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秩序视角下中日关系(上)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
大家好！
今天我将和大家共同探讨中日关系的问题，中日关系是最复杂的一个双边关系。两国关系历经了长期的博弈，有很严重的历史冲突，也有很长的国际交往历史。中国古称赤县神州，日本古称东瀛扶桑，赤县神州、东瀛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样的近距离意味着双方的历史交往必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既有长期的友好交往，也必然存在着相对而言比较严重的战略的心结和竞争。
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曾经指出，亚洲合作的视线有赖于中日的和解意图。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动，中国的国家实力在迅速上升，而日本依旧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但是在政治方面却没有能够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这种变动让这两个国家历经战略博弈，两国充满了矛盾，但是也都意识到合作是必要的，所以都逐渐意识到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自从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以来，两个国家经历了领导人的互访，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两个国家逐步开始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种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让整个亚洲乃至世界都舒了一口气。虽然两国的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个国家历史关系复杂，现实矛盾交织，未来竞争激烈，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部分的消除，或者是缓解长期冲突的一种后果。在东亚，中日两国是一山二虎，“一山不容二虎”的困境依然存在。如何避免两虎相争，是两个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如何从战略的层面认识中日关系，是我们在学术界和战略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议题。
首先是分析中日关系有哪些视角？
中日关系传统的分析视角，是分析中日双边关系和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否认这两个分析视角有很多独到之处，对它们的分析有利于大家认识中日关系的实质。但是，得出的有些结论是相对片面的，例如一山不容二虎论、中美联合摆平日本论、美日联合对付中国论等等。这些视角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抗，很少有积极合作的层面出现。中日之间是有着激烈的竞争、冲突、矛盾，不仅历史上存在，现实中也大量存在。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东海划界的问题、钓鱼岛的问题、台湾的问题等等。但从双方实际而言，中日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在社会层面上有很多的交往。这种关系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仅仅用冲突的视角看待两国的关系，恐怕不符合两国的历史、现在和将来。所以我将为大家引进一个新的视角，即东亚秩序的视角。
一、 分析中日关系的东亚秩序视角
1. 东亚秩序的变动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
中日两国始终是决定东亚秩序变动核心要素，也可以说东亚主导权也始终是两国竞争的核心要素。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在东亚具有主导性的优势。自从近代以来中国衰落，西方列强入侵，导致东亚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动，在这样的变动中日本崛起，并成为侵略中国的先锋，由此日本成为推动东亚秩序变革的侵略性力量。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东亚安全秩序上的主导者，而日本经济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在安全上的主导和日本在经济上的主导成为东亚秩序的决定者。在此过程中东亚出现了新的变动因素——全球一体化冲击下的地区一体化。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两大潮流使东亚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动，即地区、国家、经济体间的合作加强。在加强的过程中，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融入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并且逐步成长为东亚的主导因素。而东亚其它国家之间的合作也产生了积极的政治结果，尤其是东南亚，这十国通过战略博弈，逐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次地区秩序。所以，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一起成为决定东亚秩序变动的主导性力量。
2. 中国和日本已经走上了两强并起的状况
中国全面崛起，而日本也在政治上崛起，它在追求政治大国，尤其是追求在全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在地区上力图把握东亚秩序变动的主导权。中日两国任何一国获得东亚秩序的主导权就以意味着他们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这种条件，而日本一定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可能性。但日本是不甘于下风，并意欲在中国没获得绝对主导权前放手一搏。尤其在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动，恶化走势证明了这点，这是日本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集中表现。
对中国而言若中国从东亚的视角思考中日关系，处理地区关系，会使我国更具有广远的视角，更能体现大国风度，也能将地区战略、全球战略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战略框架。
一般而言，秩序建构需要经历从强制确立到协商确立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强权、霸权主导确立比比皆是，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主要流派，大权稳定论的核心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讲，强权也需要其他国家的配合，尤其是大国的赞同、默许和参与。若不然，确立的新秩序必然制度化程度不高，也是短命的。二战结束以来，地区秩序的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地区一体化潮流的深化，强制性因素在减少，协商性因素在增加，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逐步成为建立地区秩序的主要方向。大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承担责任建立机遇的制度化框架也成为地区秩序建设的特征。东亚秩序也是如此。东亚和世界潮流在地区秩序建设方面是合拍的，东亚一体化迅速的发展带动了秩序变革，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为中日关系积极改善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两个国家要获得地区的主导权意味着要寻求共同利益，共同承担
责任，而大国要积极的提供公共物品承担大国责任。对中日双方而言，这种趋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历史角度讲，中日双方第一次迎来了超越既有的双边和中美日三边框架处理双边关系的契机，从东亚秩序的角度处理中日关系。
