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丈夫，此点知之者多多。而陈达邦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券面汉字题写者，却知之者寥寥。 情定海外 依依惜别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同在长沙求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在长沙一纺织厂工作，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婚。后经组织批准，二人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建立了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弼时和陈琮英写信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接到妹妹和妹夫的信，陈达邦振奋不已，立志从戎。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后于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决定派陈达邦等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1927年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赵一曼，同一批青年共产党员离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护送这批赴苏人员的领队为照顾他们的生活、安全和学习，将每10人编为一个小组。赵一曼与陈达邦编在一个小组，陈达邦为组长。 海浪掀起阵阵惊涛，船体颠簸不止，无法控制生理反映的赵一曼眩晕得胃部抽搐、浑身绵软、眼冒金星、不停呕吐，造成严重脱水。小组长陈达邦主动关心赵一曼，为她递药、端水、擦拭污物、清洗地板、一口一口地喂饭，殷勤抚慰。待赵一曼苏醒时陈又与她聊家常、讲故事，转移和分散她的注意力。 赵一曼渐渐对乘船航行有所适应，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她开始注意陈达邦：儒雅俊朗，为人热情、诚恳、忠厚，与自己有许多共同语言。陈达邦也渐渐了解了赵一曼，知道她有着与自己差不多的身世和经历——出生富足家庭，为救国救民而脱离家庭，踏上革命道路。 一路晕船一路病的赵一曼，对一路照顾一路关怀的陈达邦十分感激，在她心灵里由衷地萌发了好感。陈达邦一如既往地对赵一曼热情、敬重。他们间谁也没有吐露的情感，一点一点地在他们心底沉淀、升华。 经过艰苦航行，赵一曼和陈达邦等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校园。 开学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赵一曼怀揣课本，独自来到操场一角的白桦树下，背诵俄语。 “哟，真用功呢！”熟悉的声音传来，吓了一跳的赵一曼循声望去，陈达邦笑容可掬地迎面走来。不假思索的赵一曼回答：“笨鸟先飞嘛！我的功课掉队啦。”陈达邦热情相邀：“来，我提问，你回答，检验检验你复习的效果吧。”赵一曼取一定距离，面对陈达邦席地而坐。 开学以来紧张的学习生活，难得有这样轻松的机会。逐渐，他们的谈话从书本转移到家乡趣闻、风土人情、亲人轶事、个人经历、理想抱负。 1928年的春天悄悄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绿叶初吐，花儿含苞，春意盎然。收到约会字条的陈达邦迈进花园，赵一曼突然从假山后跳出来，陈达邦忙扶着她侧歪的身体问：“有事吗？这么神秘！”“我决定——我们结婚。”赵一曼郑重、严肃地向陈达邦宣布。“你……说什么？”异常吃惊的陈达邦结结巴巴地问。“对，你和我结婚。”赵一曼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 收敛起严肃的面容，赵一曼柔情似水地对愣愣发呆的陈达邦说：“我知道，你认为我轻率。不，我是慎重考虑了的。我觉得眼下我们需要的不是恋爱，而是学习，是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为了摆脱烦恼、痛苦与折磨，我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和决定。” 陈达邦接受了赵一曼的爱，在春光明媚的1928年4月，经中共旅莫支部批准，陈达邦与赵一曼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一天，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参观苏联历史博物馆。陈达邦拉着赵一曼仔细观察展品，不时地在小本本上记着什么，小声地交谈着……赵一曼突然感到头晕，眼前金花四溅，一个踉跄险些撞在展柜上。陈达邦扶她坐下：“怎么啦？”“有点儿不舒服。”紧闭双眼的赵一曼吃力地回答。陈达邦摸摸她的头：发烫，细汗濛濛。急切地说：“休息会儿，回家吧！”赵一曼强打精神坚定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参观完再走吧。” 回到宿舍，陈达邦打来热水，为赵一曼擦脸洗脚，扶她躺下，然后去校医务室取来药，照顾她服下后说：“躺着，好好休息，我为你请病假。” 下课后急切奔回寝室的陈达邦，见妻子全神贯注地写着什么，生气而心疼地说：“一曼，要爱惜身体呀！”说着夺下她手中的笔。她辩解：“快期末考试了，能不复习吗？”接连咳嗽迫使她无法把话讲完。他忙给她递上开水，捶着背。他凝视着脖子胀红、脸庞苍白的妻子心酸地说：“学校批准你去海滨疗养，不能再推了！”赵一曼天真地说：“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有时我坚持不了上课，你要辅导我。如果期末考试成绩优良，我就去，否则……”“好，一言为定。”陈达邦“啪”地与赵一曼击掌为誓。 转眼，秋天到了，陈达邦十分惦念在海滨疗养的妻子赵一曼。他洗涤好妻子的秋衣，买上几种她喜欢的水果、糕点，准备去海滨。突然房门开启，笑容满面、精神焕发的赵一曼站在眼前。赵一曼迈进屋见桌上的旅行包：“哟，要去旅游？”陈达邦解释：“准备到海滨看你。”她拍打着胸脯：“康复了，快开学了，能不回来？”“真的好了？”他疑惑地问。“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知道。可是，没学到本领，怎么向党和祖国人民交待呢！”赵一曼一席话使陈达邦相信和理解妻子。 新学期开始了，赵一曼全身心投入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中。虽有陈达邦全力照顾，但她咳嗽的疾病仍久治不愈。赵一曼只好走进校医务室。全面体检后老医生说：“你怀孕了，肺病加重，需要静心休养。”赵一曼跑回小屋，一头扑在被子上放声大哭。 下课回到家的陈达邦见状，急问：“怎么啦？一曼！”“怎么啦？你看看吧！”赵一曼抹着眼泪甩出诊断书。他看诊断书后无语地在小屋里踱来踱去。 面容憔悴的赵一曼从床上坐起，用手指梳理着蓬乱的头发，央求着说：“你去上课吧！”陈达邦不语。赵一曼大声吼道：“喂，上课了！”犹如大梦初醒的陈达邦默默地走到床前，为妻子擦去泪痕、理顺乱发。噙在眼眶里的泪水如决堤似地往下泻，阳刚十足的男子汉服从了妻子，轻轻地走出小屋。 陈达邦从街上买来苹果，赵一曼轻声问：“你没去上课？”“你病了，我应该护理。”赵一曼激动了，说：“陈达邦同志，我们是夫妻，是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应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上不了课，你也不去上课，两个人都荒废了学业，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泪珠从陈达邦忧伤的眼眶里滚落，赵一曼替他拭去泪滴，递上课本，为他提直衣领，拉平下摆，满怀希望地说：“专心听讲，回来辅导我呀！