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动力机制与制度建设（上）
宋立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副所长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对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改革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安排，其中转型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主要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大家知道，转型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概念，过去我们讲转型主要讲的是体制的转轨，国际上称这些转轨国家为转型国家，也就是这么一层含义。后来我们讲转型，更多的聚焦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大家知道，我们开始提出了两个转变，后来结构转型方面又提出了三个转变，这些都是转型的概念。升级就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了，当然一般我们讲，比如说产品的升级、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升级等等，放在经济转型来讲，主要讲的是产品的升级和产业的升级，就产品升级而言，比如说旧的，原有的产品换代，一代二代三代这么换下去。最近马桶盖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背后也是一个产品换代的问题，过去的马桶盖只是一个普遍的盖，盖下去就完事儿，现在的马桶盖实际上是一个用信息化来改造传统的工业这么一个产品，除了原有坐的这个功能之外，还又附加了其他的附加值。另一个方面就是新产品不断地推出，一方面老的产品在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的产品推出，比如说苹果，这就不是一个苹果系列了，不是一个原有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问题，而是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一个系列，一个新的产品推出呢，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需求。大家平常说得更多的是产业的升级，比如说过去传统社会是一次产业，工业革命之后，二次产业为主了，现在发达国家都进入三次产业为主的阶段，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的是从一产转向二产为主，或者从二产为主转向三产为主的阶段。如果进一步就产业的特征而言，也存在一个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当然就产业内部而言，也有一个不断从低往高，从低技术低附加值往高技术高附加值不断升级的过程，当然技术方面、流通方式等等都会有一些升级，我们更多讲的是产品和产业的升级。
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从体制转轨到转方式、调结构
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转型升级，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体制转轨到转方式调结构的这么一个变化，1995年我们已经开始提出了两个转变，2007年提出了三个转变。
大家应该都记得，1995年的同样是五中全会，那是十四届的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个是体制的转轨，经济体制，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方式，注意那个时候我们的认知是在增长阶段，就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12年之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就比增长概念宽泛，除了经济的增长之外，还加上了结构的调整，加上了社会的进步等等这方面的内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型升级，两层意思都出来了。这次着力提出了三个转变，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那就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从需求方面讲，一般我们认为经济的增长短期来说，是靠需求拉动的，所以首先需求拉动的时候，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为一个时期，尤其是2003年以后，我们的投资增长比较快，出口增长更快，所以当时在需求里边，投资和出口拉动就比较明显，尤其是2007年，我们出口拉动可以是登峰造极了，所以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转变，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着眼于供给，供给呢，我们需求呢，我们讲三大需求，有些人把它形象称为三架马车，供给呢，也是三大供给，实际上是三次产业，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从第一产业为主转向第二产业为主了，所以2003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我们二产的比重是迅速上升了，那是明显的上升了，二产的带动作用加大了，二产的贡献加大了，所以我们就提出了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分别是需求和供给方面的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生产因素的组合方式方面而言的，那就是由主要依靠物质资
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说白了，就是要从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创新方向转变，科技进步也罢，劳动者素质提高也罢，管理创新也罢，都可以把它归入到创新概念。
大家应该还记得，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就一些重要的学者就提出了，东亚的模式是有内在缺陷的，他主要是一个依靠物质投入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不是依靠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不是依靠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方式，所以要实现这三个转变，这是十七大提出来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究竟转什么，怎么转？
