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发布时间]: 2012年0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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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大学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的要求。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步入高等教育强国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之路，再次被提上日程。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到重要政策的出台；从大学校长的雄心壮志，到大学的诸多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可谓日益高涨。我国为什么如此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大学具备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环境和条件吗？是否存在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往世界一流大学之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什么？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的办学思想需要作出怎样的转变？究竟该如何客观看待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围绕这些问题，本期“高端访谈”栏目对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进行了专访。
■ 中国之所以重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绝不仅仅根源于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是肇始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历史性需要。中国当前的转型发展也为高等教育、为大学的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百年不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振奋精神，知难而上。任何怀疑等待、犹豫彷徨，都有可能错失这一百年难得的中国大学自立于世界名校之林的宝贵机遇。
无论大学是否做好了准备，中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已经上升为当前国家最紧迫的战略性需求，并已成为中国大学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当我们的国家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大学也要相应地探索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好像我们实现城市化一样，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其他国家的路线图，用上几百年的时间来试错纠偏演进完善。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标准各国的理解都有不同。中国的标准理应从实际出发独具特色，同时达到世界水平。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框架或实现路径，可以理解为构建与完善三大体系：堪称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传承引领体系。
《大学》:张校长，您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中国大学挥之不去的情结，更是国家未来十年明确规划的目标。您认为，现阶段我们建设一流的要求如此迫切，投入如此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大学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张杰校长（以下简称张校长）：我们国家之所以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特别的关注，是出于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的机遇，更是大学的机遇。我国大学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来之不易，稍纵即逝。为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振奋精神，知难而上。任何怀疑等待、犹豫彷徨，都有可能错失这一百年难得的中国大学自立于世界名校之林的宝贵机遇。
大学担当着人才强国的历史重任。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时代，从一个主要由廉价劳动力投入和自然资源消耗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主要由科技、文化、知识与技能投入的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初级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产品长期位处价值链低端、贸易不平衡、劳动薪酬低、内需不振等一系列问题。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于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走向服务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华民族的崛起，要靠中国人的崛起，靠中国人当中堪称世界一流的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于各行各业各学科各领域。当代中国人才辈出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崛起之时。人才辈出是民族整体素质得到升华、创造力持续迸发的标志。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必须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相信这些理由，能够得到大学师生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共鸣。
近代以来，人才培养主要靠大学。要想做到创新型人才大批涌现，需要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需要中国的大学具备高水平的培养能力。中国的发展，目前比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型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引领未来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建设创新型国家。当然，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留学海外。然而海外的大学未必真正了解中国的需要。进海外大学，未必能学到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况且欧美教育存在着产业化倾向。有些大学大批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恐怕初衷主要不是为中国人着想，替中国培养一流人才，而是着眼于留学生们可能带来的学费和生活消费。事实上，我们的年轻人不大可能全都到国外去读书。为人父母者，不可能谁家都拿得出高昂的留学费用。即便是做民意测验，我相信大家也会赞同，中国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创新型国家。一流国家的建设，需要一流大学的支撑；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中国之所以重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绝不仅仅根源于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是肇始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历史性需要。目前，中国正处于上下五千年最好的一段发展时期。时代为我们成就梦想提供了条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国家的领导层深刻地洞察到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他们对大学的关注程度，尤其是对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殷切期望，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很难看得到。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当前的转型发展也为高等教育，为大学的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百年不遇。尤其是回顾我们的文革挫折，对照中国高等教育曾经凋零破败的惨痛经历，这一点显得格外难能可贵。从全球范围看，当年世界一流大学的热土，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从意大利、法国、英国，向德国、日本、美国不断转移。这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分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中心不断转移的标志。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适宜大学成长的一片新的热土。未来二十年间，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您认为，目前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张校长：社会需求。这是最根本的比什么都重要的动力。多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对一流创新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仅仅依靠国外的大学，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强大需求，是永不自满的人心所向。我们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地实现健康发展，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阔的舞台、可靠的后盾和深沉持久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一系列中国独有的后发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改革。在西方发达国家，改革或许未必是一个好词，因为要触动既得利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然而在中国，改革是件好事。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带来了富强美好的未来梦想。中华民族渴望改革。中国人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落后挨打耻辱饥饿；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国要想走得更快更稳更远，只能依靠改革推动，包括高等教育的改革。当然，只有允许并鼓励改革，中国的大学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社会需要的事情。