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陈达邦扶妻子躺下，缓缓离去。 学校的精心治疗和丈夫的百般体贴，赵一曼的病情有所好转。但莫斯科的冬天氧气稀薄，气候寒冷，环境对于怀孕、患肺病的她更加不利。 赵一曼下定决心迈进中共旅莫支部办公室。支部书记认真听取她的汇报后犹豫地问：“你的身体……”她说：“没什么，主要是怀孕了。不适应这里的严寒气候，常犯病，不但自己坚持不了学习，而且还影响陈达邦……我请求回国做些实际工作。”“是啊，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是需要大批干部的。你的请求，我们请示国内党组织后再作决定。”支书说着送她来到门口，她握住支书的手恳求：“希望党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陈达邦见她回来，问：“一个人去哪儿了？真让我担心！”“去中共旅莫支部了。”她将递交回国申请的事讲了，他坚定地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回去！”她将一大堆理由说完，他还是坚持己见：“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她心平气和地回答：“这不是和你商量吗？”“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回国吧。”她截住他的话头：“不，你身体好，应留下学习。”他发火了，由于紧张与焦虑而难于表达。她扑进他怀里温情脉脉地说：“你以为我舍得离开你吗？达邦！你多学些知识，是我们共同事业的需要呀！”情绪有所调整的陈达邦说：“你身体差，有孕在身，不能没有我的照顾，这是我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你放心，怀孕生孩子是女性的本能，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
几天后，机会来了。早餐后，赵一曼满面春风地对丈夫说：“今天授新课，你要专心听讲，认真作笔记，回来辅导我哟。”说着，把书本递到陈达邦手上，温顺地为他整理好衣襟，挽着手臂走到楼梯口。当他举腿迈步时，她神秘地说：“慢！”她上前满怀拥抱他：“亲爱的，我等着你……”良久，她放开双手，微笑着目送丈夫走下楼梯。陈达邦回眸眺望，妻子笑盈盈地向他频频挥手。 送走丈夫，赵一曼回到温馨的小屋，逐一检查自己应带走的东西。深情地凝视着结婚照说：“达邦，多保重！重逢在我们的祖国。”她依依不舍地迈出甜蜜的小屋…… 中午下课了，陈达邦急步跑回家，见房门紧闭，就大呼“一曼”，没有应答声。推门，门被锁上了。他拿钥匙开了门，屋里的一切井井有条，就是不见妻子。他发现字条：“达邦，我走了。没有对你说实话，是不愿耽误你听课，更不愿让你承受临别时的痛苦。你安心学习吧，盼你早日回来拥抱你的儿子！暂别，妻子——赵一曼。”陈达邦奔向阳台，深情地凝望着祖国的方向。 巴黎印务 陪都续业 赵一曼回国了，陈达邦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留苏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的吴玉章，去巴黎加强《救国日报》的工作。为提高印刷质量，吴玉章通过中国代表团调陈达邦到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日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的陈达邦懂法语、对印刷业务娴熟，很快与巴黎印刷界朋友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巴黎印刷界朋友的帮助下陈达邦克服重重困难，确保了《救国日报》的印刷质量，其业务能力被吴玉章看好。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日报》迁到美国印刷，派吴玉章回国准备，命陈达邦赴巴黎待命。四年过去了，在美国出版《救国日报》的事仍然没有肯定的消息。在待命期间，陈达邦靠手艺以经营印刷业为生。后来，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已陆续撤离，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1942年他从巴黎回到中国。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开始后迁武汉。纸印公司是任弼时和陈家的联络点，实际是中共的秘密交通站。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迁到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更名为“中国印刷厂”。陈岳云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印刷《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得到陈岳云的大力支持，合作十分诚恳、愉快。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五哥家里。在这里喜见儿子陈掖贤（宁儿）。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达邦对兄嫂充满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孩子的头轻声问：“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陈岳云示意陈达邦进入内室，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琮英把宁儿送来后再没有回来过。”停了停，看了一眼弟弟，又说：“在武汉时听说她到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信没有？”从沉思中回过神的陈达邦回答：“她给我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的照片，以后就一直没通信。”经一阵思索回忆，陈达邦说：“收到他们母子的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的。直到去巴黎前，为防遗失或被敌人搜去，连同李一超写给我的信一同存进共产国际的档案馆了。”陈岳云还是把听来的话告诉陈达邦：“后来听说她到了东北，被日本人杀害了。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肯定不在人世了。”陈达邦听后眼睛湿润了，忍不住失声痛哭。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泣不成声。 陈达邦在陈岳云家住下，陈岳云夫妇尽力排解陈达邦因思念妻子的悲痛。闲时，陈岳云问及陈达邦在国外的情况，他谈得最多最熟悉的是印刷业务。陈岳云高兴地说：“别的你都别干了，干脆和我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观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是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广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法国学到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日益增多，业务不断扩大，名声越来越好。 