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一个转什么和怎么转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转型升级？因为有些人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比如说投资出口比例太高，比如说二产比例太高是一个问题，而有些则认为这是一个特征，不一定是一个问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到底转什么？
应该讲在当时一线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是达成了共识的，比如说节能减排，加大环保方面的监管，加快设备更新的改造，这个没有问题。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要加强工作服务，尤其是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没有问题。区域城乡要均衡发展，要去掉人为因素造成的差距，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推动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所以我们当时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城镇化战略以及新农村建设等等。同时在深化改革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我们就要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十四大，到了十八大我们改成决定性作用，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有些领域，还是有些争议，虽然说更多的人认为你的投资太高了，你的出口太高了，你的工业太高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声音，坚定地认为，在我们这个阶段，或者在一定的时期，投资高、出口高，有一定的合理性，二产比例高，实际上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二产比例不见得高，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过了这个阶段，它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也不能认为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特点，这就是从动力方面来讲。从突破方面来讲，有些人认为应该从收入分配着手来改，而有些人认为应该从产业结构来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所以如果你从收入分配改了，是本末倒置了，你从产业结构开始改，就抓住牛鼻子了。从原因来讲，有些人认为这是资源禀赋决定的，是合理的，有些人认为确实除了资源禀赋决定因素之外，还有政策扭曲在里头，我们现在要着力消除政策扭曲，当然资源禀赋是客观存在的，政策的扭曲也是存在的，我们要在种种资源禀赋捷径的基础上，把一些造成严重扭曲的政策纠正过来，这就牵扯到第三个问题。
三、中国经济转型怎么转：动力机制与制度建设
怎么转？动力机制和它后面的制度建设问题。大胆来说，深化要深化改革，通过体制的改革构建一个好的机制，我们十八大讲，要发挥时候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动力主要来自市场，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最新的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边，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虽然说没有直接出现转型这个词汇，但是升级和结构调整多次讲到了，比如说升级方面，在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里边，第一条培养发展新动力里边就讲到了要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同时在扩展发展新空间里边，就讲到了要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型产业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在第四部分，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里头，又讲到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是结构调整的一个大的概念，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这样一个概念。在第六部分，坚持开放发展里边，着力实现合作共赢里边，第一部分就讲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里边就讲到了，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实际上这主要也是一个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
就结构调整而言，也是多个方面讲到了，比如说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里
边，也讲到了要坚持发展，在讲发展理念的时候，讲科学发展的时候就讲到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第三个部分，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培育发展新动力里面呢，除了消费结构升级之外，又讲到了优化投资结构。在第四点，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里面又讲到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在第六点，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叫税制结构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汇。在第七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也讲到了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大家知道西方的宏观管理，主要是拥有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总量强控，逆经济风向行事，也就是说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我们之所以叫宏观调控，而不是叫西方的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之外，我们还有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我们还加上了环保土地等等方面的政策，提出我们除了总量调节之外，我们还加上了结构调整，这里着重强调了调整结构。在第四点，坚持协调发展里边也强调了要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这里边特别强调了两个，一个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里，主要讲到了要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这讲城市的产业结构，当然国家的产业结构就是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加总。第三个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也强调了推动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升级，前面也讲到了。在第五部分，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里第一点讲到的是，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第二点就是，加快主体功能区，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讲到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这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当然也提出到了用地结构等等一些东西，当然在共享发展也多次讲到了这个结构。