今天我尝试用东亚秩序变动的视角分析中日关系，尤其是关注双方实力变化所引发的地区秩序变动，最终落脚在双方对东亚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方面。
下面将从历史角度梳理中国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和东亚整个秩序的变动，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动。 二、1949年之前的东亚秩序变迁与中日关系
1. 1949年之前的东亚秩序与中国关系
东亚秩序的追求是有历史渊源的，留下丰富而沉重历史包袱，东亚有三个历史秩序：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美国追求的门户开放体系；日本力图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秩序。如何正确认识东亚秩序的历史遗产是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性条件，也是认识东亚秩序变动的基础条件。
中国是古代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秩序的主导者，拥有悠久的自成体系的文明并在东亚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架构——朝贡秩序。周边邻国定期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成为天朝的藩属。中国授予朝贡国金银印章，提供政治承认、优惠贸易和安全保障等公共物品。正是在中国的引领下，东亚才迈进了文明时代。尤其是明朝之后朝贡秩序也延伸到东南亚和东北亚，成为包容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也是东亚历史上唯一的秩序。
2. 中国的兴盛也为日本走向文明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渊源
日本在汉代之后逐步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在这个时期，日本出现雏形的朝贡秩序。从汉代到唐末，日本不断有人到中国学习政治文化和制度，促进了本国基本体制的确立和发展。遣隋使、遣唐使是中日历史友好的重要标志。从唐朝末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来往。明成祖时期，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开始呈贡，以属国自居，是中国朝贡体系中比较积极的国家。由于这样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日本养成了时进时出的朝贡秩序，是朝贡秩序中离心率最强的国家。同时日本还致力于在国内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小的国际秩序，所谓小中华秩序。这样使得日本把挑战和取代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作为重要的目标来看待，所以中日之间的竞争从历史上就开始了。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侵入，东亚秩序被逐步打破，尤其是西方用坚船利炮发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将中国强行纳入到其主导的秩序中。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的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博弈，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朝贡体系寿终正寝，昔日的朝贡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也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领土被瓜分，更谈不上维护东亚地位。
面对两千年来的大变局，中国和日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
潭。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开始接受西方国家的基本特性，开始成为侵略中国的先锋。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5年，日本霸占了中国台湾。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秩序经历了从英俄主导到英俄美日四强并列的结构转变
19世纪末扩张已经成为美国和日本在东亚外交主要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其目的是在美国的力量不是特别强大的时候，防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东亚体系，维持势力均衡的秩序，地区外的大国在秩序变化的过程中扮演主导性角色。此时美国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强权角色，这样东亚必然要奉行开放必须主义。从此，美国开始把遏制日本作为东亚战略的主要目标。1921年—1922年，美国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协议拆散了英日同盟，同时也通过声明确保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实际上美国不仅仅是保护中国，更主要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导者。
这样的安排必然使日本心怀不满，所以说东亚传统秩序的最终崩溃是与日本崛起并追求侵略性目标紧密相关的。日本主导东亚最终的追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创立。只是日本选择了错误的法西斯道路，最终遭到了惨败。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主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中日的敌对状态解决。1945年的日本投降并没有带来地区和解，也没有带来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日本对于所犯的历史错误也没有深刻的反省和认识，这种秩序变动使东亚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秩序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
三、1949年—1992年的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亚秩序以此为契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这种变动出现了三个部分性的地区秩序的安排。美国主导建立了东亚的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崛起确立了它所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而东盟国家逐步走向联合，建立了稳定的次地区秩序。1949年—1992年，东亚秩序是由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主导和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主导确定的，东南亚次地区在逐步形成，但是还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在此期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正处于酝酿中。
1. 美国主导建立了东亚的安全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独自占领日本，开始谋划主导东亚格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秩序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这一外交决策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前锋，尤其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东亚从冷战变成了热战，正是在这种局势推动下，美国政府酝酿已久的东亚秩序转变最终完成。美国开始与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军事盟友关系，由此确立了统治东亚安全局势的沦辅体系。这是第一个秩序，是在安全层面上展开的。
