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农历乙酉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进入最后关头，国共两党的对峙也好像两股相遇的强气流使得国内的政治生态重新陷入紧张，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如在弦之箭，瞬间即发。如此大时代下，文化精英们如何抉择，所思所想，主动抑或是被动，都很值得玩味。郭沫若、郁达夫、胡兰成三位才子在这一年前后的个人经历颇具代表性。 “皖南事变”发生后，郭沫若一直处于当局的监视之下，几年间“足不出青木关一步”，专心研究史学。除了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他在学术上成果卓然，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在文艺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显现出强大的创作生命力。尤其是他的历史剧，针砭时弊，尖锐激烈，极大调动了民众的抗战热情。看郭沫若的历史剧，几乎成了1942年的一种时尚，只要有他的新剧上映，陪都重庆便如同过节一般，人潮汹涌，群情激昂。《屈原》首演当晚暴风雨将至，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轰动整个山城。连续17天，场场爆满，为求一票，甚至还有观众半夜抱着被子睡在剧院售票口等票。此后好几天人们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山城处处都可听得见模仿剧中《雷电颂》的怒吼。 由于郭沫若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抗战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当时，重庆、延安、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化界及各党派著名人士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这场庆祝会算得上是当年的一大文化盛事，光重庆的主会场便吸引了两千余人参加，来宾全是陪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真可谓冠盖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礼物当属由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日本反战革命同盟赠送的一枝五尺多长的镌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的巨型毛笔。这支毛笔成了一种象征，它似乎标志着一个左翼文坛新盟主的诞生。也正如周恩来所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郭沫若本人特别珍惜这样一个称号。他不遗余力地演讲，用其独具魅力的激情来影射时事，讽刺权贵，褒扬中共。有人曾说郭沫若一生有两大豪举：其一是早年发表著名的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其二便是在一次演讲上当面痛斥何应钦。1945年1月，重庆各界召开纪念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的大会。纪念大会得到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费正清的大力襄助，由宋庆龄担任主席，于右任致辞，郭沫若演讲。郭沫若的演讲从来不缺少精彩，这次也不例外。他从作家生平讲起，一到激动处却偏离主题，大谈国内形势，讲到豫、湘、桂大溃败，矛头便直指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他严厉地斥责说，此人掌管着中国的海陆空军，手下军队却只知道狼狈逃窜。他的如珠妙语，加上揪心捶胸、沥血嘶声的表情，不禁博得台下掌声连连。殊不知，那位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何总司令正挂满金光闪闪的勋章端坐在主席台上。著名作家徐迟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何应钦可也不简单，他长得白白胖胖的，丝毫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讲完为止。 这期间，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交往开始增多。早在1938年，他就曾作一首《陕北谣》，其中写道：“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华南也想扭秧歌。陕北、陕北太阳红，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漾东风。”1944年底，郭沫若似乎已经预感到中国共产党将掌握中国的领导权，写下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共产党人在胜利来临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历来十分重视。看到《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如获至宝，印发全党：“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还致信郭沫若对他表示称赞：“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得到毛泽东如此青睐，让郭沫若产生一种遇到明主的感觉。跟他亲近的朋友，无不感觉到他心中浓郁的毛泽东情结。郭沫若也毫不掩饰这种感情，1945年春，他甚至公开跟人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值得崇拜。1945年6月至8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回国之后，正好赶上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和郭沫若多次见面，据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回忆，见到毛泽东，郭沫若的心情除了激动还是激动，他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当他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马上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泽东。就是这只表，见证了两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特殊情谊。 郁达夫 “寒灰”在海崖散尽 郁达夫是位最真性情的才子，郭沫若曾经形容这位好友之“真”:“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诸多岛屿之间不停地转移。