总括一下，就转型升级而言，应该讲有这么几个方面，需求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当然里边也包括了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城乡区域的调整优化，包括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再一个，通过这些实现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向集约，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驱动变成主要依靠创新驱动。从动力机制方面来讲，就需要一个发挥市场决定的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它的制度建设方面来讲，那就是要全面的深化改革。
四、需求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需求结构的调整和扩大内需，需求结构调整没有错，扩大内需也没有错，这里边主要的一些问题，是要客观地认识外需，客观地认识投资率，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消费。我们到底是不是严重的依赖外需，这要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看，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现在严重偏高了，也要放在全球化背景来看。从长期来看，肯定要主要依靠投资，是不是就是现在立即要转到依靠投资上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如果把明天乃至后天做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是不恰当的，如果把今天要做的事儿推到明天后天做也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科学的认识这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扯到两个，一个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问题，一个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问题。从对策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扩大国内的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
大家形成共识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我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讲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做一些，澄清一些媒体上的误导和误读的问题，我不是攻击媒体的朋友，大家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识到。媒体有时候对有些问题的报道，仅供参考而已。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一些从业人员，不完全是学经济的，大部分是学新闻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的一些报道，做专业的报道，有时候会一边倒，不够实事求是，不够客观，不够辩证，比如说他们过去说中国对外依存度太高了，那我们看一下，高不高不是看你自己上升还是没有上升，主要要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看。这张图上大家看，这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平均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家发现我们是世界上比较低的三分之一，我们在全球而言是较低而非较高，所以你说我们太高了，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瞎子摸象，只看到了局部，只见树木没见森林，我们自己看是快速上升了，
尤其是2007年那段时间，但是放到全球看，因为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提高了，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提高得比较小的。
再看，有人说我们出口率太高了，同样我们的出口率在世界上是低的一半，大家看，这是世界平均水平，红色的是中国，所有的片子里边，红色是中国，我们低于世界全球水平，你能说我们高得不得了吗？所以你既要看自己，也要放到世界上。即便是加工贸易，我们也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儿我还要强调，我放上来最后一个国家是美国，美国那么发达都搞加工贸易，所以有些人前几年说，我们过去刚改革开放之初，搞搞加工贸易，现在发展这么多年了，还搞什么加工贸易啊？此加工贸易和彼加工贸易不一样，改革开放之初搞的那个加工贸易现在可以不搞了，但是搞升级版的加工贸易，美国那么发达还搞加工贸易，原因就在于现在全球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产品的生产是由不同的国家协作完成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加工贸易否掉。有人说我们生产力太高了，美国人说，国内有些人也跟着说，我们生产力是有，但是我们是不是高了？大家看，我们放到世界上，我们红色的是中国，我们更接近于基本均衡，而不是接近于严重失衡，我们有一定的顺差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加入全球化之后，我们吸引外资，外资和我们的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生产产品，这生产的产品不是为我们一国生产的，而是为全世界生产的，那为全世界生产，那最后你就得把它出口出去，那你必然就会形成顺差，这是正常的。否则的话，那我们的这些外向型经济就没法发展了，就在自己里边憋死了。