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PP和亚投行看中美战略博弈

　　摘 要 TPP和亚投行作为分别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平台，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亚投行虽然从提出倡议至今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发展势头迅速。与之相比，当前TPP的发展则遇到了障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二者在原动力与立足点、利益契合度以及运行准则和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反映出中美两国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以及战略思路方面的差异。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后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使中国目前在与美国的战略博弈中占据了一定优势，而日本成为最大的输家。尽管如此，亚投行未来的运行与发展仍将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战略博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分别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支点，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TPP在诞生之初曾经备受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推进TPP的动因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陆建人、赵金龙、饶芸燕等人，基本结论是美国推动TPP对内的目的在于重振经济，对外的目的在于主导区域整合，重塑国际领导力。二是关于TPP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刘欣从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及贸易结构等多角度对TPP国家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TPP将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部分学者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了TPP对中国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其中万璐运用GTAP模型估测了TPP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和日本加入TPP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沈铭辉基于CGE模型的研究则认为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有限；周睿基于GTAP模型的研究则认为加入TPP会导致中国总产出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三是关于TP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刘重力和杨宏、全毅均认为TPP已经影响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必须据此调整自身的战略并做好加入TPP的准备，而王金强则认为TPP与RCEP作为两种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体现了美国、中国和东盟三方在亚太地区合作主导权问题上的争夺。四是关于TPP的条款、进展及发展前景的研究。宋颖慧分析了TPP的内在动力与现实困境，认为相关国家可能在2015年左右达成初步协议，吴涧生等通过归纳推进TPP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认为TPP各国间共识大于分歧，最终签署协议的可能性较大。 　　虽然在TPP提出伊始学界普遍对其持乐观态度，然而2014年之后，由于谈判进展缓慢，TPP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亚投行作为新生的多边金融机构迅速推进，引发各方关注。 TPP与亚投行究竟有何差异，其背后又体现着中美两国怎样的战略思路，亚投行未来的前景与挑战如何？本文基于比较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针对亚投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TPP与亚投行的进展比较 　　TPP的前身是新加坡、文莱、新西兰、智利四国（P4）于2005年7月签署并于2006年5月生效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在诞生之初，该协定不过是亚太地区众多的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之一。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TPSEP后，成为该协定实际的主导者，并于2009年推动TPSEP更名为TPP。美国凭借其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TPP谈判。2013年7月，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后，TPP成员国达到12个，一度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FTA。不仅韩国、菲律宾、泰国等APEC成员国纷纷表达加入意向，甚至连非APEC 成员的哥伦比亚等国都对 TPP颇感兴趣，美国政府因此乐观地认为2013年底就可以完成所有谈判 　　陈淑梅、赵亮：《广域一体化新视角下东亚区域合作为何选择RCEP而非TPP？》，载《东北亚论坛》 2014年第2期，第50-58页。。然而实际谈判的难度明显超出了美国的预期，由于TPP各参与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且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议题上互不让步，致TPP谈判进展缓慢。经过多轮磋商，2015年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终于宣布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但是这一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基本协议仍需得到相关各国的批准，这一过程预计将花费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与TPP的“先扬后抑”相比，亚投行的发展则呈现明显的“先抑后扬”走势。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虽然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多国响应，但最初的参与国均为亚洲国家，而且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至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作为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此后一直到2015年3月，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约旦等国才相继提出加入申请。由于当时参与亚投行的国家除新西兰外，均是亚洲国家，因此亚投行一度被西方媒体称为是亚洲国家的“自娱自乐”。然而，2015年3月12日英国政府突然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一事件成为亚投行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欧洲其他发达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此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纷纷提出加入申请，亚投行成员迅速增加。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已经多达57个 　　详见财政部网站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4/t20150415_1217200.html，涉及五大洲、三大洋，人口超过46亿。除东盟10国和金砖5国悉数加入外，还覆盖了G7集团的4个国家，G20集团的14个国家以及欧盟的14个国家。