第二个优势是资源。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面对全球变局，政府非常清楚财富应当投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用于提高全民素质和全球竞争力。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学发展的资源显得前所未有的丰厚。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的科技研发经费每年都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从今年开始，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将以类似速度增长。这就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外部资源，为我们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创造了物质条件。这也是中国大学勇于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说实在话，这种力度的对高等教育投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历史时期都很少见到。反过来看，中国的大学改革如果没有增量资源的强力支撑，注定将难以为继。比如，我们的教师，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工资待遇还很微薄。我们的薪酬体系改革、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等等，需要大力度持续性财政投入。平心而论，我们民族大概也只有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才承受得起这类改革的成本。
第三个优势同样重要，或许体现在管理者身上。我们这一代大学的领导者，大都在世界一流大学长期学习和工作过，对世界一流大学有着广阔的视野、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感悟。同时，恰恰正是这一代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着最深刻的认同、最坚定的立场和最深厚的感情。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我们这些人甚至没机会读书，不可能上大学。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为了让中国青年有更多更好的成长机会，我们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最大的信心和决心，并愿意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回报社会。
《大学》：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是否也需要长时期的历史渐变？
张校长：无论大学是否做好了准备，中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已经上升为当前国家最紧迫的战略性需求，并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道理很简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支撑，我们的国家就无法成长为世界一流强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富强的程度，中国在世界上的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全都取决于一流大学的水平高低。然而，世界留给中国、留给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机遇期没有多长。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已经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机遇。日本的二次崛起，日本一流大学的成长，利用的就是这一历史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今后的发展，我们的快速增长将伴随城市化的逐步完成和现代服务体系的基本完善而逐步走向常规化发展。我们的机遇期剩下来充其量不过二十几年。国家的发展如此，中国大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争取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建成中国人自己的、国际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尽早培养出大批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的国家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大学也要相应地探索一条独特的成长路径。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好像我们实现城市化一样，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其他国家的路线图，用上几百年的时间来试错纠偏演进完善。我们承认落后。然而我们也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总结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规律性里面寻找最适当的做法，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形成我们的发展理念和成长路径。换句话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大学》: 有时候，人们会赋予“中国特色”一种负面含义，以此来消解发展中出现的积难现象。怎么理解有“中国特色”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张校长：我们以前一直在说中国特色。但在国外，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心里，往往把它理解成低质廉价的替代词。不过在我看来，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特色终将成为更高质量、更快速度、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具人性关怀的一种发展模式。中国特色将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做出的特殊贡献。
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学经过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和发展规律，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机遇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我们需要正面理解并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之路。
为此，我们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律形成透彻的认识，需要知道哪些是实质，哪些是表象，进而形成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思想框架。与此同时，还需要知道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时候，怎样把握发展机遇，怎样针对中国的国情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改革开放形势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因为，关系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量日常决策，都要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才能做出，都要纳入系统完整的思想框架，而不是“拍脑袋”、“打补丁”式的经验化决策。
比如，当年我们制定《交大2020》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就是首先要跳出交大，认真分析2020年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接下来问自己，我们要不要成为一所与那时的中国地位相匹配的顶级大学？尤其是这一条，我们如何才能满足2020年的中国对我们的需求。答案很明确，那时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对世界有重大贡献，在世界上形成了重要影响的强国。因此，那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必须满足国家需要，成长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样，我们就明确了国家发展到2020年时，将要对上海交大提出的各种需求。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或者叫需求导向。满足需求必须解决的问题，又会促使我们形成问题意识。需求与问题，还要分解落实，具体化为每个部门、每一学科的任务。这样一来，上海交大的发展规划就会跟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在面向未来，按照规划推进交大发展的时候，我们把学校的组织优势发挥到极致，包括学院系所、部处机关、直属单位、附属医院，把科学决策、学术本位和有效执行整合在一起，总体部署，有机运作，将规划的“先行之利”充分转化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或许，这就是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的理解。
《大学》: 照此说来，世界各国都可以“有特色”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认为，各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是一样的吗？或者说，世界一流大学有统一的标准吗？