但这一秩序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稳定性，其突破是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展开的。
2. 日本经济崛起确立了它所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
经济层面上，日本实现了崛起，加快了向东亚的投资，从而促进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东亚进入了一波波经济归崛起的浪潮中，从日本崛起到四小龙崛起到中国大陆崛起，印度崛起，整个东亚的这种态势是逐步推动的，并使东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梯次序列，东亚的产业转移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高潮。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向重化工业和高科技的产业升级，日本纺织、塑造、电子产品、金属产品等转移到亚洲四小龙。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实现了产业升级，开始把轻纺、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大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转移。
正在此时，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对外开放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开始进入国际分工的序列。这个浪潮到9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和泰国，从而构成了日本孜孜以求的雁行秩序，这一秩序是以日本为雁头，亚洲新兴的工业体为雁身，随后是东盟各国，中国，最后是越南和印度。现在这个秩序其实仍然存在，那么这样的一种经济优势也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开始谋求主导地位，开始追求和日本繁荣经济实力相符和的国际政治地位，同时也花大量精力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圈，如东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等。其目标是让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导者，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上的主导者。
政治层面上，随着冷战的进一步深入，美苏之间的斗争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美攻苏守转移到苏攻美守，美国意识到调整对华战略的必要性。所以1972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恢复与中国的邦交，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逐步形成。随后日本迅速采取行动。中日两国在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两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历经几年的磨合和发展后，1978年中日签署了第二个重要的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个文件成为奠定中日关系的基础性文件。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庞大的世界级市场
3. 中日关系从1978年开始进入蜜月期
蜜月期的主要标志就是中日两国的政治首脑频繁互访，两国的经济合作也逐步深入。日本长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雁行秩序也延伸到中国来。从1978年—1992年期间，尽管中日之间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但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角度思考两国的关系，以大局为重。1989年后，日本率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促使两国元首在1992年实现了互访。这个时候两国关系对中国相对而言是友好稳定的。另一个变动是东南亚在政治上的变动。1967年，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成立了东盟，并逐步形成了东盟方式。所谓东盟方式就是东盟的决策模式，最主要的两个原则就是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东盟所有成员国在东盟事务的决策中绝对平等，任何议案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承认赞同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在对外事务上，它们也采取了绝对平等的方式。以国家的独立决
策为前提和东盟的一致性的决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以东盟的方式作为一个准绳，东南亚国家有效的解决了一系列的历史上的争端和现实的矛盾，那么逐步建立了一个稳定次地区的秩序。但是由于外部力量的牵制和内部凝聚力的不足，那么东盟在促进东亚的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地区没有建立一个全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来。那么东亚地区的经济是一个自然性的经济的合作，也就是以市场驱动为主的，而不是以政府驱动为主的。
四、1992—2001年的东亚秩序变动与中日关系
1992年—2001年，是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年，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一年，同时还是美军撤出东南亚的一年。在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动时，东亚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日本开始谋资，而中国开始在东亚地区谋势。1992—2001年，是日本失去的十年，也是中国卧薪尝胆酝酿和调整地区战略的十年，还是东亚其它国家和美国观察并调整对方关系的十年，这十年注定在东亚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1. 这一时期开端的大事就是中国因邓小平南巡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格局调整中，中国走向了全面崛起，而日本陷入了全面经济衰退。由于美军撤出东南亚，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真空。所以东亚原来掩盖的历史矛盾和领土领海冲突体现出来，并促使东盟国家开始思考如何促进东亚合作，东盟方式也走出东南亚进入整个东亚地区。1994年东盟发起了东盟地区论坛，这是亚太地区迄今为止唯一的跨地区政府间多边对话机制。同时在东盟的促使之下，东亚也开始了积极的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多边安全合作。
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东盟自身不能够解决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资助等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不可依靠。东亚国家走上了一条真正的不归之路——促进地区间的合作。它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从此，东盟至现在为止一直是东亚合作的主要组织者，东盟方式也拓展到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1999年在东盟的主导下，出现了所谓的10+3模式，就是东盟十国与中日韩的合作的机制。10+3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主角。