仅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亚投行就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升级为国际性多边机构。 　　二、 TPP与亚投行的比较分析 　　TPP与亚投行之所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主要是由于二者在原动力与立足点、利益契合度以及运行准则和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出中美两国对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理解以及战略思路的差异。 　　（一） 原动力与立足点不同 　　二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则是美国塑造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工具。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浪潮对美国的主导力形成了一定挑战，美国不得不由多边贸易体系转向构建区域贸易集团，但是凭借着在FTA中的不对称优势，美国仍可将超WTO规则引入协定，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沈铭辉、刘均胜：《TPP与多边贸易规则――基于有顺序谈判的视角》，载《国际经济合作》 2014年第11期，第18-22页。。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对美国的贸易霸权地位形成了实质性挑战。2006年7月，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农业、非农产品准入等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持续近5年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一度被迫中止。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众多FTA协定相继签署，由此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令美国的出口举步维艰。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萎缩，美国迫切需要通过重振出口走出危机，恢复经济。因此，国际贸易地位的下降、区域经济整合主导权的丧失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压力成为美国推出TPP战略的主要源动力。美国政府认为，只有立足于“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美国当前在技术、金融等方面的优势，才能够强化美国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分工体系，才能够重夺区域经济整合的主导权，才能够通过“出口驱动”促进经济复苏。如能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国当前遇到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TPP作为“区域贸易秩序范本”，在诞生之初便成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和“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的重要支柱之一 　　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9期，第54-58页。。 　　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原动力与美国有所不同。2010年中国的GDP规模超过日本之后，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同于之前30年的新特征，即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和国内资本回报率降低的困境，实现工业和资本对外输出。解决这一难题如果单纯依靠中国经济的自我调节，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和成本。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也遇到了发展瓶颈。一方面，以南亚、中亚地区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巨大需求。例如，印度2014年提出了铁路升级计划，计划投入大约1370亿美元对65000公里的铁路基础设施进行换代；哈萨克斯坦2014年提出“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计划投资约28亿美元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其核心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等国家也相继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预期累计投资金额接近1万亿美元 　　辛继召、罗瑞兴、郭曼洁：《各取所需：52个亚投行“小伙伴”的入行逻辑》，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2日第10版。。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到2020年间，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 　　李木子：《亚投行成立 中国企业海外订单有望加速》， http：//finance.jrj.com.cn/2014/10/ [1**********]589.shtml。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融资缺口。据统计，南亚、中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每年的资本形成总额约为1.4万亿美元（如表1所示）。根据经验，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约占一国资本形成总额的20%，据此推算亚洲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实际投资不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26%，靠自身的资金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与此同时，亚洲地区中高收入国家的巨额储备和储蓄资金由于缺乏投资途径，大多流向欧美金融市场。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存在过剩资本，但由于其早已通过“去工业化”将制造业转移至其他国家，缺少资本输出的平台和渠道。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投向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非常有限。如果任由上述矛盾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继续萎缩，而发达国家只能不断通过信用杠杆发展虚拟经济，让资本继续在体内循环。一旦虚拟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实体经济的承受力，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与美国政府名为“自由贸易”实则“以邻为壑”的战略思路不同，中国政府认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在于利用自身的工业能力构建“资本输出”的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整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自身的发展。亚投行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支持。 　　表1 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2013年资本形成总额及资本形成率 　　数据来源：EIU Country Data（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数据库，其中资本形成总额为各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额之和。 　　（二） 利益契合度不同 　　TPP作为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尽管被标榜为“21世纪区域贸易协定的模板”，其实质依然是美国贸易霸权的延续。美国在推动TPP过程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和过于宏伟的目标，导致TPP在产生之初就成为多重矛盾的集合体，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TPP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矛盾。