张校长：确实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定标准，各国的理解都有不同。即使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的特点和优势也各有不同。
典型案例是我最熟悉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长期以来又是竞争对手。两所大学的性质特点不一样。比如，牛津大学要求教学、科研、教师和学生的质量等各方面全都堪称卓越。剑桥大学则强调卓越首先表现在一流的科研实力上，同时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的努力。美国大学联合会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有比较广泛的学科领域，要有世界顶级水平的教学质量，还要有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关注和认可的学术地位。
中国的标准，理应从实际出发独具特色，同时达到世界水平。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大学的构成要素，尝试概括其本质特征，进而认定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由哪些要素构成？当然是教师和学生。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氛围，它能够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吸引汇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发彼此渗透，形成使广大师生顺利成长、终身受益的创新人格、创新能力与创新智慧。
我们认为，统一的标准是世界一流大学所具有的功能和能够实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不一样的是决定功能与价值的不同方法和独特路径。
《大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框架或实现路径该怎么看待？
张校长:在我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框架或实现路径，可以理解为构建与完善三大体系：堪称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文化传承引领体系。这是我所理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框架路径，也是交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方向。
首先是卓越的人才成长体系。这是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当然，其他社会组织或多或少也会有一点儿人才培养的功能。但是，只有大学才拥有系统完备的体系和对接社会的功能。这个体系既包括学生的成长，也包括教师的成长。在卓越人才成长体系中，我们的目标是学生要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教师要成长为一代宗师。这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其次是卓越的科技创新体系。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大学是创新的不竭源泉。大学之所以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独特社会组织，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追求卓越。假如一个社会没有了大学，那就失去了人才荟萃的创新基地，缺少了创新追求的蜂巢和载体。第三是卓越的文化传承与引领体系。大学代表着一个国家文化、精神、理想和激情的高地，全社会公平、正义、良心和自由的最后堡垒。大学要是没有希望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取决于大学水平的高低。如果大学对人的文化、精神，或者说对理想与激情缺乏追求，或层次不高，那么这个社会的水平和层次也不会高。大学之大，既不在校园之大，也不在建筑之大，而在于唯大学独有的大师辈出的精神与文化。
■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绝不能仅把传授知识当作大学的唯一功能，而是要建设包括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创新人才成长体系。其中，知识探究是基础，能力建设是核心，人格养成是根本，三个维度都要以学生为中心。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需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要从引进一流师资入手，有序建构卓越人才的成长体系。党和国家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发展措施和人才政策，以及中国大学充满多样性的改革环境和它们所形成的气候与氛围，是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最重要磁极。
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成长体系，一定要和国家的人才计划体系实现无缝对接。这是解决双轨制问题的根本。
《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框架中，学生具有怎样的位置？
张校长：大学之本，在于人才培养。学生对于大学至关重要，大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大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才的成长。正是出于培养学生的需要，大学才有存在的理由。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更是如此，只不过它追求的是创新型领袖人才的培养。
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能够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这是最终的检验标准。这样的大学一定是以学生为中心、人才辈出的大学。我们最终寄希望于学生，因为他们是拥有未来的青年一代。我们所倡导的三大体系，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卓越人才成长体系的核心是学生的成长。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绝不能把传授知识当作大学的唯一功能，而是要建设包括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创新人才成长体系。其中，知识探究是基础，能力建设是核心，人格养成是根本，三个维度都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主张，大学里的一切工作以学生成长为第一要义。
自2009年起，上海交大正在有步骤地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要求从“三位一体”的基础出发，对教学大纲、课程体系、教学和实践活动开展系统化改革，进而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结合”的做法。“一个中心”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三个结合”就是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相结合。
《大学》：众所周知，经过这些年的教育大发展，中国大学的“硬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毫不逊色于国外大学，但是“软件”还远未跟上。您认为对中国大学而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迫切的软件提升的抓手是什么？
张校长：我以为首当其冲的是师资队伍。教师是我们人才成长体系中的另一项根本要素。教师与学生相互依存，教学相长。过去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显而易见的是“硬件”差距。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硬件”方面我们差不多已经赶上来了。目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软件”上，尤其是师资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大学之大，在于大师”，说的就是师资能力对于大学至关重要。世界一流大学的责任，在于提供有创新思维的教师与有创新潜质的学生相互激发的创新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不是学校要求教师发展，而是每个教师自己主动地要求发展。学校的责任，是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支撑和制度保证。
早在2007年，我们做《交大2020》发展规划时已经提出，希望到2020年，我们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形成一支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我们衷心期待，届时交大的老师中涌现出许多大师名家，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教授。
《大学》：目前，国家出台了许多促进教师水平提升的人才工程和人才计划体系。您认为这些体系足以支撑中国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吗？
张校长：我想，从全局而言，这些计划和工程，对提高大学现有教师的水平，以及引进海外高质量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就特定学校而言，仅止于此可能还不够。
建设一流的大学，首先需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我们的做法是，从引进一流师资入手，有序建构卓越人才的成长体系。为什么要从一流师资的引进开始呢？如果要我们自己按部就班去培养一流的师资人才，然后再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那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能够直接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特别是那些愿意来中国发展的一流学者，那么只要为他们搭建人才成长的阶梯，构建与国家科研体系相对接的科研支撑体系，再由这些学者来与学校其他老师一起协同发展，推进全盘工作，那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世界一流师资队伍的时间。
《大学》：中国的大学能吸引到所需要的海外杰出人才吗？用什么来吸引？
