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的管理制度
当前，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居于高位，学校依附于政府，自主性无法得到释放，而社会主体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失衡的治理结构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陷入低水平治理的状态。首先，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依然处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中心地位。尽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代下政府对教育管的过死的基本状况得以改变，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获得了改进和提升，但是政府在教育中的大包大揽问题仍然存在，政府管理权限超出能力范围。理顺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是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简政放权、管办分离、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的管理权限己经远远超出了其能力范围。模糊的管理观念、死板的管理方式严重地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高校依附于政府。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的7项办学自主权，即招生权、教育教学权、自主科研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学生管理权、经费使用权等。但是，招生指标、学科令业设置、科研经费使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等诸多项目依然需要上报政府审批，高校办学自主权并未得到有效落实。高校“坐等其成”:高校治理能力式微，形成惰性。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声高涨，但现实并不理想。一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问题。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明确赋予了高校办学自主权。但是由于缺少配套改革措施而停留在制度层面。二是高校自主办学能力问题。长期以来，高校因政府的行政控制，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其治理能力式“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象是高校治理能力式微的突出表现。
社会市场主体处于体系边缘。社会为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己成为高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理应成为高校治理主体之一。但是，由于社会参与意愿、能力、制度和方式等存在的诸多问题制约了其参与度，社会依旧处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边缘。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参与高职治理，监督高职办学是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点之一。社会“有心无力”:社会参与期待与能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为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随着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愈加密切，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期望不断增强。但是，受权责关系不明确、参与途径缺乏规范、参与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参与高校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
（二）高等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角色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
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反映了社会对其所形成的角色期待，多元主体之间的角色互动使治理体系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政府作为国家形象的实体性存在，是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价值理念的灵魂支撑，其“公益人”的角色定位是为了确保现代化的“职业人”培养，以跨越阶层固化的偏见。然而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全能的政府模式挤压了其它主体的生存空间，使本应生动多彩的大舞台变成了政府部门的独角戏。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买方地位，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确定具有导向功能。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化办学主体，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可以弥补公办院校在资金、技术等方而的不足。然而，各类民办职业院校在事实上并不具备与公办院校平等的地位，生存空间的恶劣大大挫伤了企业办学的积极性。行业协会是同类企业的集合，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导功能。现阶段，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较低，行业协会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并不具备西方语
境中的合理身份，在双重管理体制下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独立法人资格的缺失使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政府、企业与高等职业院校三方的纽带与桥梁的作用大大受限。高等职业学校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方，承担着具体的人才培养职责。政府与之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而政府对高等职业院校的管控过严无形之间拉大了其市场距离，引发了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
“责任是对治理主体应该做什么”的描述，它构成治理主体职能的确定性指向。应按照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活动所构成的总体责任空间的要求与治理主体各自的资源约束条件所形成的责任归属，使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扮演沿着既定的社会期待行使权力。权力意志的优越性赋予治理主体行动的自由，为治理主体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强制力的支撑。因此，权力与责任是主体资格的保障性和规范性条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互动也表现为其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履行。权责关系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木结构，是影响系统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单一治理主体自身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是建构起清晰、合理的权则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却存在着权力对责任的规避以及责任对权力的缺失并存的现象。强势主体总是倾向于转嫁责任，而弱势主体则不得不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外超负荷承担责任。责任的规避使权力堕落为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权力的缺失容易使责任的履行沦为道德空想。另一方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对立是建立在权责对等基础之上的又一重要原则。权力与责任构成对主体职能的两个侧而的描述，二者具有同源性。