TPP中诸多的贸易准则完全是美国按照自身条件设定，与其说是高标准，不如说是双重标准或者美国标准。例如，美国在自身具有明显优势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超出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智利、秘鲁等）承受能力的高标准，而对于乳制品、糖类等自身竞争力较弱的农产品，却通过高关税、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出口补贴等措施提高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对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农产品出口大国强烈不满，纷纷要求美国限制农产品补贴，并拒绝将农产品贸易列为TPP的例外项目。在纺织品市场准入方面，美国为保持织物和纱线的贸易顺差，坚持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要求从纱到缝制的全部过程都必须在TPP国家完成，但是越南、马来西亚等惯于从中国进口原材料的国家则希望执行更为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另外，为了提升本国私营企业的竞争力，美国认为应在投资和竞争政策中加入约束国有企业的条款，但是这一倡议遭到了越南、新加坡等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国家的强烈反对。 　　其次，TPP参与主体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矛盾。TPP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为各参与国的优势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必然对各国弱势产业造成冲击，因此各参与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经常围绕是否加入TPP展开激烈博弈。以美国为例，尽管TPP大部分贸易规则均为美国“量身定做”，但是美国国内的纺织业、橡胶制品以及部分农产品行业由于担心自由贸易的冲击，对TPP一直持反对态度。2015年5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2票赞成，4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驳回了旨在加速TPP谈判进程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值得玩味的是，与奥巴马同属一党的44名民主党参议员中仅有1人投赞成票，而54名共和党议员中却有51人投下赞成票。民主、共和两党在TPP问题上的政治博弈可见一斑。日本国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团一直积极游说政府加入TPP，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部门则担心加入TPP后遭受损失。以日本农协（JA）为代表的农业团体一直通过示威游行、签名等方式向日本国会施加压力。 　　最后，TPP与现有FTA协定和贸易组织之间存在矛盾。TPP谈判的初衷旨在达成一揽子多边贸易安排，以缓解亚太地区一直存在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 　　“意大利面条碗”现象主要指传统特惠贸易协议下，各协议之间由于优惠待遇不同或标准不一而带来的应用障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TPP谈判，整体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美国不得不放弃最初设想的多边整体性谈判方式，转而采用复合谈判方式，即某些部门或产品采用双边谈判的方式，而另一些部门或产品实行整体谈判，这种谈判方式与传统的双边谈判方式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而且部分TPP参与国在此之前已经达成了双边FTA协定，每个协定的规则也不尽相同，如何实现TPP与现有FTA的无缝对接一直悬而未决。结果TPP不仅没有解决“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反而沦为“众多面条碗中的一碗面条” 　　沈铭辉：《经济收益与政治博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广谱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26-136页。。另外，美国在WTO谈判遇阻的情况下，试图通过TPP构建一套不同于WTO的全新的贸易谈判框架。这种做法使得TPP与WTO之间存在天然的竞争性关系，可能会损害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令WTO谈判雪上加霜。 　　与TPP相比，亚投行成功地兼顾了各方利益，各参与国以亚投行为纽带形成了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加快工业和资本输出，提升区域经济整合能力，同时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由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巨额融资需求，成为亚投行主要的投资目的地；英国、瑞士、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和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为代表的西亚产油国可以实现资本输出，获取长期稳定的基建收益；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可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矿产、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以此提升其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出口份额；俄罗斯不仅能够增加资源品出口，还能够通过亚投行获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有助于尽快摆脱因美国制裁而陷入的经济困境。除此之外，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现行多边开发性金融开发机构在经营定位和目标市场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主要以减贫为宗旨，而亚投行则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金砖五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为主要目标，从实践来看，大部分资金投向了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国家，而亚投行的主要目标市场则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因此，亚投行与这些金融机构之间是互补而非竞争性关系。 　　（三） 运行准则和机制不同 　　TPP的前身P4在设立之初，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在条款中专门设立了接纳新成员的条件，规定所有APEC成员以及域外其他经济体，只要申请都可以加入。随着美国加入多边谈判，其在TPP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日益突显。作为美国主导亚太地区贸易秩序的工具，TPP逐渐呈现出“封闭的地区主义”色彩 　　庄芮、杨亚琢、王悦媛：《APEC与TPP的路径比较与中国策略分析》，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2期，第21-25页。。不仅协议条款内容在最大程度上立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运行规则也体现出明显的美国意志。其奉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从根本上杜绝了非TPP成员国通过贸易偏转进行“搭便车”的行为。在接受新成员方面，TPP的做法与WTO一脉相承，申请加入方需要与所有TPP成员国谈判并征得所有成员国同意后方可加入。考虑到美国在该组织中的实际影响力，这一规定相当于让美国拥有了一票否决权。另外，随着TPP成员国的增加，后加入者的谈判成本将越来越高，从而提高了TPP的进入壁垒。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宣称，TPP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加入，但是同时不忘补充道，新加入的国家必须“符合TPP协定高的标准”。