印钞密使 题写汉字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作为任弼时亲属的陈达邦，赴北京吊唁。期间，陈达邦见到老领导吴玉章、董必武。正为提高人民币印刷质量煞费苦心的董必武、十分了解陈达邦印刷业务功底的吴玉章，联名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推荐陈达邦。经批准，陈达邦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其时，货币改革工作展开。早在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可迟迟不见批复。原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时提出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问题，得到苏方允诺。根据中央对改版人民币的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秘密赴苏联处理印钞事务。 1952年4月6日，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局长贺晓初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密使，会同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等，就人民币印刷事项同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举行会谈。苏方承诺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由苏方财政部长解决，技术性事项由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协调，中方由留在莫斯科的陈达邦与苏方洽谈印币技术问题。于是，陈达邦抓住机遇同苏方技术人员多次会谈，在印钞技术上达成共识。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就包括代印人民币在内的苏联援建中国项目进行双边会谈。周恩来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就印钞问题继续与苏方磋商。至9月22日，中方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协议正式签订。 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后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来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逐一审查每个版面的画稿。周恩来对券面图案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可是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指示。难以定夺的南汉宸急急忙忙带着印刷局长直接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当前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应允。 在毛泽东领导和周恩来指导下，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莫斯科的陈达邦密切配合国内印刷局，紧张地进行着印钞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苏方技术人员收到中方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检验认为中方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必须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关于苏方技术人员提出的改版问题，叶季壮请示国内，周恩来签发的电报说，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可是，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答复：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题写了新版人民币券面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后来，在原定印制数量上增印10元券2亿张。鉴于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这次新增印的10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由中苏双方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汉字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除全权负责密切配合苏方技术人员处理人民币票版的技术问题外，还主动参与了印钞数量的清点、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陈达邦按照南汉宸行长的指示，认真落实各项纪律、制度，确保了人民币的安全印刷、运输和交接。 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流通，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版过程中经陈达邦调整、题写汉字字体，后来改版的几套人民币都一直沿用。 思念悠悠 平反昭雪 1957年底，由苏联代印的最后一批人民币运抵中国，陈达邦亦回国。当得知抗战英烈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1960年，陈达邦应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忆一曼》一文供陈列。文中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我建议解怀以后再回国，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为了照顾她，我又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她的党性和原则性多么坚强！” 为缅怀妻子，寄托哀思，调入国务院参事室的陈达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为3元、5元和10元的纸币，不再流通使用。接着，“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人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也未逃脱厄运。 陈达邦的所谓“滔天罪行”，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1966年被迫害致死前，陈达邦对儿子陈掖贤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陈掖贤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久，陈达邦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责编 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