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紧密合作是必要的，从此各个国家在贸易、投资、金融各个领域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东亚的主要推动力从过去各国的竞争变为向共享增长。2000年，10+3机制通过了《清迈协议》，使东亚制度化的合作有了进一步进展。各个国家在金融发展方面开始合力，共同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建立，使东亚金融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使东亚在贸易、金融、投资全面展开。
3. 中国地区的战略调整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并全面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高调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同时我国国家领导人宣布要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这
是我国的整体国家战略，尤其是地区战略调整的起点。中国一改过去消极、被动的姿态，开始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地区一体化，并且逐步的开始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推动者。
4. 中国崛起的效应和日本雁行模式的衰落并行
进入90年代后，日本推行的雁行秩序的内在缺陷开始显现出来。日本始终把东亚当做加工组装产品和调配原材料的供应基地，所以日本的国内产业调整是相对滞后的，其国内的传统产业和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在加剧，日本无法挽救东亚陷入的衰退，对东亚的投资也明显的下降。同时，日本自身陷入低迷，无法阻止东亚经济圈。东亚出现金融危机后，日本将其大量的投资从东亚转向了美国和欧洲。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和日本在东亚方面的投资短视体现了出来，这正与中国的宽广视角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
由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日本要保持在东亚的重要地位，最主要的调整就是将战略重心放在美日关系的再确认上，这一调整正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1992年之后，美国撤出了东南亚，同时调整和东亚国家间安全关系，转变了同盟的职能，扩大了同盟的范围，也扩展了同盟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完成了美国的安全体系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的转变。同时美国还力图在经济上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主导东亚经济秩序。尽管美日两国在安全方面加强了合作。1996年双方通过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通过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种界定的周边势态标明了两国主导东亚安全的企图，也引起了中国极大的注意和抗议。
安全方面，美日是合谋的；在经济方面，美日又是竞争激烈的。这体现在对亚太经合组织将来的走向上，美国期望亚太经合组织成为统治东亚经济发展趋势的组织；而日本则期望保持论坛状态。
日本的战略还体现在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说，这种右倾化直接导致了中日之间陷入的冲突。从1993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摩擦期，出现了政冷经热的趋势，1992年日本最早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此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翻案，提升日台关系。在对华经济援助方面，加重政治色彩，尤其是1995年日本对中国进行核试验实施经济制裁。这是唯一对中国核试验进行制裁的国家。
这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前景开始不安、忧虑到抵制。为了抑制中日两国下滑的势头，两国的政治首脑在邦交正常化25周年时进行了互访，并发表了第三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中日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稳定但并没有解决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问题，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更加激烈的摩擦期。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台湾问题，钓鱼岛，东海化建等问题上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对华不友好甚至是侵犯中国主权做法，以此为标志，中日关系进入到摩擦的升华期。
五、2001年至今的东亚秩序变动与中日关系
（一）2001年到现在，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动
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戏剧性的效果。
2001年是东亚秩序变动基本格局确定的一年，也是中国开始把握东亚主导权的一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01年的5月，日本内阁通过的《通商白书》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结束了，东亚经济进入到群马奔腾的新时代。同时，中国加入了WTO ，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战略，中国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确定了东亚格局的总体战略部署。另外，美国发生了9·11事件。9·11事件使得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中美关系以此为重要标志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这三大变动最终导致东亚秩序保持了基本稳定，2006年，日本终于在稳定与中国关系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东亚秩序上的主导地位基本上确立。
（二）2001至今，影响东亚秩序变动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
1. 中国崛起的效应在东亚全面展开
1997年中国开始认识到地区战略的重要性，开始调整地区战略。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这是地区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中国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地区合作方式。中国的外交布局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正是在这一政治报告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部做出了判断：东亚是未来十年我国外交的重点。这与我国的国家定位是直接相关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争取东亚的主导地位，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因此中国在地区合作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和方式。在经济上，中国进一步落实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强调10+3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和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中国通过和中亚国家、俄罗斯合作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积极的范式；同时我们也与东盟国家加强了安全方面的合作；在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的扩散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