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顺差其实跟东南亚差不多，这两条线分别是中国和东南亚差不多，所以即便说是高，那这也是一个东南亚这一类国家的普通的现象，或者是共有的特征，而不一定是我们中国自己特有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看看高增长的国家，都有一定的顺差率，而且东亚国家的顺差率是跟你的劳动年龄人口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现在的出口实际上是出口血汗，出口汗水，为什么会出口这个呢？因为我们有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一旦我们劳动力资源发生变化之后，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为什么要放开二胎，就是因为我们劳动关系发生变化了，未来我们想出口也出口不了了，也许未来某一天，世界各国人民要怀念中国产品了，那个时候中国没那么多劳动力，就出口不了那么多产品了，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也要客观地去看，有这个优势的时候要把它用好，当然也不要政策扭曲，要顺势而为。没有的时候你再怀念它，就来不及了，有不用它，把它作为问题，把它束之高阁，实际上你就等于说自废武功了。
再看我们的消费率，我们消费率确实是低了，这在世界上是很低的，这个怎么比都是低的，红色的是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低的？为什么低呢？我们看看，原因是在1998年，这是东南亚，这是中国，在1998年之前，我们跟东南亚差不多，1998年之后，我们的投资率、消费率掉下来了，东南亚的消费率跳上去了，这个问题值得反思，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投资率，因为消费率在出口率一定的条件下，投资率和消费率加起来等于一个定制，所以有一个跷跷板效应，你高了我就低了，你低了我就高了，消费率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掉下来了，东南亚上去了？原因在于东南亚的投资率掉下来了，我们的投资率这个时候升上去了，这个一会儿再解释，现在先看我们的消费率低，但是我们的消费是不是慢了？大家看我们按人均消费来看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是快的，明显高于好多国家，消费增长非常的快，所以消费率只是代表了整个的消费，收入中占的比例并不代表消费自己的增长的速度，对消费者的福利而言，是看你个人的消费增长快慢，至于你整个的消费，在经济里边占的比例大小，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候，经济要增长比较好，怎么增长？那你就得进行投资，扩大厂房，扩大基础设施，或者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这时候投资率必要会提高一下。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了，大家有工作干了，有工作干的人，收入也提高了，所以你的消费就上去了。 我们再看投资率，中国确实比较高，而且在世界上是相当之高的，前三高，跟哪个区域比都是高的。从什么时候高起来的？同样在1998年，大家看，这是东南亚国家和我们，这是东南亚，1998年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几乎是连在一起的，1998年之后，东南亚掉下来了，中
国跳上去了，中间拉开了这么一个持续的差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持续的差距呢？原因在于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好多厂倒闭了，这些劳动力进行的产业转走了，转到哪去了？转到中国来了。因为中国引进的外资增加了，所以我们投资率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投资率高，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现象。我们看看跟任何一个类型比我们都高，而且投资率跟经济增长率无论在任何国家，你要增长就得有投资，大家可能学经济学的同志知道，生产函数里边有一个K ，这就是基本形成，就是投资。经济要增长，就得投资，这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生产函数里边没有C ，没有消费。相反消费函数里边，有收入，获得了收入，才能消费，整个串起来因果关系是先投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大家工资提高，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之后去消费，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有些媒体把它倒过来，大家要注意。 如果要再说得多一点，我们的投资率为什么高？我个人认为，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我们对外开放了，吸引外资，我们的投资率，厂房设备的投资直接就上来了，所以这是投资率高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和这些吸引外资相配套，我们就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必然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某中意义上，是和全球化相关的，是有一定超前性的，我们不是建了一个，比如说几千美元的一个基础设施，而是建了一个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的一个基础设施，这个有些人可能认为是浪费，实际上不是，因为你要参加全球分工，你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你就要跟他对应起来，否则的话你是不行的，就会制约你的产业发展，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有一个和国际产业分工相应的，从我们内部来看，适当的超前这么一个投资在里头。当然我们也承认，第三个原因，也有一些浪费，但是我们认为主要的还是跟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厂房设备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让我们的投资率高起来了，铺张浪费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主要的。否则的话就解释不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持续高于其他国家。实际上如果再看得多一点，投资率、顺差率、二产比重高了，这个高，不是中国一国的事儿，是好多国家都有的事儿。大家看我列的这张表上，这个表表明了投资率、顺差率、二产比重高的一些经济体，是一些什么样的经济体呢？主要是一些拥有劳动力优势或者拥有资源的一些经济体，同时顺差率和二产比例高的经济体，是一些转轨的经济体，这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说明一个全球化现象，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各国把封闭时期，各自过剩的生产要素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劳动力是过剩的，所以支持青年上山下乡，支持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毛主席太狠，让大家去吃苦，而是我们革命成功之后，大量的人口迅速地涌进城市，城市提供不了这么多的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现代化的生产，劳动力必须和资本跟机器设备结合起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购置机器设备，所以只好让人到农村去和土地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嘴，所以那个时候劳动力对我们来说，跟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叫人口负担。