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棍子打死”的萧也牧
——一位作家到编辑家的人生转变
人民政协网 www.rmzxb.com.cn 日期:2010-11-22 01:30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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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
萧也牧被“一棍子打死”已经近四十年了，最早朝他打了致命的“一棍子”的冯雪峰也走了三十多年了。冯雪峰在“反右”及以后“文革”中的遭遇虽比不上萧也牧那么惨，但那时终究属于同类，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中的“右”，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敌对的阶级”。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几十年后，再来回顾这段文坛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应该反思的早已不是事情本身了……
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小说
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1937年他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流亡到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国青年》副主编。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的秦兆阳后来这样回忆:“《我们夫妇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做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文学》的主编，是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
《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因这篇小说题材新鲜，和一般“公式化”的文艺作品大相径庭，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但正如李国文所说，“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一篇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是陈涌。他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上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一文，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把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作者进入城市后，旧观点、旧趣味的故我复萌。它所以“带有严重性质”，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题”，它反映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城以后在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一种不健康倾向的苗头。
虽然陈涌的批评并没有因此否定萧也牧的全部创作，但此文的发表背景，却令人望而生畏:20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
进入6月后，全国就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运动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文艺报》于6月25日出版的四卷五期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6月10日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在《编者按》中先肯定陈涌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评“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说“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李定中对《我们夫妇之间》“反感的理由”有二:“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作者对于女主人公工人干部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沒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接着还以林语堂、左琴科为例，警告作者悬崖勒马:“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吧？”他“反感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则是作者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种种‘细致入微’，我看沒有一处不是宣泄作者的低级趣味的”，“这样写，你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恰恰有点像癞皮狗，有的人以为它有趣，有的人却以为它不愉快；我就是属于后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脚！”信末，他明确表示:不同意陈涌所说这种不良倾向的原因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而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所以现在就须警惕”。
尽管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我们今天读到这样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仍不免毛骨悚然！他把萧也牧当成了“敌对的阶级”，比作了要“踢它一脚”的“癞皮狗”，可以说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
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
那么，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在来信的开头，他是这样作自我介绍的:“编辑同志:我是喜爱文艺的，但是对于文艺理论，我平日少研究；可以说一窍不通，写批评，我更不会。”果真如此的话，他怎能当天读了《人民日报》上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就立马写下这封长达3200字，并举林语堂、左琴科为例的评论性很强的信呢？只要有一些编辑出版常识的人，也会对《文艺报》如此神速地刊发这封信感到惊异。《文艺报》当时是杂志，铅字排版，如果这果真是一封读者来信，信在邮路上要走几天？编辑部一、二、三审又要几天？再一、二、三校加付印及装订再要几天？6月25日刊物就顺利出版了，这可能吗？
事后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位对于文艺理论“一窍不通”的“读者李定中”，原来是文学理论家冯雪峰！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才予以披露的:
《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陈企霞要组织《文艺报》的通讯员们座谈，来证明冯雪峰的文章是对的。我说:不行，你这样组织一部分人写文章座谈，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人更加反感。这样不就成了“派”了！我说，这不好，我来写文章吧！(《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67页)
那位说《文艺报》路线错了的“文艺领导人”，应是周扬。因丁玲、冯雪峰与周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所以丁玲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批萧也牧的文章是冯雪峰写的。这密一保就是几十年。连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的底细。
“读者李定中”文章尽管措词激烈、火力凶猛，但毕竟不够权威，缺乏号召力。1951年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主编丁玲就亲自出马，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丁玲不只是《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坛上的显赫地位，几乎无人难以匹敌。丁玲说陈涌的文章没有击中萧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评萧也牧个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没有从全局的高度，把萧也牧上升到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
对作品的批判，最终必然发展到对作家的批判。虽然谁也没下禁令，但萧也牧的几个集子(连同没有受批判的作品在内)，出版社不得不绝版，图书馆不得不停止借阅，书店不得不停售。他也就被迫停下了笔。“萧也牧”的笔名也不能用了，从此恢复“吴小武”原名，降职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默默无闻为人做嫁衣的营生。
被“一棍子打死”的萧也牧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秦兆阳。秦兆阳看后，极力赞赏:“感得好！”经他作了一些修补后，此文就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
萧也牧在文中回顾《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情况时，着重提到了那封编者认为“很好”的“读者来信”，把他比作“要踢它一脚”的“癞皮狗”，在思想品质上、阶级成分上，政治上作了全面的鉴定和判决。然后他这样写道:
陆定一同志说:“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所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另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评，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是由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来达到团结的目的的。这种批评，必须顾全大局，采取多说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的态度。”
以上所说的那种对我几篇作品的批评，我以为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的。这主要的倒不在于批评的当时给被批评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在于它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后果——它在社会上形成的一种空气，使被批评者再也不能“复活”，并且给予了其他作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威胁。
接着，他写了几年来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句句是真，令人动容。最后，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5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他的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
2007年，我在采访江晓天时，问萧也牧为什么被错划成了右派，他说:“那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学习完回来，我的两个副手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问编辑室的同事，他们都说吴小武在鸣放中没有反党言论。主要是秦兆阳在作协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印成材料广为散发，这就成了把吴小武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翻出这旧账来批斗他，折磨他。1970年10月15日，他才52岁，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就活话被造反派打死，埋在当地的一个乱坟岗上。惨极啦！”
萧也牧被剥夺创作权利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之中，他和江晓天率领的团队，培育了王蒙、白桦、公刘、流沙河、徐怀中、刘绍棠、高玉宝、费礼文、阿凤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尤其是编辑出版了后来被誉为红色经典的《红旗谱》(他亲任责编)、《红日》、《红岩》、《创业史》及他亲手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因此，他的死，令文学界的朋友们扼腕长叹，悲愤不已。尊萧也牧为“恩师”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说:“萧也牧同志遭了大难，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萧也牧青年时代
萧也牧在延安
▲萧也牧写给《红岩》作者约稿信
丁玲 (右七)、冯雪峰 (右二)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
《文艺报》刊登的“李定中”批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