张校长：从上海交大构建卓越人才成长体系的实践来看，我们发现，要想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必须要解决两个非常尖锐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为这些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建立体面的薪酬体系，使他们感受到足够的尊重。而另一方面，这个特殊的体系又不能冲击学校现有的薪酬体系，还需要预留未来两个体系并轨的通道。第二个矛盾，是需要为优秀学者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职称可以对接的终身教职体系，并为现有职称体系向终身教职体系过渡预留空间。当然，吸引这些学者的最根本因素，还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能够提供的巨大发展空间。学校需要尽最大可能为这些一流学者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并帮助他们在国家的科研资助体系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做出他们独特的贡献。这个成就感，是把他们留下来的关键之所在。
党和国家强有力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措施和人才政策，以及中国大学充满多样性的改革环境和它们所形成的气候与氛围，是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最重要磁极。
五年来，上海交大从世界一流大学引进的学者人数累计已超过300名。在引进与流出的动态调整过程中，学校师资队伍结构得到了有效的优化。虽然我们的专任教师总数，从比例上讲，仅仅增长了1.7个百分点，但是我们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与五年前相比，提高了28%，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翻了三番还多。师资队伍的其它关键性指标也都出现了大幅度超常规的增长。有一组数据能说明问题。截止到2012年5月，交大到岗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人数达60位，位居全国高校前列。过去五年间，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人数增加了40多位。2011年度，上海交大的教师申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青年基金项目数、杰出青年基金数和创新群体数等四项指标，均已跃居全国高校前列，反映了学校创新活跃度的大幅度提升。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善了上海交大的师资结构，使大学有了坚实厚重的底盘做依托，进而有力地带动了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
《大学》：薪酬和职称双轨制的存在始终会冲击到原有教师的专业成长及其对大学的事业认同，也会形成引进人才融入大学或国家的一道无形屏障。您有怎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
张校长：的确，双轨制最终必须并轨，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这样既有助于让每一位本校教师看清自己奋斗可及的路径目标，又要让引进的人才迅速融入本校环境。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成长体系，一定要和国家的人才计划体系实现无缝对接。这是解决双轨制问题的根本。
国家的人才计划是怎样一个体系呢？如果把国家的各种科研资助体系所提供的机会比作青年教师的成长台阶的话，那么第一级台阶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青年基金，第二阶是面上基金，然后依次是杰出青年基金、重大项目和973计划项目等。但是对于有些青年教师来说，这些台阶之间的间距可能有些太大，让他们难以在3到5年间跨上更高一个层级，树立艰苦奋斗的信心。例如，从刚刚进校的青年博士到申请上青年基金，一般大约要1到3年的时间。完成青年基金的科研工作，需要3年的时间。即使在结题的同时马上申请面上基金，也需要1到3年的时间。申请到面上基金后再到杰出青年基金，又有3到5年的跨度。从杰青获得者成长为973首席科学家或者院士，时间就更长、影响因素也更多。现实困难在于，刚刚进校的年轻博士，多半没有独立科研的积累，迈上第一个台阶即青年基金也很困难。而后面的一级级台阶，彼此间的跨度如果没有适当的支持，年轻人很难每次都实现成功跨越。学校设立人才成长的“阶梯计划”，其初衷就是在这些台阶之间再补设一些辅助性的台阶，把上进的道路相对铺得更平一些，使年轻人能够获得过渡性支持，进而在更短的时间里较为轻松地跨上更高的学术层级。
针对国家人才计划层级偏少、间距偏高、难度偏大的实际情况，上海交大在构建自己的人才成长“阶梯计划”时，就尽力在国家体系的层级之间，新增了一些辅助性的台阶，以便我们的老师走得更稳，攀得更高，而且比较起来不那么艰难。比如，我们为学术人才按照从高往低的顺序，依次增加了“讲席教授”、“特聘教授”、“特别研究员”等台阶，使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及时肯定，付出与获得更趋公平合理。这就为大家架起了跨越的阶梯，铺平了成才的道路。对3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我们募集专用资金，专门设立了“SMC-晨星学者”基金，为他们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增加薪酬和房贴，在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最感困难的时候，为他们雪中送炭。
《大学》：双轨制如何有效并轨？
张校长：首先，对于不同的教师，我们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例如，从2010年开始，我们在为既有层级的学术人才提供支持之外，又针对更加年轻的新入职教师设计了“起步计划”，为所有刚刚进校的青年教师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和生活补贴，并筹资兴建了青年教师公寓，尽最大努力解决影响他们成长发展的实际问题，让这些年轻教师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能找到一个修养生息的空间，帮助他们渡过新到校的那一段人地两生的最困难时期。其次，我们通过建立科研启动基金，独立的薪酬体系和职称体系，以及募集人才基金等方式，让所有的特殊人才都能感受到与自己的学术水平相对应的特殊待遇。第三，除了要有体面的薪酬体系和职称体系外，学校还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系统完整的“绿色通道”评审体系，为加快引进优秀人才，及时做出判断和决策。国内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引进必须争分夺秒。人家把申请材料递给了学校，是对我们交大的看重和信任。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选择，必须做到高效和负责。比如，我们要求申请者提交简历、论文目录、五封推荐信等基本材料。然后，我们会把这些材料寄送海外进行国际评审。函审的特聘专家都是世界顶级大学的教授，由他们来对申请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做出评价。函审通过后，我们会安排面试和面谈，主要考评他的合作精神以及教学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看其研究方向是否与上海交大未来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以及了解他对科研启动条件、团队建设和研究基地的需求，以保证他的能力在交大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实现他们的抱负。
当然，我们还想了其它许多办法来保证双轨制的健康发展以及今后的并轨举措，包括募集冠名基金来支撑用于引进人才的薪酬体系，尽可能使新的薪酬体系和职称体系不致冲击到现有体系。同时，学校自2010年起，开始在现有体系中进行综合改革，重点在分类发展和薪酬体系改革。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在几个条件成熟的院系，试点体系并轨，试点成功后将在全校推广，使所有教师都有条件形成既高深远大、又切实可行的理想和追求，激励起他们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
■ 通过引进和培养，中国大学师资水平的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我们基本可以赶上来，届时，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方面。在此期间，我们还要加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这是大学的灵魂。
对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来说，传承创新固然重要，学习借鉴也必不可少。中国大学要在发扬光大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人才引进的实践，参考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建设经验。大胆引进与本土创新两条腿走路，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大学要尽快实现各级各类管理模式从经验管理提升到科学管理，再向文化管理境界升华。
现阶段中国的大学管理还不能实行无为而治，否则将失去许多因国家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发展机遇。我们主张学术自由，绝不等同于认可无政府主义，绝不意味着学校对学科发展不可以有重点有特色。当然，学科调整不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取舍兴废必须由学术委员会来做决定。
《大学》：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而言，基本办学条件方面的“硬件”可以通过资金投入来解决，师资队伍建设这一“软件”也可以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加速培养自有人才等方式在可定时间内解决。当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师水平差距都赶上来之后，或者在这些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还需要做什么？
张校长：或许是文化建设。具体来说，即三大体系中的文化传承与引领体系。通过引进和培养，师资水平的差距我们可以赶上来，有十几年的时间大概就可以了。届时，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方面。为此，在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建设。我们希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仅在大学的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水平方面，我们能够与世界一流大学并驾齐驱，同样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们还要加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建设。这是大学的灵魂。