美国呢，资金技术是过剩的，劳动力短缺，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商品价格就很高，巴西、澳大利亚，包括俄罗斯的东部地区，资源是过剩的，所以过去西澳的这个地方很落后，巴西高原地方也很落后。封闭时期，各国都有过剩的生产要素，那与此对应也就会都有短缺的生产要素，各自的生产要素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全球化以来，大家把自己封闭时期过剩的生产要素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中国把劳动力拿出来，所以我们就从人口负担变成了人口红利，美国把资本和技术拿出来，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等把资源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但是，这样一个全球化生产并不是说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组织，并不是随随便便布局的，原因是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大家知道过去有句话，叫资本家没有祖国。技术是不完全流动的，有些技术给你转让，有些技术不给你转让，有些技术给这个人转让，给这个国家转让，不给那个国家转让，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技术是可以转让的。资源跟资本一样，几乎是完全流动的，只要你愿卖高价，这些年在中国拉动下，西澳的这个地方迅速发展起来了，西澳的首府珀斯，在20多年前，比我们东部的县城稍微大一点，比我们的地级市要差，但是过去这十几年迅速发展起来了，就是依靠
中国给东南亚国家出口铁矿石发展起来了，以至西澳的州长甚至还配了一个中文翻译，专门的中文翻译，因为要接待大量中国的代表团。巴西高原也是如此，秘鲁、智利就不用说了，巴西是给我们卖玉米、大豆、铁矿石，过去巴西高原很落后，现在巴西高原起来了，巴西人称巴西高原为巴西的老虎，为什么称老虎呢？因为当年东南亚几个国家起来的时候，称为东亚的四个小虎，所以他们也模仿这个，称巴西高原上的几个省府，巴西高原上的老虎，这个巴西高原上老虎是我们带动起来的。我们的发展实际上也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和他们的区域平衡，但是在过去澳大利亚主要是从悉尼的墨尔本，澳大利亚东南亚部地区是澳大利亚的澳洲，西部是澳大利亚的非洲差异，实际上与澳大利亚的亚洲没有发展起来的那个阶段，现在澳大利亚西澳也发展起来了，它的区域也发展平衡了。巴西也一样，过去的巴西，就是从圣保罗到那个地方，这一代地区在它的东南部，东南亚沿海地区发展比较快，他的内陆中西部地区发展也比较慢，现在中西部地区也发展起来了。资源充分流动的结果，使得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唯独生产因素是不能流动的，我们过去国内有户口管着了，国际上有护照管着，当然不是护照，主要是别的国家的签证，护照是你本国发的，是保护你的，是为了保护你本国政府给外国行政机关的照会，但是你这个护照上别人给了你的签证，你才能去人家那儿，别人不给你签字，签证，你是去不了的，我们国内的户口放开了，但是国际上的护照一直没放开。从好多角度来讲，这个签证制度，好像是保护着国家的，但是从坏的方面讲，他是限制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尤其是阻碍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的，实际上是阻碍世界各国人民福利提高的，由于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几乎是不能流动的，所以这个全球化的生产，不是随随便便组织的，必然是在劳动力国所组织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美国的资本，美国的技术，当然不仅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来到了中国，澳大利亚、巴西的资源来到了中国，而不是相反，中国的劳动力出口到美国去，中国的劳动力出口到澳大利亚和巴西去，这个全球化生产最终的结果是在劳动力的所有国来组织的。那么在劳动力的所有国组织的话，就必然产生一种现象，由于你吸引外资，所以你的投资率就提高了，吸引外资之后，不是为你本国生产的，是为全球生产的，那就生产什么呢？生产可贸易产品，而不是生产不可贸易产品，所以二产的比例就提高了。生产了这些东西之后，要卖出去，不是在你本国生产，比如说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生产，中国组装的，当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产，是组装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首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那就得先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去，所以中国必须有一个顺差，所以这个三高，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当然政策扭曲导致的投资高、二产比率高、顺差率高，另当别论，需要纠正过来。另外就是一些产油国，像什么阿联酋、智利、俄罗斯，还有一些资源的生产国，像什么智利这些国家，他们也会有这样一些特点。
五、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
第二个方面就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的问题，实际上前面我已经讲到了二产比率较高的问题和三产偏低的问题。最近大家比较关注是产能过剩问题，同样我们三产确实是偏低了，三产之所以偏低，是因为三产里边重要的行业，尤其是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金融业、比如说电信业、比如说交通运输业，它都存在一个管制问题，也就是要发放牌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完全竞争的，它不是自由进入的，产业不是自由进出的，所以它发展有一个由于管制给他压低的问题在里头。我们的二产比例确实较高，但是我刚才讲了，除了政策扭曲造成的较高，主要是由于全球化生产带来的，当然由于政策的扭曲，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的竞争，我们也造成了比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所以就产业结构而言，真正的问题是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以及由于管制的因素，体制的改革的因素，管制没有及时放松的因素造成的一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之后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从2001年十五规划就已经提出来了，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和重点，就已经提出了，我们