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促进了地区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战略能力，提高了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以此为标志，中国和东亚进入到一损共损、一荣共荣的时代。中国真正和东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首先体现在经济上。我国和周边的经济体加速一体化，中国周边有26个经济体。1995年，中国是四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三个经济体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五个经济体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到2005年，中国已经是九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七个经济体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五个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伙伴。26个经济体，有21个经济体已经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同时也看到周边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大大的增加，我们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基本都是处在逆差的地位上。
这些经济体对日本和美国的贸易依赖都在迅速下降，这种态势意味着中国在地区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也被初步确立，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器和东亚一体化的加速器。
中国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提供了贸易合投资的机会，使邻国和周边经济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加入WTO 之前，中国占亚洲地区出口额和进口额的第二位，远远落后于日本。加入WTO 后，中国完成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谈判，中国开始进一步降低关税，到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额都居于亚洲第一位，成为亚洲地区贸易增长的实际领导者。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亚洲地区的投资，成为亚洲投资的后劲者。到2008年底，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了500亿美元。中国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繁荣，那么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中国在东亚地区开始积极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是第一个因素。
2. 东亚地区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由于中国地区战略的调整，东亚一体化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经济、政治、制度、战略四轮驱动。在经济上，东亚原本就是自然的经济区，是以市场驱动为主，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各国的政府成为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由于中国在战略上的调整使得东亚所有的国家都在战略上进行了新的谋划，进入了制度合作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触发了地区自由贸易区的热潮，以10+3主渠道为例，当前只有中、日、韩之间和韩国与泰国之间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其它都已经签署了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从此意义上讲，东亚已经成为了自由贸易区。
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是东亚繁荣和发展的基础，它反过来加强了各国在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并开始出现了制度化框架，东亚共同体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愿景，将来东亚也会走向共同体的秩序。东亚国家间不乏竞争，但这些竞争并没有带来紧张和危机，与地区内国家加强合作，提供更多的地区性公共物品和优惠条件，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趋向。在这种意义上讲，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已经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性的因素。这是在地区合作中的变化。
3. 美国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影响地区合作变化的其它因素就是美国战略、东盟和日本的变化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重返东南亚，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美国在东亚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得以持续，所以这种安全体系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表示了理解和一定程度的欢迎，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也得到了维护，美国也加强了对东亚
的投资和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外在的强权，依旧在东亚变动的过程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但从另一方面讲，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它寻求的是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新定位，即以势力均衡的方式确保在东亚的利益。这样的目标与东亚国家实力变动相结合促使美国调整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中美关系的调整作为指向标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存在两个大的趋向的摇摆：第一是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第二是对中国实行接触战略。经过十多年的犹豫，美国终于开始以一种平和和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崛起，也就是美国对中国从不适应逐步走向了适应。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发表了《期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有关方》的政策讲话，该讲话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预期与趋向。
