转型为“依法治理”
经济新常态强调“市场要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逐步“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促进职业教育由政府“直接管理”转型为“依法治理”。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职业教育管理新格局。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职业教育立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教进程；二是坚持以治理理念优化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构建由政府为主导、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架构，提升职业院校的办学主体地位，增强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与整体实力，培育职业教育名优品牌；三是加强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不断优化内部决策职能及决策程序，建立相应的职业教育运行监督评价机制；四是加强各利益相关者权益保障，形成职业教育的综合治理合力，促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水平、能力、结构等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以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而带动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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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实力，构建从中职到研究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各层次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间的衔接与沟通，形成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加强区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促进职业教育资源与劳动力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合理流动。通过消除行政壁垒等措施，统筹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等工作，帮助农民工跨行政区域实现高质量就业。
（三）优化发展目标：从“地方视域”转型为“国际视野”
经济新常态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生的明显变化，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势已成。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逐步实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诉求。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必须由地方视域转向国际视野，开展大交流、大合作，形成开放性职业教育新格局。一是利用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加强国际援助。特别是地处沿海、沿边地区的职业院校，应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提高职业教育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以职业教育合作促进经济合作的目标。二是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特别是有计划地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专业课程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等，为我国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三是加快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建设，并逐步向国际标准转型，使职业能力标准、资格证书标准等与国际对接。四是鼓励部分实力较强的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合作办学，成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的协同者，为企业海外经营培养本土人才，推动“优进优出”战略的实施。积极鼓励职业院校或职业培训机构与承揽海外大型工程（如高铁项目）的企业联合开办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充分利用当地人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活化运行机制：从“单独行动”转型为“集团发展”
经济新常态要求职业教育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注重改革创新，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劳动大军，不断提高中国制造和服务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某一职业教育机构的单独行动，很难达到理想效果。按照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建设职业教育集团是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要创新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机制，按照市场导向、利益共享、合作互赢的原则，吸引各类社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