这些基于美国自身条件所设定的高标准远远超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目前的承受能力，成为阻止其加入该协定的“天然门槛”。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标准是专门针对中国设计的 　　Matthew P. Goodman、孙东：《关于TPP的五大误区》，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164-167页。。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纳入TPP协议中，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直接起诉东道国政府，从而使TPP协议的法律效力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这种以牺牲成员国主权为代价的“高标准”，无疑也令后来者望而却步。 　　与TPP相比，亚投行作为一个新兴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就秉承“开放、包容、透明”的运行准则，并没有对参与国设置过高的门槛。中国政府也多次表示，对亚投行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国加入亚投行，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发展。在运行机制上，亚投行也与现行金融机构存在显著差异。在目前两大国际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IMF中，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了绝大部分投票权。虽然近年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下，欧洲国家让渡了部分份额，但美国仍然占据15%以上的投票权份额（如表2所示）。在“重大议题需85%以上通过率”的现行规则下，相当于获得了“一票否决权”。 　　表2 世界银行与IMF主要成员国投票权份额（%） 　　与之相比，亚投行的规则充分体现了“多元包容、协商民主”的治理理念。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各参与国在亚投行的股份份额主要参考该国的GDP等指标设定，但是亚洲区域以外的国家只能够占有25%的份额，而亚洲区域内国家则占据75%的份额。按照这一原则，结合目前相关国家2014年度的名义GDP数据，本文对各意向创始会员国在亚投行的股份份额进行了初步测算，如表3所示 　　亚投行仍将接受其他国家申请以一般会员国身份加入，因此各国实际份额占比可能与测算结果有所出入。。如果按照这一规则，即使考虑到今后新成员国的加入，中国在亚投行也将占据“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努力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决策，不寻求“一票否决权”。与此同时，亚投行的股份分配规则更多地照顾了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能得到与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几乎相同的股份份额，从而在亚投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表3 亚投行各意向创始会员国份额占比预测 　　三、 中美战略博弈分析 　　TPP和亚投行作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缩影，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国家政策，而且对于除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各国必须基于其他博弈方的策略，做出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战略选择，通过构建基于完全信息的双人静态博弈模型，我们可以对各国战略博弈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一） 博弈模型的构建 　　以美国成立TPP为例，中国和除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必须针对美国的这一举动选择各自的策略，由此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双人博弈模型。为了更好地分析各方的得益情况，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1. 无论是中国（博弈方1）还是其他国家（博弈方2），都有“加入”或“不加入”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2.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加入TPP均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设为V； 　　3. 由于TPP由美国主导，加入TPP意味着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受制于美国，因此在政治层面会受到负面影响，设为L； 　　4. 如果一方加入TPP而另一方不加入TPP，由于贸易转移效应，加入一方的收益V-将超过双方都加入时的收益V，即满足V->V；而未加入一方经济上将遭受损失，设为C； 　　5. 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加入TPP，而依然通过双边FTA发展贸易或者单独组建区域合作组织，双方经济上会获利V′，而且此时不用付出政治上的代价。 　　如果用下角标1代表与中国有关的变量，用下角标2代表与其他国家有关的变量，由上述假设可以推断，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均选择加入TPP时，双方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付出政治代价，因此得益分别为V1-L1和V2-L2；当中国选择加入而其他国家不加入时，中国虽然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价，但是将获取较高的经济利益，而其他国家将遭受经济损失，双方得益分别为V-1-L1和-C2；当其他国家选择加入而中国不加入时，中国将遭受经济损失，而其他国家在付出政治代价的同时获得经济利益，双方得益分别为-C1和V-2-L2；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均选择不加入时，双方得益分别为V′1和V′2。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得益矩阵，如表4所示。 　　基于亚投行的博弈分析与上述过程类似，只是博弈方1由中国变为美国，具体分析从略。 　　表4 关于是否加入TPP的得益矩阵 　　（二） 纳什均衡分析 　　为了分析表4中所示得益矩阵的纳什均衡，我们必须对得益矩阵中的数量关系进行限定。基于经验事实，我们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构建独立于TPP的区域合作协定，相比由美国制定贸易规则的TPP而言，将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所获利益将高于加入TPP的总得益。同样，对美国而言，如果能够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机制取代亚投行，也将获得高于加入亚投行的总得益。因此 　　（三） 基于TPP和亚投行的博弈分析 　　美国在推出TPP之初，原本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TPP谈判，通过自由贸易的经济利益吸引多数国家加入TPP，即实现情景1或情景3，令中国处于两难选择。如果中国选择加入（情景1），虽然能够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但是在以后的政策制定上必将受到美国制约；如果中国选择不加入（情景3），则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在贸易规则上的双重标准侵害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使其他国家降低了加入TPP的预期得益。另一方面，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充分考虑了各国的实际需求，反而更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构建一个独立于TPP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国也通过与其他国家接连签订双边FTA对冲TPP的影响，最终实现的是情景4所示结果。因此，美国没能通过TPP达到其最初的战略目的。 　　反观中国组建的亚投行，由于很好地贯彻了合作共赢的理念，各国普遍预期加入亚投行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多次表态将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争端，各国无须担心损失过多的政治利益，因此众多国家在短时间内纷纷加入。