从此时起，美国开始呼吁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领袖的必要责任，在一定意义上锁定了美国对华奉行接触政策的战略趋向。2008年下半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进入成熟阶段，美国这种战略的调整，也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契机，就是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某些领域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
4. 东盟的消极层面开始展现
1992年之后，东盟开始在东亚的一体化进程当中扮演主导性角色，这种领导地位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认同和尊重，东盟在东亚合作制度建设方面，在东亚秩序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东盟野心勃勃，它在寻求在所有的地区合作成员中扮演中心角色。这种努力得到了中国的尊重，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默许。
但东盟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诺、避免义务的做法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整合非常缓慢。尽管三个“10+1”就是中国、韩国、日本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行的比较深入，但是东盟10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速度非常缓慢，这样的领头者必然会放缓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显然东亚秩序建设不仅需要东盟方式所提供的规范性效应，还需要一个新的整合发动机，而这个整合发动机只能由中日联合担当。
5. 日本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
从2002年开始，日本经济复兴非常强劲。日本人认为从2002年到2008年他们进入到二战之后最长的增长期，这样的经济增长让日本的国家信心逐步恢复，让这个国家战略也在发生新的调整和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政治运作非常频繁，它也意味着日本期望在东亚乃至全球舞台发挥着更主动的作用。这种主动的作用有一个基础，就是东南亚对日本的重要性，东南亚对日本的繁荣至关重要，所以这几年来日本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以签署双边和多边的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作为主要方式来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
日本在投资方面也开始采取分散战略，比如说在中国的投资和在越南、印度的投资是并行的。目标
就是加大在东盟和印度投资的分量，以分散对中国的依赖。作为东亚秩序的首创者，日本不甘心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方面落后于中国，也仍然期望主导东亚秩序。所以2002年，日本提出了超越“10+3”框架的想法，就是要建立扩大的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日本提出了“10+3+3”：东盟，加中日韩，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所谓的“10+6”，力图以“10+6”取代“10+3”，制衡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体现出更加具有进取性的战略姿态来。
日本的大国战略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上，在东亚和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要确保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地位，当然日本这两年来明确意识到它不可能长期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根据日本的预测，大概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GDP 将超过日本。但日本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质量是低于日本的，日本仍然还有可以利用的牌。
政治领域，日本力图在全球舞台上寻求更大的国际认可，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继续追求。在东亚合作的舞台上，日本力图把握主导权。在安全领域，日本以正常国家作为主要的旗帜，以美日同盟作为依托要强化军事力量，强化对东亚军事上的影响力。
在国际秩序方面，日本企图依靠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掌握东亚秩序的主导权，并以此为立足点争取世界主导权的分享，提高日本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在对华战略的选择上，日本有两个关键性选择：或者是与中国合作来振兴东亚；或者是继续以美国马首是瞻与中国竞争。其实日本采取了混合战略，在经济上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加强对中国的软遏制。
东亚秩序建设过程中这两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东亚在次地区、地区和超地区的层面，已经建立起基本有效的制度框架。比如说次地区是东盟，地区有3个10+1，还有10+3，超地区则是10+6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这些制度框架的建立是都共同利益的会聚和制度化的结果。
我们也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东亚秩序的核心动力来源于本地区面临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共同挑战，它基于各个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同时也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所以它以追求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和共同威胁作为主要路径。
在这个变动过程中，中日竞争已经成为决定未来东亚秩序变动的核心要素。中国、日本都通过寻求共同利益的方式，采取提供地区公共物品、让渡非战略利益与东盟国家进行深入的合作，并建立了相对牢固而稳定的“10+1”框架。但中日两国却没有采取类似的追求共同利益的行为，陷入了传统困境。这意味着中日的政治不合构成了东亚秩序建设中最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是一个战略困境，两国领导人都在寻求解困之道。因为在激烈的博弈过程中，两国都明确意识到激烈的竞争妨碍了彼此战略利益，阻碍了地区一体化的进程。所以2006年10月，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就提出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设想，使得东亚各国都舒了一口气，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即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关系终于迈入了稳定时期。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双方通过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第个四战略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体现了增加信任、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的战略高度。这是中日两国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指导性文件，它和东亚合作的整个发展趋势合拍了，意味着中日关系开始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