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不小心在一队日本宪兵面前展现了其流利正宗的日语，结果被日本人强征做了8个月翻译。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成了一位身兼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常利用各种机会，来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抗日活动。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他所在的日军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这些见义勇为之举，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中。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住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每一个人包括队长到宪兵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合资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每日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在自己的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面，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了郁的身份，起初，他并没立即告发。直到后来，当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之后，一口气不顺畅，便去宪兵队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日军得知情况，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都劝他去别处躲藏。郁达夫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差不多过了一年的时间，才从棉兰苏门达腊联军总部传来信息，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的还有数名欧洲人。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吊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仍是谜。 在承平年代，郁达夫必定是为“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名士，正是这样一个乱世，才让他变成了一位慷慨济世的侠客。 胡兰成 乱世中的“滚滚红尘” 在注重名节和忠诚的中国文化人中，胡兰成是个典型的异类。有人曾这样形容这位汪伪的重要文化总管――既是个没有气节的无行政客，又是个用情不专的流氓才子。 胡兰成于1939年附逆后，运用他的一支妙笔，竭力为汪伪鼓噪。其官运一路亨通，曾居《中华日报》总主笔、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这一系列的光芒，让他开始有点飘飘然，自诩为与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林（柏生）等资深汉奸并列。咄咄逼人的锋芒终于惹怒了陈、周诸人。1942年12月，胡兰成在是否对英美宣战的问题上和汪精卫发生争执，致使汪、胡也开始产生罅隙。次年12月，他被汪精卫借口撤销一切职务，甚至遭到短期拘捕。 郁郁寡欢之中，胡兰成度过了1944年的大半部分，直到12月份，他似乎迎来了一个重谋大事的机会。当时，日本人有在湖北成立一个由胡兰成主导的新省府的意愿，但是，又唯恐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不同意。所以，决定扶持原武汉警备司令叶蓬为省长，由胡来摄政。此次的汉口之行可谓是胡兰成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孤注一掷，搞好了，他可以在政界东山再起，搞不好，他自己也知道，从此怕要与政治绝缘了。胡兰成在汉口接收了《大楚报》，并着手筹办一所政治军事学校。他野心勃勃地寻思，孙中山靠着一个黄埔军校起家，毛泽东也因为办了红军大学才形成如今的局面，所以“今后开创新朝，无论谁来，都得办这样一个学校。” 当时的汉口每月都要遭到数百架次美机的轮番轰炸，人们争相逃避，繁华的街市如空城一般。胡兰成毕竟是旧式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胡涂。”看到如此凄凉景象，一时头脑发热过去，雄心壮志便没了。 于是，他又开始全心投入其最习惯和擅长的“红袖添香”中。这次，一个叫周训德的17岁小护士留在了他的眼里。周、胡的相遇，在胡的《今生今世》中描叙得如禅境一般的空灵，“我不觉得她有怎样美貌，却是见了她”。曾经握手谈文、誓同生死的张爱玲已经暂时在他的脑海中消失。周训德的机灵、活泼、淘气与张爱玲完全不同，令胡兰成越发喜欢不尽。他们像一对初恋的青年，无事便在江边散步。沉溺于温柔之乡的胡兰成，不知不觉中也感到时势的艰难。春寒料峭中，欧战已经进入尾声，苦苦支撑的汪伪大小汉奸们心中都明白，这冰冻三尺的严寒将面临解封，为谋求出路，纷纷开始与重庆方面接触。叶蓬在1945年3月3日的汪伪最高国防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长兼武汉绥靖主任。由于对日本人越来越不听话，胡兰成在武汉的行动处处受制，军校筹办的事也成镜花水月。3月份到8月份间，胡在武汉、上海、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尽情地诉说着对周训德和张爱玲的衷肠，同时，也在汪伪、日本人和重庆政府之间，苦苦地寻觅着出路。 8月14日中午，日本天皇宣告《停战诏书》，胡兰成在危急之中居然策动了汪伪第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的倒戈，先下手为强，解除了由蒋介石任命的第七路军总司令叶蓬的武装，宣布武汉独立。胡希望以这支武装加上收编的落难日军为本钱，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意图与重庆、延安三分天下。但是，毕竟是书生造反，成不了气候，政变不到半月就被蒋介石轻松瓦解。在国民党中没派没系，又无兵权在握，一介书生的胡兰成不得不开始琢磨逃命了。临走前，他做了两件事：其一是给周训德留了十两黄金；其二是留书一封给接收大员袁雍，信云：“国步方艰，天命不易，我且暂避，要看看国府是否果如蒋主席所广播的不嗜杀人，而我是否回来，亦即在今后三五个月内可见分晓。”9月初的某个凌晨，在一艘装满伤兵的军舰上，穿着一身血色斑驳的日本军服、头上裹着纱布的胡兰成开始了他席不暇冷的逃亡生活。从那时起，作为无行政客的胡兰成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作为流氓才子的胡兰成却还在继续着他的风流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