也盯紧好长时间了。
我们看看，这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二产确实高，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实际上是比较高的，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那个样子。跟有些国家，不像前面红色的第一个，这看我们还是跟一些产油国，跟中东北非一些地区比不太高。而且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二产比例跟东亚国家也差不多，所以二产比例高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东亚现象，也是一个转轨的现象，当然跟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服务业确实低了，大家看看，这个服务业低两个原因，我前面讲了，投资和消费是一个跷跷板效应，一般来说，农业比例降到一定程度降不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化，二产和三产就像投资和消费一样，也存在一个跷跷板效应，二产高三产必然就会低，这是一个算术的问题，这是三产服务业低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讲到的，由于金融业、电信业、交通运输业，当然包括城市公用事业，煤气、自来水等等。有些是由于是自然垄断行业，有些是由于是要发放牌照，有准入管制，所以竞争不是太充分，发展相对滞后，所以三产比例也比较低。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放到世界上，确实是比较低的，当然我们跟东亚差不多，也是一个东亚现象，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现象。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解决由于政策扭曲和过度竞争重复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由于管制，由于政策性、体制性的原因等造成的第三产业发展之后的问题。当然产能过剩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刀切，前期有些舆论，包括有些部门，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一刀切的做法，近期正在逐步地纠正。产能过剩，国务院发改委中心的原副主任有一个分析非常好，他区别了若干种的产能过盛，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对我们缓解产能过盛问题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三种，一种是长期性的，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周期性的。长期性的产能过盛是绝对产能过盛，就说你的产能全世界已经容纳不下你了，所以你必须压掉它，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态度要坚决，如果要用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话来说，也可以这么说，也不为过，对这个绝对过盛的产能，要把它压下去，否则它是个僵尸企业，它白白地占用资源，浪费资源，必须把这个资源给他盘活，这个重点一定要盘活。还有一个是周期性的我们要区别对待，现在全世界都低迷，不是中国一家低迷，现在有时候媒体上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得不够全面，好像显得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很差，其实现在全世界都不太好，只有美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复苏的势头，但是基础还不牢靠，英国和德国也出现了一些苗头，基础仍不牢靠，同样也是不牢靠，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所以周期性因素是存在的。有些现在因为全世界需求小所以卖不出去，当世界经济恢复过来之后就能卖出去，所以这部分是周期性的过盛，不能把它砸掉，要对它进行什么？技术改造。其实我们前些年，浙江人讲抱团取暖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仅有抱团取暖是不够的，冬天的时候，要做的是不仅是抱团取暖，抱团取暖是被动的，关键是要冬练三九，进行设备改造，练内功，最近国内外的一些专家都开始强调这个问题了。再一个是结构性的过盛，普通的马桶盖过盛，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只能说普通的马桶盖不怎么经销，智能的马桶盖很紧俏了，普通的产品过盛了，所以你就要对它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进行升级，甚至发展一些全新的产品。所以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这三种产能过盛要区别对待，长期的坚决压，周期性的结构性的要进行转型升级，当然还有一些产能过盛，也可以把它转出去，由于我们国内的节能减排方面的因素，有些产能可以转出去，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和装备制作和国际产能合作去。另一个角度来说，产能过盛我们也得区别，是市场性造成的还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过度进入、延缓退出，还是一些国有企业追求规模和政绩而不是追求利润造成的这种过度投资？要区别对待。市场性的用市场的手段，政府干预造成的和国企的，那就需要我们用一些政策性的手段，当然对市场因素造成的也得给一些政策性的手段。进一步看的话，我们要看看这是内生工业化需求造成的还是全球化需求造成的？内生工业化需求造成的，我们工业化、城市化还在定型的过程中，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过盛，全球化造成的，有一部分是绝对过盛了，因为全球化峰值第
三次全球化的峰值现在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应的一些产能就会形成绝对过盛的产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看，这个产能是可转移的产能不可转移的产能，不可转移的产能，就要坚决把它压掉，可转移的一些产能也可以把它转移出去，当然产能转移中也有一些风险，我们也需要注意。
六、区域城乡结构调整与新型城镇化
