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宗仁
1966-8-8，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发表；8-18，“红司令”第一次检阅“红卫兵”；8-2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红卫兵”的“扫四旧”大声叫好，随即出现了文革中的一大恶浪－－抄家、批斗的新高潮。
我作为一个刚刚进入14周岁的少年，从6月初天真热情的“投身革命”，很快坠入了9月初的巨大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忠于伟大领袖”、“拥护十六条”、“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十六条”发布以后，学校里各班级纷纷选举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我这个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的文革小组之中；另一方面，又很快面对自己的家庭成为“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之后的“黑帮分子”这个残酷的现实。自从1966-9-6那个晚上被抄家以后，我家的“黑色”被公诸于众，一些同学“知而广告”，甚至结伴而行到我家居住地“一睹为快”。虽然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但抄家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我在班级里、教室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学校里已经停课，天天组织学习毛著和社论。按“十六条”建立起来的班级文革小组及其上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仅仅手持一份“十六条”也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不知道如何领导运动，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自从“扫四旧”以后，斗争矛头逐渐从公开批判的“三家村”等“黑帮”转向各单位内部，学校里的领导乃至老师，无论班主任与否，逐渐失去了对学生的号召力。而幼稚狂热的学生则很快“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纷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1966年的国庆节刚过，10-3，我所在班级里也出现了第一个“战斗小组”－－“千钧棒战斗小组”。他们除了在校园里跟帖大字报以外，在本班教室里用黑板报形式批评班级文革小组无所作为。
我和要好的同学郑、刘聚在一起，议论“千钧棒”异军突起后的班级形势。思路活跃、能言善辩的刘提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小组。郑表示赞成。于是，我们仨决定，成立“驱虎豹”战斗小组。这一天是10-6。我们也在教室里出了黑板报，表明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态度与决心。在黑板报的落款处，公布了“驱虎豹”三个成员的姓名。我特地把自己的姓名放在最后。因为我们这三个人，刘是班级文革小组的组长，少先队小队长，家庭出身外轮海员。郑是少先队中队劳动委员，家庭出身工人。我是班级文革小组组员、少先队中队宣传委员，家庭出身已经从以往的职员变成了“黑帮”。
战斗小组是成立了，态度与决心也表白了，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有同学问我们“驱虎豹”，是不是要和“千钧棒”一比高下？甚至揣测我们使用“驱虎豹”这一名称就是冲着“千钧棒”而来的，因为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字中有“虎”字，而且平日的绰号是“老虎”。我至今不知道刘当年选用“驱虎豹”的想法（刘与我在两年后一起去江西“修地球”，虽然先后回到上海，但他未满五十就随绝症去了天堂），但我们仨并没有想到与“千钧棒”分庭抗礼、打“内战”。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文革矛头所指并非学生。
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张传单，内容是“少先队是全民队”。它把当年少先队的组织路线与“苏修”“赫秃头”鼓吹的“全民党”相提并论，号召在少年儿童的组织中也要“全面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我把这张传单向刘、郑两个伙伴推荐，都觉得内容挺新鲜，就抄成大字报，用“驱虎豹战斗小组”的名义张贴到校园里。一时间，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形成小小的围观人群。
接下来的日子很快又无事可干了，很无聊。“千钧棒”舞了两三下就无声无息了，几乎不再到校。而我们仨依旧天天在校园里晃悠。一天，我们看到有不少人贴出一批集中批判“右派”罗某某的大字报，想起不久前班主任薛老师在闲谈时说，他和“罗右派”都是苏州人，每到暑假寒假都一起回苏州老家。我们仨议论至此，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张署名“驱虎豹战斗小组”、题为《薛某某与罗右派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吗？》的大字报就出笼了。
这就是在那个神经过敏的年代里的典型表现－－盲目无知，狂热冲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不过，这样的任意拔高，实在空洞，虽然一度吸引观众，但是无人响应，无人跟帖。那天，在贴出《同路人》之后，我们仨还写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评薛罗余沈的“神圣同盟”》。这四位年轻教师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又很要好，引人注目，招来了一些大字报。我们仨也跟着起哄，哗众取宠地把四位教师称为“神圣同盟”。可是，真要成文，就无从下手了，一点内容都没有。这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在教室里足足躺了几个月，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便把大字报撕毁，哪怕是未写成的大字报。不久，“大串联”席卷校园，学校秩序愈加混乱，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所有教室的门锁被撬砸殆尽，那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也就不知所终了。
至于“驱虎豹”战斗小组，在1966-10下旬开始的“三秋劳动”中停止了活动，前后存在不到20天。然而，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却在“当事人”薛老师心头留下了阴影。我在1968-11到江西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回上海探亲时，与一些插友及在沪工作的同学一起去学校看望薛老师。闲谈之中，只听见薛老师说，“前几年，不知道是谁写我的大字报，对我在寒暑假放假时与罗右派一起回苏州一事，指名道姓地发问是不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这样的问题真是哭笑不得啊，写这大字报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哟！”我十分惭愧，但没有勇气当场认错、赔礼道歉。
又过去了近十年，薛老师在一场冤案中平反昭雪。我与一位同学兼插友李谈起往事，我很担心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对薛老师的冤案会有什么影响。李在探望薛老师的时候专门打探了冤案情况，得知与《同路人》毫无瓜葛。李告诉薛老师，有一个学生为《同路人》感到羞愧，委托代为忏悔。薛老师哈哈大笑，说历经冤案的他早已把《同路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直到这时，我才卸去心头的积郁。
有一位网友说得真好：“只有亲身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反思这段晦暗的历史，我们自己也曾几何时或多或少在实际或精神上狂热的参与其中。进入了逐渐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们才得以揭示当年的盲目和无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苦痛的。”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2009-09-07立题。09-20～21写成。10-03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