文化是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固化形态。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继承者、创造者和传播者，而且是人类思想、道德、精神文化的根据地和制高点，是社会的良心和公平正义的最后堡垒。大学对人文精神和学术文化的追求，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未来。这是大学在文化引领方面必须担当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大学》：中国的大学怎样形成世界一流大学文化？
张校长：大学文化创新需要开放借鉴。中国有大学不过百多年时间。对大学文化的自觉追求，则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趋势。大学文化和科学民主一样，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成果。我们在总结交大百年大学文化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在引进人才的同时，特别注重通过传承借鉴，引进和吸收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并促使其与交大百年的文化相融合。
我们的途径之一是把发扬光大交大传统和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结合起来，推进大学文化的传承发展融合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建设实践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如果仅仅依靠自觉不自觉的摸索和自然而然的演化，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建设会经历很多坎坷，走很多弯路，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演变过程，才能逐渐走向成熟，为我所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建设，我们的后发优势，在这里也应当有所体现。我们的心得之一，是在发扬光大交大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人才引进的实践，参考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建设经验，大胆引进与本土创新两条腿走路，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注意到，文化不只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而且是以行为方式、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们言行思考的方式存在。为此，我们在制定和实施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计划时，就明确了着力引进一大批讲席教授的人才发展思路。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40多岁、50多岁，或许已经过了创造性工作的巅峰期，但是他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同样为我们所看重。这些长期工作生活在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层次人才，本身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创造者践行者。他们在那样一种环境里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30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行为方式，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有发自本能的需求和坚守。他们不会轻易地被顺应同化。他们在交大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存在和主动参与，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上海交大，我们吸引和集聚优秀人才，主要依靠的是制度和文化，是人才成长和成就梦想的环境，是中国各方面事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当然，我们也讲个人感情，但这要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比如，我经常会与拟引进人才分享我本人回国十几年来经历、体验和感受到的一切。这份情感，大概也融入了这些高层次人才之所以愿意加盟交大的意愿之中。在他们看来，既然校长也是“海龟”，同样有在世界一流大学留学和工作的长期经历；既然他也回国投身于一流大学的建设，那么大家就是同路人，文化认同感因此油然而生。在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亲自到场参与个别交流，以真诚善意和发展的机遇感召大家回国发展。其中有些大牌教授，我们一定要有“三顾茅庐”诚意，才能把人家请进来。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
《大学》：如何通过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来发挥文化对大学管理及整体办学的带动作用？
张校长：对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来说，传承创新固然重要，学习借鉴善大学管理这一角度，讨论一下近年来交大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创新尝试。交大的基本思路，是在全校范围内，用五到十年的时间，要求各级各类管理模式，从经验管理提升到科学管理，再向文化管理境界升华。一所大学，如果自身制度文化落后，那就没有办法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往我们的管理模式，主要属于一种粗放型的经验式管理。面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紧迫要求，有必要在管理问题上形成文化自觉，尽快提升大学管理的水平和境界，实现管理模式的转变。自2007年起，上海交大在校级行政机关开始推进“规范管理”，将大学管理和运行效率置于规范高效的轨道，从而启动了走向科学管理的程序。在两年“规范管理”的基础上，我们又于2009年进入了“目标管理”阶段。学校每年年初根据《交大2020》发展规划的分阶段目标，制定当年的发展目标，经职代会批准后执行，然后到年终逐一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目标管理”的实施，全面提高了学校管理的质量。三年来，学校的年度目标完成率从2009年的63％，提升到2011年的86％。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又着手研究部署走向科学管理的第三个过渡阶段——“绩效管理”。这是交大管理文化建设中的又一重要阶段。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地深化管理研究，完善管理方式，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逐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文化，并最终走向文化管理。
为了实现制度文化的转变，从2010年6月到2011年6月，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院系层面的综合改革。改革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定位改革，二是分类发展改革，三是分类考核改革，四是薪酬体系改革。四位一体的改革目标，要求在责权利到位绑定的基础上，将学院转变为人才成长和学科建设的实体，最终实现从现在的“校办院”向“院办校”的转变，激发院系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的情况，往往是学校把责任压给了学院，却没有下放相应的权力和利益，责、权、利不统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院不可能成长为发展的主体。通过院为实体的系列化改革，学院将逐步成长为权、责、利的统一体，以便为学科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根本上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学院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和相应的资源，那就既搞不好管理，也做不好服务。院为实体的制度改革，根源于人才创新、基层创新的实际，和服务创新、人文生态创新的需要。
《大学》：您似乎不大看重数量化的大学发展指标。那么，绩效管理如何推动事关办学效益的科研进步呢？
张校长：在我看来，现阶段中国的大学管理还不能实行无为而治，否则将失去许多因国家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发展机遇。恰恰相反，现阶段有必要加强以“规范管理”、“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定以大学章程为总纲的法规制度。当然，所有的规则都必须符合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目前科研活动存在的功利化倾向，我们自2006年开始，取消了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提倡“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着力解决世界科技前沿问题、国家重大需求问题以及人文社科繁荣问题，以解决问题论英雄。在我们看来，发表论文只是研究成果的体现之一，绝非全部。此外，自2007年起，我们将量化的年度考核改变为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价值观，配合五年轮回的阶段性趋势化国际评估，建立起鼓励原始创新的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利用自有经费设立了学校的创新基金，重点支持青年人才的科研起步、有原创意义的自由探索、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团队，以及专项化科研基地等。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五年来，学校新增国家级科研基地5个，省部级科研基地20个，增幅居全国高校首位。对于应用文科和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特别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形成了问题导向、实证定量和国际化三大特色，并取得了重要突破。比如，我校高等教育研究院刘念才教授领衔的团队，以数据库和实证定量研究方法为手段，在国际上首先开展了对全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表现的科学评价，进而推出“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业绩、声誉和办学效益，提供了国际性比较的客观依据，在世界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话语和大学评价体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们还有很多。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育和建设，具有智库功能的学术高地已经陆续凸现，体现了交大学术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及其满足国家需求资政服务的价值、文化引领社会担当的价值、学术为本追求真理的价值。近年来，上海交大的文科科研实力快速提升，文科师生在国际上发表的SSCI/A&HCI论文数量与质量连年攀高，到2011年已接近95篇，连续三年排名全国高校第三，被引数和单篇被引论文数均位列第二。