再一个方面，区域城乡结构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这个问题，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大家知道发展过程中，开始是聚集效应，到了后来就会有扩散效应。像我们80年代开始，市管县实际上当时市管县体制就是让发挥市的聚集效应，把市的区域类的资源集中到市里去，让市率先发展起来，像我们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小平同志当年讲的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发展经济学里边所讲的，非平衡发展战略问题，局部地区集中资源率先突破，那就是一种聚集效应。到发展一定阶段的时候，聚集效应就是说花了，扩散效应就出来了，比如说就城乡关系而言，城市现在满了，盖房子都没地方盖了，往郊区盖房子了，所以产业就从市区往郊县开始发展了，或者直接到县里发展，或者到市和县的交界的地方搞一个新的开发区发展了。区域方面也一样，过去是东部地区发展，这些年产业向西部地区提出转移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东部地区没地了，二是东部地区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向中西部来推进。当然在区域和城乡结构里边也有一些政策扭曲，过去城乡二元分化，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政策扭曲。当然区域之间，过去刻意把一些东西布局在东部地区，刻意地限制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也是不对的，需要纠正过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十五规划就讲到了地区结构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的问题，十二五规划又讲到了我们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总的来看这个问题里边，就关系而言，是需求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决定了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除了政策扭曲的原因之外，经济、市场决定的部分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因为我们参与全球化，所以必然发展外向型经济，因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必然是沿海和临港的，东西要迅速地大进大出，要迅速地能够运出去，所以沿海地区就必然发展起来了。城市化必然为了节约成本，为了规模效应，为了范围经济，所以也就率先从城市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地均地区 生产总值的分布图，深色的东南沿海还是密集一些，然后就是一些主要的交通带，集中在交通带附近。城乡结构是一个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反映，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必然结果，说起来这一点我们很对不起农民，共和国的建立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们过去虽然讲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联盟为基础，中国当时是一个农业国家，有多少工人，主要是农民。但是建国以后，建国农民为此做出了牺牲，建国以后我们实行了二元分割政策，城乡点头差，农民又再次做出牺牲，所以现在我们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必然的，不是农村占便宜，是对农村的一个回馈，是一个反哺，是必须定型的。从城乡结构来说，我们计划经济开放前，计划经济是一个迁入式的布局，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等等这些地方，新型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起来了。90年代对外开放，沿海地区、开发区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沿海的新型城镇兴起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布局进行第二次的调整，这时候劳动力的异地城市化发展起来了，当然现在随着我们扩大内需，产业和消费升级，人口的中心，内陆的中心城市，老工业基地科教中心等等迎来一个复苏的机遇，生产力布局第三次调整。
本地城镇化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本地城镇化加速了。当然这个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也有一些客观的规律，我们也要尊重他，总之来看，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城镇化，是以产业发展为主推动劳动力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虽然我们讲新型城镇化，但是我们已经进行的城镇化，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城镇化，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跟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城镇化有哪一些一样哪一些不一样？人离开农村了没有？离开了，这个是一样的，进城了没
有？进城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进城到哪里去了？这就不一样了，先发的国家，人家是进城，白天到城市的工厂里去了，晚上到城市的居民区去了。我们进城了没有？进城了，进城到哪儿去了？当然一部分人进城，直接进城了，在城里从事服务业，但是大部分的人进到城市的新区去了，进到工业区去了，白天在开发区的工厂厂房里头，晚上在开发区的职工宿舍里头，而并没有定入城市的居民区，所以我们的这种城镇化，从根本上是劳动力的工业化，表现为劳动力的城镇化，有些人说我们这是半城镇化，中城镇化，这是客观的，这是对的。有些人说我们这是伪城镇化，这是错误的，这是城镇化不折不扣的，只是人的两个身份分离了，一般的人有两个经济身份，首先是劳动力其次是消费者，当然首先是消费者，当你17、18岁以后，16岁以后是劳动力，当你65岁之后又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了，在你人生的一段时间是劳动力。相对应你劳动力这个身份城市化了，你消费者的这个身份没有城市化，所以我们劳动力和消费者城市化分离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特征。如果没有全球化你这两个身份不可能分离的，你到了城市之后生产东西，你必须把它消费掉，所以你必须同步城市化，因为全球化了，我们劳动力城市化，全世界的人民生产消费品，不需要我们自己把它消费掉，所以我们的劳动力城市化和消费者的城市化就可以相对的分离，它的代价是一家人分离了，形成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它的好处使我们农村人口迅速地脱贫了，农村人的收入迅速提高了，这也是一个选择过程，你也可以选择都待在农村，你也可以选择走这一步。当然我们的政府要做好一些服务的工作，要为这些留守儿童和留守的老人提供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就业地政府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劳动供需关系的变化，劳动力的短缺，就业地政府也要做好随迁子女的入学、生活等等做一些服务的工作，我们不能让这种分离持续下去，造成极大的社会成本，我们要努力地积极地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