在现阶段，由于治理体系内部的行政权力、市场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作用范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交叉与重叠，这就催生了“搭便车”的互相推诿现象，导致了集体无作为的治理困境。可以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不清造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整体功能的弱化。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管理体系失衡的真实矛盾。政府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居于高位，学校依附于政府，自主性无法得到释放，而社会主体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也是这种原因造成了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的缓慢，管理水平低下，第一，目前我们国家的高等职业院校还是实行行政管理制度，即使我们国家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和现代化，但是深受上世纪的计划经济的影响，造成政府对对学校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尽管这种程度有所减缓，但是没有根本性上的改变，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获得了改进和提升，但是政府在教育中的大包大揽问题仍然存在，政府插手的地方太多。因此要进一步的协调好政府和高效的管理职责，这也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具体的做法就是政府要把管理权利下放到学校中，进一步的增大学校管理和教育的自主权和话语权。然而，从当前的实际现状来看，政府的管理权限没有任何的减少趋势。这样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的制约高效管理现代化进程。
高等院校依附于政府。尽管教育部已经专门做出规定，也就是给予高效七种办学自主权：自主招生权利，自主教学权利，自主研发权利，机构自设权利，自主管理人事权利，经费和管理自主权利等。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学校的好多项目依然离不开政府，需要城府批准才可以实施，也就是说学校只能被动的接受，容易让学校的管理能力下滑，形成依赖。最近几年，我国不断的对高等教育教学进行改革，进一步的增大学校的自主权利，但是由于执行的力度不够，很多种制度还处于理论阶段。第二是高效的管理能力低下。由于长时间的依附于政府，高校也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管理习惯，也就形成了以防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社会市场主体不是体系的重心，尽管社会为了高校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财力和人力，他们也成为高等院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然而，社会的参与度，能力，体制和手段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也影响了社会的参与热情，让社会不能处于高校的管理的核心体系中。所以，为了进一步的加快高等院校的管理和教育制度现代化，需要社会的进一步参与和监管。
社会为高校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资源的支持，因此也希望进一步的参与到高校的管理中去。但是，高校和政府的关系太密切，管理职责太模糊，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社会要想真正的参与到高校的管理中去，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高等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角色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
高校教育管理主体的职责明确和定位，也表现出社会对高校管理的希望，这样才能保证各个治理主题的关系和职责更加明确化，保障这个治理体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国政府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真实存在的象征，它主要是保证高校的管理和服务现代化，它属于公益人的范围，主要作用是培养现代化的职业经理人，进一步的打破阶级隔阂。但是政府在高校的管理体系中占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管理范围太广，也就进一步的减小了高校的管理权利，本来高校的管理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变成了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公司属于社会经济结构，在市场上属于买方的角色，这样可以进一步的指导高校管理的现代化，具有指引作用。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化管理教学的主体，我们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职业教育和管理活动，这样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学校的资金来源能力。虽然我们国家近几年来大力的发展私人院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但是和公办院校相比，其地位依然十分的低下，这也导致了社会上的企业不愿意投资办学。由各个相似企业构成的集合，就叫做行业协会，它是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具有传递重要信息的能力。目前，我们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还还不是很好，行业协会恰好充当了媒介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具有欧美国家的正常身份，在两个管理体制并存下拥有着较大的行政色彩。由于没有健全的独立法人，这样也就让公司，政府，高校三者不能有效的结合，也就不能充分的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高等院校负责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等人才，是劳动力市场供应方。它和城府达成一种委托联系，但是由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干预过多，也导致其不能充分的实现市场化，导致了人才和就业出现了矛盾，从而降低了人才的使用效率，造成劳动力的供需出现了差距。
责任规定了治理主题的管理范围，它也是组成管理主体职责的清楚性指导。我们应该依照高校教育和管理所组成的全部责任空间的要求和各个管理主体的资源限制达成责任范围，这样才可以保证每个管理主体正确的使用自己的权利。权利作用的优越性保证了治理主题的自由，这样可以充分的实现管理主体的管理作用。所以，管理职责和义务是主题资格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必要因素，各个管理主体间的变化也体现出其使用的权利和承担责任的范围。权利和责任也是组成管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对管理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如果只有一个管理主体，则其权利和责任是一一对应的，此时责权关系的准则就是清楚，合科学。但是，在我国现实的管理体制中，出现了权利对责任的逃避和责任对权利的缺乏等问题。占有主要的治理主体一方，总是把责任转移给弱势的一方，这也就造成了弱势的一方必须要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这也导致了权利的滥用，把它变为为领导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且权利的却反导致责任的正常行使变为一种空想，得不到任何的实行。第二，各个管理主体间权利和职责的对立的主要原则就是权责相等。管理主体的主要作用就是权利和责任，它们拥有共同的属性。但是，在目前它们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范围都没有得到清楚的划分，导致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出现很多的交叉和重合，在出现问题时，它们就相互的推卸责任，造成它们没有责任感权力与责任构成对主体职能的两个侧而的描述，二者具有同源性。在现阶段，由于治理体系内部的行政权力、市场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作用范围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配置也存在严重的交叉与重叠，这就催生了“搭便车”的互相推诿现象，导致了集体无作为的治理困境。因此，可以这样说就是由于权责关系的模糊导致了高校教育管理体制不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