从最初取消科研论文的现金奖励开始，一直有人在担心，我们的论文数量会不会因此受影响？实践证明，教师原始创新的活力和激情一旦被激发，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学校的科研综合竞争力将大大增强。根据国家科技信息中心的统计，上海交大发表的SCI论文数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同时难能可贵的是，论文质量也相应得到了很大提高。2011年上海交大“表现不俗”的论文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二，在Nature,Science等世界四大名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居全国高校第一，学校近五年来获国家奖30项，居全国高校第二。
《大学》：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至关重要的学科发展，也适合运行类似科研评价的绩效管理文化吗？
张校长：从实际出发，在学科建设方面做“减法”。《交大2020》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学校重点建设的一级学科数要从原来的63个压缩到50个。这一决策是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经过认真分析讨论之后做出的。当时的思考是，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学科来支撑。但是，以交大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不可能把63个现有的一级学科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不过，重点确保50个还是有可能的。毕竟我们资源有限，体量有限，不可能多管齐下，齐头并进。为此，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建设一流学科，容不得拖泥带水。况且各学科的社会需求、现实基础确有不同。因此，忍痛瘦身，有分寸地压缩重点学科数量，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项自觉举措。过去五年里，我们已经减掉了6个学科。
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在取舍判断的标准上，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尺度，那就是到2015年，这个学科的发展能不能与届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地位相当？就是说现有的学科到那个时候，起码要进到ESI全球学科排名前百分之一。凡是达不到预期的学科，学校将不再增加投入。当然，对于大学来说，基础学科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做强，不能放弃。比如理科的数理化，文科的文史哲，它们是理科和文科的基础。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必须把它们做强。基础学科之外，尤其是应用型学科，如果其他学校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去做。我们有限的资源，除了基础学科之外，只能着重支持那些能够为国家发展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学科。这是交大的定位。比如我们的历史学，尽管覆盖面小，底子薄，然而他们的“东京审判研究”和“中国近代地方文献研究”，在当代中国不可或缺，因而具有无可替代性，成了学校支持的重点。
自2006年以来，交大进入ESI全球前1%的学科数迅速增加。学科结构逐步优化，优势学科日趋完备。其中，工学学科特色显著地位稳固。根据ESI数据库统计，交大工程学整体实力已经进入世界排名前30位，材料科学接近世界前30位水平，计算机科学接近世界百强。理学学科整体实力快速提升，数学学科影响力接近世界前50名，物理和化学进入了世界前200名。生命医学学科建设成果斐然，过去几年连续上台阶。根据ESI数据库2012年5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上海交大入选ESI全球前1%的学科总数达到15个，排名跃居全国高校第二，学科建设的各项指标再创佳绩。
《大学》：其实，学科在加减之间，更多显现的是一种组织抉择及管理。您觉得，对学校的学科发展进行管理，会否反过来伤及世界一流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或文化呢？
张校长：学术自由是学者的权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意志精神追求层面。学科调整是社会需求组织抉择，与学术自由并行不悖。我们主张学术自由，绝不等同于认可无政府主义，绝不意味着学校对学科发展不可以有重点有特色。当然，学科调整不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取舍兴废必须由学术委员会来做决定。
大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应当具有根本性，体现长远需求，其主要依据是对人类社会的创生性价值贡献，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创新性价值贡献。正是基于学术考虑，我们取消了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放弃了以数量论英雄，不再按人头数论文。当然，定性评估还是要的。学科调整需要有依据，需要利用国际评估等手段。国际评估即由国际同行来做学术评估，主要体现为诊断性定性评估和趋势判断。学校每五年对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做一次国际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科研工作的创新性及其价值意义，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给教师的发展以最大的空间。应该说，有制度保障的学术自由，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
大学校长最重要的原则是按规律做事。一流大学应当鼓励教师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应当对每一位教师更加宽容、宽松和宽厚，支持他们的学术追求。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他们遵守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有敬业态度和科学精神。大学的领导者必须具有既高远又务实的战略智慧和掌控全局、变局的领导艺术，头脑清醒，殚精竭虑，胸怀宽广，尽最大可能为所有师生成才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和条件，忠贞、执着地捍卫大学精神和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和未来负责。
■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办学思想上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型：从外延发展转变为内涵建设，从数量发展转变为质量提升，从国内比拼转变为国际竞争，从物本思维转变为人本思维。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需要实现从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学术主导的发展模式，从现在的“校办院”转变为“院办校”，从“学校要发展”转变为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要发展。集中力量做大事，或许是我们独具的组织优势，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独特优势，不仅不能随便丢弃，反而应当加强研究。
我们的国人看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看中国的大学，观感不完全一样。我们自己或许总是“恨铁不成钢”，然而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眼里，中国大学的价值，至少中国前十所顶级大学的价值，目前仍然被严重低估。
我国大学与国外高水平大学之间的合作会加强选择。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必须根据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定位和需求，以我为主、有选择、有步骤地分类别分层次推进。因为我们已经变得更强大更成熟，同时也变得更自觉更自信了。
《大学》：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认为我们的大学在办学思想上需要做怎样的调整？
张校长：办学思想要能够落到实处。如上所述，为了加快建设一流大学的三大体系，上海交大从2006年开始，自觉推动办学思想实现四方面的转型，即：从外延发展转变为内涵建设，从数量发展转变为质量提升，从国内比拼转变为国际竞争，从物本思维转变为人本思维。其中，转向人本思维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是近年来我们学校所发生的最根本变化。
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需要实现发展思路的三个转变：一是从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学术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学校各方面的发展更加均衡协调可持续。二是从“校办院”转变为“院办校”，有步骤地推进院为实体改革。目前，上海交大仍在千方百计地全力推动所辖24个学院的发展。然而我们希望，今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由学校这台大“发动机”推动全校发展，而且要通过责权利一体的院为实体改革，把24个学院，转变成24台“发动机”，由各个学院一起来推动学校发展。这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思路转变的第三个方面或许更重要，那就是从目前的学校要发展，转变成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同学要发展。实事求是的讲，大学发展的深层动力，其实来自广大师生，来自他们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按照许多先哲的说法，这是人性升华的最高境界。与之适应，学校和学院的管理内容，也要从管理为主转变为服务为主，通过服务来实现激励。只有这样，学校的发展才能更快、更稳、更健康、更久远。学校的发展才能与每一位师生的发展最紧密地关联。
