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着妈妈的大幅照片（她去世4年后，爸爸的照片挂到了她的旁边)，她身着天蓝色短袖衬衫，臂弯挂着皮包，面带微笑望着前方，两手拿着眼镜，好像刚刚用完取下来。平时我不怎么去看照片上的妈妈，我天天在她眼皮底下吃饭，做事，睡觉……一直生活在―起的人是不需要经常打量的。
诞生于1925年9月的妈妈，于1998年10月逝世，至今转眼已10周年了。不管她离开多久，她的音容笑貌永远鲜活在我心里。
妈妈祖籍杭州，出生在上海。外婆在妈妈3岁时就去世了，妈妈和她的4个哥哥靠他们的祖母拉扯长大。妈妈的姨母是当年上海滩著名人士朱葆三的媳妇。妈妈不常讲她的苦难童年，但是不止一次讲到的场景是，每到过年，祖母就带着她和舅舅到姨母家去拜年（朱宅位于复兴路茂名路口，曾是卢湾区少年宫)，妈妈跪在楼梯下磕个头，楼上便滚下几个铜板。这一幕在妈妈心里一定留下不可磨灭的屈辱感，她不说那时没米下锅吃不饱，却再三讲到这一幕情景，这幕就定格在我对母亲童年模糊不清的印象中。我的外公是个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浪荡子。后来妈妈和小舅（茹志雄)在大舅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90年去世)的指引下赴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的道路。家妹王安忆2003年写的散文《溯母亲足迹向浙西》一文记录了母亲去解放区前的行踪，先到西天目山下浙西民族文化馆投奔大舅，大舅安排她先后在杭余临联中和武康中学（现为德清中学)读书。小舅舅则安排在印刷厂刻钢板。
妈妈走上文学道路始于一次部队文工团演出《白毛女》。她亲眼目睹看完演出的战士们一边振臂高呼“打倒黄世仁”、“为喜儿报仇”，一边雄赳赳奔赴战场。母亲非常激动，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从此决定了自己终生走文学道路。在很多次轻装行军中，妈妈扔掉衣物等日用品，而她在战争中获得的一部《战争与和平》却一直伴随她走过千山万水。行军途中休息，妈妈就垫着背包写作。那时她任文工团创作员。
1955年，妈妈带着4岁的我和1岁的安忆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任编辑。那时爸爸还在部队，一家三口再加保姆住淮海路一大一小两间房。保姆带我们姐妹俩住大间，妈妈一人住朝北的小间。小间的北窗下放一张单人写字台，桌角上有只花瓶，插着一束夜来香，花瓶下是一帧鲁迅先生画像。一窗之隔便是喧闹的后弄。
我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先去妈妈处报到，一进门，总是看到她伏案的背影，夏天耳朵里塞着棉花球，冬天怀里抱着热水袋。桌上是一叠叠稿纸，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到处划着杠杠，这行牵出一条，那行牵出一条，边边角角都是字。妈妈不是那种文思如泉涌的作家，她写得很慢很苦，更多的时候是望着窗外思索，眼神飘得很远。其实我看到她白天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了创作假，创作的最初阶段还更艰难。她是个责任性很强的母亲，每天下班总要跟我们姐妹周旋一番，但是玩着游戏棒和画着画的时候她常会跑神。一次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在想一个故事。我就把当天老师讲的列宁小时候勇敢承认打碎花瓶的故事讲给她听，然后用一种解决难题的口气说，明天你去把这故事讲给领导听好了。妈妈笑起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长得多的故事。从我们的纠缠脱身后，她便回到小房间伏案至深夜。
妈妈只读过初中，她的知识和写作全靠自学。她极爱读书，我们在她膝前玩，她会突然笑出声来叫好，把我们叫到跟前教我们背诵。我现在肚子里记住的诗词就是她认为好得不得了，要求我和妹妹背下来的，有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居易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我和妹妹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要我们读《红楼梦》，并且把认为不适合我们看的地方用纸条贴上，那本书就变得很厚，书页里伸出很多横横竖竖的纸条。她常说，读书，不仅要读出它的好，更要弄清楚为什么好。有一次她谈起一篇小说，小说名字我忘了，只记得是一个女人爱上丈夫的好友，那位好友在她家住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那天晚上丈夫发现妻子背着他偷偷在哭……妈妈说，生活中的感情大多不是直抒胸臆的，而要依靠这种细节来表现。《红楼梦》就是典范。
