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做了多年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但了解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梳理并撰写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蹩脚，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五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的是，他素不爱管闲事，当任何部门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传统文化功底好，十九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善于表达，且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选择。
毛岸英去苏联近十年，对其父毛泽东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一点儿不了解，对中国革命也不完全理解。帮助毛岸英是组织上很重视的一件事。转战陕北期间，组织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是父亲的好友，与毛岸英相熟。他也和我说起过我父亲教毛岸英的往事：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九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成为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选择一些古今名篇要岸英背，并严格检查。
一次，家英督促岸英背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岸英背得不流畅，家英要求得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家英没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他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
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参加山东土改复查团，田家英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毛岸英。
因此，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一封书信记载了田家英对毛岸英的影响
1995年，史敬棠从“文革”被查封退回的书籍中，偶然发现夹在里面的毛岸英1948年给他的信。那年，因随康生到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于光远、吴剑迅、史敬棠四人在张家集小组，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信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
敬棠同志：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即曾彦修——引者注）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即康生——引者注）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做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即中宣部——引者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跛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至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赤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所以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