从国家要发展、学校要发展，转向师生主动要发展，体现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动力机制的改变。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满足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而且要满足广大师生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搭建卓越学者的成长阶梯，构筑卓越同学的培养体系，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只有当教师向大师转变的时候，学生才会向创新人才转变，大学师生们才会对学校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学校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这是因为，在这里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在这里他们的梦想成为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我们衷心期待，在交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做到，教师拥有充分的尊严感，学生拥有充分的自豪感，管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成就感，交大人在交大拥有幸福感。这在交大目前已经成为全校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世界一流大学是师生能够感受到尊严和幸福的地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在广大师生中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愉悦感。
《大学》：当我们迫切希望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带着学习者的心境去捕捉国外相关大学的做法。您怎么看国外的高水平大学，以及那些我们认为好的地方？
张校长：说实话，我们的国人看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看中国的大学，观感不完全一样。我们自己或许总是“恨铁不成钢”，认为中国的大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而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眼里，多半不是这种看法。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大学的价值，至少是中国前十所顶级大学的价值，目前仍然被严重低估。
应当看到，当下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话语体系、评价标准，差不多全都来自西方。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被迫向他们的评价体系靠拢，用他们的尺子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大学。尽管如此，中国顶级大学在他们的大学体系中的排名，过去十几年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未来十几年，其地位还将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假如大学评价的话语体系由我们来制定，并认真考虑中国特色的话，中国的大学很可能在许多方面会更加突出。
《大学》：您怎么看待常被我们视作需要向国外高校学习的民主管理？
张校长：民主管理确有很多优长，但同时也存在效率低、决策慢、责任不清等不足。目前的现实是，中国仍然有必要集中力量做大事。这或许是我们独具的组织优势，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独特优势，不仅不能随便丢弃，反而应当加强研究，以便使这种组织优势可以更科学民主，更清醒自觉，更适应现代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地方需要民主，什么地方需要集中？这取决于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民主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妥协与共识。民主管理的要义，在于通过各方面的适度妥协以达成普遍共识，从而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我们看来，在一个大的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基层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学里的民主，更多地体现在决策之前充分尊重各方意见以达成共识。一定要依靠说服而非压服，广泛包容不同意见。一定要让老师和同学们清楚，学校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准备怎样去做，鼓励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一旦经过民主决策确定了目标、途径和方法原则，那么在执行的层面，必须讲究效率。美国的企业，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效率至上的体制。否则，无论大小事情，不分语境场合，每一个决定及其如何执行，都要经过无休止的争吵，付出议论成本和身心代价，那就真的没办法做事了。
当然，上面所说的组织优势，必须保证用对地方。一旦错了，就会给学校带来危害。因此，组织优势的发挥必须结合民主决策。上海交大最大的优势是组织优势，最常用的方法是民主决策。我们自2007年起，历时两年半，制定出《交大2020》发展规划，其间经过了三上三下广泛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就是为了在全校上下，对交大的未来发展目标达成共识，将学校的发展目标与个人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形成师生共同的发展愿景。规划包括学校的主体规划、15个分领域规划、24个学院发展规划，以及面向2020年学校的学科发展路线图。再如，我们用了7个半月的时间，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教育教学理念大讨论，讨论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交通大学的育人理念究竟应该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还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形成新时期育人的新理念？大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学期，最后上上下下达成了共识：必须建设“三位一体”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包括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动员全校各院系，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根据“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修订教学大纲，修改课程体系，之后在2009年新学期开始推行新的教学计划。这样一来，“三位一体”就在全校范围内落在了实处，而不仅仅停留在喊口号挂标语的层面。有时候规划无法落实，只能停留在纸上或墙上，就是因为没能在最大范围内达成深层共识。
《大学》：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客观地看待他人和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大学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的方式会有所改变吗？
张校长：会加强选择。因为我们已经变得更强大更成熟，同时也变得更自觉更自信了。就是说，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必须根据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定位和需求，以我为主有选择有步骤地分类别分层次推进。这体现了我们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正在走向成熟。
我们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学生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全球视野。我们的教师队伍需要国际化。我们的学生需要大量地派送到国外游学，同时吸引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进而构建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的优秀人才。
其中，国际化既是学校走向世界一流的要求，也是教师队伍提高学术水平的途径。目前，上海交大已经从多多益善式的数量化表层合作，转变为有目的有选择地聚焦需求的分层次合作。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三十几所世界顶级大学作为学校层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主动出击，全方位合作。第二个层面，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在专业领域和学院层面开展国际合作。这样的合作伙伴，交大大概有五、六十所。第三个层面，是同我们有需求、专业有特色的国际知名大学开展点对点合作，在项目层面和教授之间进行。这样的国际合作，交大有很多。
在人才培养领域，我们的本科生四年的大学生涯中，有一学期以上海外游学经历的比重已经上升到31％。来交大就读的海外留学生，已经达到5000人，从而为教育教学创造了多元文化背景，促进了全球化视野的形成。
■ 只有校长本人是一流学者，大家才能指望在市场化的潮流中为大学保持学术独立、学术品位和学术追求，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学者加盟大学，共同追求学术卓越。作为大学校长，不能完全脱离学术活动，必须随时保持对学生动向的敏锐感觉，从学术创新的需要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进而做出正确的学术判断和专业决策。大学校长不是职业，未必需要职业化，尤其不能理解为可以不懂学术，只讲管理或经营。