妈妈在她的创作里实践着她对好小说的理解。她的小说《百合花》细腻隽永的风格，来自一系列富有人情味、优美的细节。起先遭多家杂志社退稿，理由是写战争残酷，情调不对，直至在《延河》月刊发表后受到茅盾先生好评，认为“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令我满意的小说”，才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妈妈在一篇文章里说，那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她的作品与风格两字联系在一起。茅盾先生的鼓励更坚定妈妈的文学信念，50年代后期她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短篇小说集，作品被翻译成俄、英、日等文本，她也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和日本等国，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妈妈出名后曾经再三叮嘱我，如果有人问你妈妈做什么工作，你要回答，做编辑。还怕我幼小（大概小学二三年级)，记不住编辑这个词，要我把编辑两字重复说了几遍。在妈妈心目中，作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崇高目标，自己的成就还远远够不上作家的称号。这使我想起，身任数职的巴金生前也说过，作家的名字是跟作品连在―起的，作家要靠作品说话。
“文革”结束，妈妈已经五十出头，当上了外婆。当时我所在的安徽五河闹地震，条件又差，儿子出生后就放在妈妈身边。这事我至今想起来就内疚，怪自己不该图轻松。妈妈已荒废了10年的创作生命，经过―场浩劫，许多事都拨乱反正，作为一名作家，她有多少事要思考，有多少东西要写。而母亲毫无怨言地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一头都不肯马虎。她给外孙调牛奶就像做实验，瓶瓶罐罐一大堆，蜂蜜若干、鱼肝油若干、奶粉若干。她的“早晨”从每天晚上9点开始，直到这时，忙了一天尿布奶瓶的她才能安静地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工作。直至我们家搬到愚园路，妈妈才有了间较大的房间，集吃饭、睡觉、写作、会客为一体，写字台还是靠窗放。
那年我回上海，一进门就看到妈妈的背影，她正坐在写字台前，一手翻看写到一半的稿子，一手搂着几个月大的外孙，她已有了白发。桌上除了稿纸、书、资料，还有奶瓶、玩具和擦口水的手绢，儿子正抓着一支钢笔啃得口水淋漓，沉思中妈妈发现后忙去抢下来，那一刻，她从一名作家迅速转换为慈祥的外婆。就在两个角色的不断转换中，妈妈完成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时期作品，前者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妈妈那代作家没有现在这样自由轻松的创作环境，所以她总是努力把创作与时代、与政治形势紧紧结合。她的前期作品以反映战争年代和歌颂新社会为主，“文革”后的作品则表现了很强的反省精神。她的写作完全出于真诚，追求真实，并以此作为作家的职责和良心。《剪辑错了的故事》源于刮浮夸风时她到安徽农村的一次参观，人家把几亩地的稻子移到一块田给她看，她激动得不得了，回来就写了一篇歌颂文章。“文革”后，她一直良心不安，写《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深入反省的结果，她说是“还了一笔债”。《草原上的小路》也广受好评，记得―位印刷厂的工人读者来信，说他是不看小说的，但是在排版这篇小说时忍不住坐在车间里一口气看完，非常感动，没想到小说原来这么好看，写的好像就是自己的生活嘛。妈妈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这是她惟一提起的，说明她很看重普通基层读者对她作品的评价。就是在“文革”中，妈妈也时刻想着如何用笔为人民和社会服务。我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大概在1972年时，她去浙江体验生活一段时间，那时浙江山区单干和集体化两派矛盾很激烈。妈妈的笔记非常详细，详细到有人名、地名、情节、细节，并初步拟订人物形象及情节提纲，密密麻麻的三本，而且看得出是经过整理的，字写得十分工整。她一定是想以此为题材写小说的，但后来终于未能写成。
妈妈这一生，金钱物质、名利享受都不在她的视线内，惟一的追求是文学，是真正的、对得起读者的作品。1955年她带我们姐妹到上海，1963年爸爸调上海，1964年弟弟出生，70年代我结婚生子，80年代妹妹结婚，90年代弟弟结婚，如此变动其间，我们只搬过一次家。直到1998年妈妈去世，她的住房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这一生，只要有一块放得下写字台的地方，她就够了。
（文中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