通过成立亚投行，中国成功地将选择性难题抛给了美国――如果美国选择加入亚投行（情景1），虽然能够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选择无异于承认了中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将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如果美国选择不加入亚投行（情景3），将错失区域经济整合的机遇，蒙受经济利益损失。从美国的实际选择来看，目前更符合情景3的结果。可以说，在这一轮的中美战略博弈中，中国达到了战略目的，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中同样面临选择性难题。如果日本加入亚投行，虽然能够通过资本输出获得经济利益，但同时意味着日本所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被彻底边缘化，而且日本以后将失去美国的政治支持，这对于日本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而如果日本不加入亚投行，将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其损失将超过美国。因为日本是亚洲地区GDP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国，按照亚投行目前的份额分配规则，如果日本选择加入，将稳获第二大股东的位置。由于日本并未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其实相当于放弃了这一机会，即使日本以后重新考虑加入亚投行，也只能以普通会员国的身份加入，失去在亚投行的话语权。从上述分析看，日本无疑成为本轮中美战略博弈的最大输家。 　　四、 展望与建议 　　亚投行的建立，不仅有利于通过合作共赢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利于逐步改善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尽管57个意向创始会员国已经尘埃落定，但在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地区）以一般会员国的身份加入亚投行。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亚投行从设想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的细节筹备阶段，未来的发展和运行将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项目风险不容忽视。亚投行既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其投资项目必然存在投资回报周期长、融资额度大的特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部分国家作为亚投行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而且时刻面临政治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很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都在B级以下，且缺少必要的贷款担保。如何克服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和信用风险，保证投资项目，尤其是一些跨境项目的安全稳定运行，将极大地考验亚投行的项目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因此，亚投行必须构建完善的贷款评估机制，严格项目贷款的审批、发放和回收。同时，必须创新融资模式以进一步分散风险。例如，可以与投资目的地民间资本开展PPP（公私合营模式）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设立偿还基金，保证债务及时偿还，降低财务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外交手段增加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使建设项目成为联系各国的纽带，通过项目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实现利益共赢。 　　其次，内部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众多经济体的加入在推动亚投行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亚投行内部治理的难度。目前，各国之间在亚投行内部领导权问题上的博弈逐渐升温。亚投行采用股份银行制的运行模式，其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理事会、董事会和银行管理层三个部分。其中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部门，由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而各成员国所占份额决定了其在亚投行的话语权。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公布了股权分配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最终的章程达成之前，各国仍将围绕具体的比例分配讨价还价，以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董事会由理事会选举的总裁领导，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决策。与投票权份额相比，目前各国对于董事会席位的争夺更为激烈，如何划分选区以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挑战。就银行管理层而言，主要包括行长、副行长及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虽然亚投行第一任行长已经确定由中国人担任，但是副行长的设置却依然存在变数。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在加入之初就曾表态，希望至少获得一个副行长的职位，而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凭借自身的市场资源，谋求领导层职位。由于副行长的职位有限，肯定无法满足所有国家的要求。另外，关于创始会员国的权力目前也尚无定论。根据现有国际组织的惯例，创始会员国一般具有订立规则、设立“保留条款”以及新成员准入等权力，而且在持股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方面会占据一定优势。这些特权虽然保障了创始会员国的“先行者优势”，却容易招致普通成员国的不满。因此，中国必须与各参与方积极沟通，充分了解各方的重大关切，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妥善处理各种合理的利益诉求，互相信任，共谋发展。可以预见，如何平衡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极大地考验亚投行领导者的智慧。 　　最后，充分应对美国的挑战。亚投行的成立，尽管使中国在当前的中美战略博弈上暂时占据了主动，但是美国不会坐视自身的领导力受到挑战。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从最初的批评转为“支持”，但是同时又强调，希望亚投行在治理结构方面体现“高标准”，而这些所谓的“高标准”不过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的翻版。可以预见，美国在未来仍将设置各种障碍，并可能利用亚投行内部各国之间的矛盾，阻碍亚投行的顺利运行，中国应对此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直接冲突和对抗并非中美之间的最佳选择。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这个平台与美国开展战略与经济对话，或者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经济合作，进一步提升亚投行的运行效率和内部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陆建人. 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 （1）：43-52. 　　[2] 赵金龙. 美国TPP战略的动机及其对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J]. 东北亚论坛， 2012（6）：18-26. 　　[3] 饶芸燕. 模板、跳板、挡板：美国战略视角下TPP功能的三位一体[J]. 世界经济研究， 2013（8）：9-15. 　　[4] 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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