“假如美国只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而忽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显著进步，没有看到新一代大学校长们的独特影响和作用，美国将会犯历史的错误。”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转型时期，中国的大学校长不得不兼顾宏观和微观管理。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恐怕很难排出一个类似火车运行图那样的时间表。在建过程中也很难在各个阶段分别树起一个显著的标志用作里程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将是一个快速积累、接力推进的过程。快速是中国特色和优势所在，积累是大学成长的生态使然，接力推进需要的是组织和团队。“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不能等，更不能拖，必须尊重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将之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大学》：您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学者型的校长吗？
张校长：我认为需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看一下别人的情况。美国几所顶级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学者，美国科学院院士或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不只是管理者或经营者，更是标志和榜样。只有校长本人是一流学者，大家才能指望在市场化的潮流中为大学保持学术独立、学术品位和学术追求，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学者加盟大学，共同追求学术卓越。
目前中国顶级大学的校长，尤其是中国大学新一代的校长，大都拥有教学与科研经历，是特定学科的专家学者。我本人做物理学研究。学生问我，从物理学家到大学校长，是不是改行了？我说没有。我还是老师，还保持着师生关系，保持着普通教师的感受和立场。这是大学的特点。大学的领导，之所以多半要由教授学者来担任，是因为他们懂行，理解创新探索和学术个性，理解复杂微妙的教学科研活动，能够使师生信服，把学校领向一流。作为专家学者，大学校长往往拥有社会公认的高度尊重研究对象的科学态度，理性客观的科学修养，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方法，谦虚谨慎的科学作风，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对领导一所大学而言，应当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我在长期的物理学研究中受到的训练，主要是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寻找规律。这跟当大学校长，在方法上别无二致，就是寻找和把握规律，然后按规律办事。当然，仅有学者素质是不够的。作一流的大学校长，比作一流的物理学家要困难得多。因为校长每天面对的是教师与学生，是鲜活变化的人，是人群当中乃至社会上发生的复杂的事。因此，大学的管理者，不但需要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更需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耶鲁大学校长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我从开始做校长起，我就主动把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压缩到了最低点，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管理上。当然，作为大学校长，你不能完全脱离学术活动。你必须随时保持对学术动向的敏锐感觉，从学术创新的需要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进而做出正确的学术判断和专业决策。
《大学》：那您如何看待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观点？
张校长：大学校长不是职业，未必需要职业化，尤其不能理解为可以不懂学术，只讲管理或经营。在我国现在的历史时期，片面强调职业化，给大学带来的有可能不是福音。至于其它相关议论，比如大学校长该不该是院士，该不该是教授，该不该是教师，等等，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大学校长是否一流，关键在于他是否具有一流教育家和管理者的素质，认真投入，积极肯干，愿意为师生服务，在于他有没有决心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梦想和激情投入大学的日常管理和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能不能领导大学进入世界一流。
有一位美国教授曾这样评论，中国新一代大学校长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年龄平均比外国校长年轻15岁，有学术造诣，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二，他们精通外语，风趣幽默，具有国际沟通和交流能力；第三，他们多数曾长期学习和工作于世界一流大学，对之有深刻理解。这批人多半经历了科学的春天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对国家和民族有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年轻的一代就具有人格感染力和人生影响力。假如美国只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而忽视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显著进步，没有看到新一代大学校长们的独特影响和作用，美国将会犯历史的错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没错。
《大学》：相比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建设一流的过程中遇到的更大挑战是什么？
张校长：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的确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此，我想偷点儿懒，借用我与一位朋友，一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对话来加以说明。有一次他问我，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那么忙？不是只要管管宏观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管那么多具体的事情？我给他讲了中国大学目前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以及转型时期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不得不兼顾宏观和微观管理的道理。他认真思考后，完全听懂了中国大学校长所面临的挑战。他做了这样一个对比性的总结。他说，我们俩都是火车司机。他开的火车经受过高速奔驰的考验，因此他知道火车的各个零部件都非常可靠，也知道火车的前方轨道笔直而平坦，路基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可以开得很快。而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大学校长，由于他刚驾驶着一列新火车开上了一条新轨道，这列新火车尚未经过高速奔驰的考验，不知道在开的过程中哪个螺丝会掉下来，因此，这个司机需要随时准备飞奔下车去把螺丝重新拧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前方哪个地方的铁轨或者路基尚有问题，因此也还需要随时准备飞奔下车去铺铁轨整路基。而最困难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大学校长开着这样一列新火车，走着新开辟的轨道，还必须开得比美国的大学更快，否则就无法自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这就是我们的大学校长所必须应对的挑战。
《大学》：我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建成一批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高校。事实上，不少大学都排出了自己的时间表。您认为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刻会如约而至吗？
张校长：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恐怕很难排出一个类似火车运行图那样的时间表。在建过程中，也很难在各个阶段分别树起一个显著的标志用作里程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将是一个快速积累、接力推进的过程。快速是中国特色和优势所在，积累是大学成长的生态使然，接力推进需要的是组织和团队。
目前，尽管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认定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然而一所大学如果能够被认可为世界一流，总是源于国内外对其办学成就的肯定乃至推崇，而不是基于某种到处适用的、统一量化的标准。问题在于，这恰恰是我们有些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只要达到了某些量化指标，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就告建成。实际上，这还不是奥妙所在。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用一大堆简单的数字堆砌起来的，而是其办学成就在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得到世界公认、赢得共识性评价的结果。最终大家要看的，还是这所大学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是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包括是否培养出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一流人才，是否创造出了推动文明发展的一流成就。“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不能等，更不能拖。必须尊重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将之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中国的大学正在探索一条通往世界一流的特色之路，我们的探索必须成功！
《大学》：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大学杂志 2012年 第5期
[作者]: 张男星 王春春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