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
赵逵夫摘要：古代较普遍的节日大体都是在农闲之时。“七”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反复”、“归来”的意思，故牵牛织女传说中以“七月七日”为相会之日。东汉中期以前，这一天称作“七月七日”，应劭《风俗通义》中最早称作“七夕”。乞巧之俗起于宫廷内彩女，因为宫廷彩女不可能突显爱情主题而庆牛女相会，因而由织女的“织”字引发出“巧”的主题，而开展“乞巧”活动。所以这个节俗传到社会上之后，妇女们借这个节日表达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等思想，但表面上仍以乞巧为主题，称作“乞巧节”。编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和乞巧歌》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七夕节的内容实际上十分丰富。或同牛郎织女传说有关，或同妇女的种种劳动有关。乞巧的方式也丰富多彩，各地不同，表现出两千年来广大妇女的创造精神。
关键词：七夕节乞巧七夕诗七夕赋《西和乞巧歌》新月洗车雨
一、从牵牛织女传说到七夕节
乞巧的风俗从汉代开始，流传两千多年，并传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还在很多地方流传。
关于七夕节有一个由传说故事的影响而形成节俗的过程。
首先看看如何由“七月七日”到“七夕”，即是如何由一个传说的要素转变为节俗的。“七”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反复、归来的意思。《周易·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既济卦》中又说：“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丧”指失去。“其茀”，指隐藏起来见不到。“勿逐”言不要追寻，七日可以得到。“七日”似指经七日，但也可以理解为初七日。牛郎织女的七月七日相会，应同此有关。“既济”，这个卦名就说的是渡过了河。这不明明同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情节相合吗？《周易》中经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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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商末周初。这样，我们对《牛郎织女》传说情节要素形成时间范围的考察，就大大提前了。
牛郎织女相会这一天，东汉中期以前只是说是“七月七日”，至应劭《风俗通义》始简称作“七夕”，“七夕”也就成了流传十分广泛的节日名称（甘肃的很多地方至近代仍称为“七月七”，似乎保留了较原始的叫法）。
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七月初七日，俗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说：“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则七月七日成牛郎织女相会之日，一则因为这一天为阳日，另外当秋粮初收，农民情绪欢欣之故。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节俗，与中国其他的传统节俗一样，同农民的生产、生活节奏一致。牛郎织女传说本身，就反映着农民的生活与愿望。
同牵牛织女的传说最早见于北方文献，尤其见于秦简和有关秦国都城建设的文献一样，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今所见文献也是最早在秦地流传。西汉的建都长安和大汉帝国的空前统一为“七夕”节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长安一带的风俗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伴随着政治影响的扩大、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全国各地扩散开来。
将七月七日作为一个节日的记载，最早见于《西京杂记》卷一：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关于《西京杂记》的撰著年代与作者，晋代葛洪所写《跋》中说是他从刘子骏（歆）的《汉书》初稿百卷中抄出其不见于班固《汉书》的二万许言，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那就是说，书中文字应是出于刘歆之手。但对此学者们的看法有分歧，不少人认为是葛洪托名刘歆。近人李慈铭、鲁迅、余嘉锡、洪业及当代学者费振刚、徐公持、程章灿等认为，此书所载与《史记》、《汉书》多有不合，当另有所据，是葛洪杂抄汉魏百家短书而成，托名刘歆以自重，但作为西汉史料的价值不可否认［1］；清代卢文弨、姚振宗，近人张心澂，当代学者向新阳、刘克任等认为，刘歆为史官，有修史的实力与条件，葛洪著述甚丰，也没有托古自重的必要［2］。丁宏武同志有三篇论文论此。其34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考古发现对〈西京杂记〉史料价值的印证》以一系列出土材料证明了《西京杂记》所记为西汉时存在的事情，从而肯定：“虽然《西京杂记》是否确为刘歆所作尚难论定，但此书确系根据汉代史料编集而成，应该是可以肯定的。”［3］那么，西汉之时宫廷中已存在七夕穿针乞巧的风俗，也便可以肯定。
西汉时长安宫廷的乞巧风俗，是民间七夕风俗的反映。民间没有相关传说及“七夕”这个节日，宫廷中也就不会乞巧。但从云梦秦简中关于牵牛、织女传说的反映及《三辅黄图》中关于在渭水上架桥以取法牵牛会织女的情况看，当时民间传说中，七夕节是侧重于庆牵牛织女相会的，牵牛织女的传说带有悲剧的性质，而七夕节却带有一定的喜庆色彩。所谓彩女，即宫女，皆年少女子，她们来自民间，又成群生活，故将民间姑娘在七夕乞巧的风俗带至宫中，算是对民间女儿生活的一种回味，多少地寄托了对家乡的思念。但宫廷又有宫廷的忌讳和规程，宫廷中显然是不能让宫女举办以庆祝青年男女相会为主题的节庆活动的。内宫除皇帝老儿和被阉割的宦官之外，全为女性。后宫中的大量青年女子，她们脱离了人间的正常生活，没有夫妻恩爱，没有家庭欢乐。天子有的是钱，因而大办“乞巧”活动，将七夕节完全变成一个赛女红手艺、作小玩艺儿的节日。贵族士大夫之家情形与皇宫相近，也仿效之，遂成风俗。文人学士们所述也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状况，于是渐成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习。西汉时昆明湖上的织女、牵牛石像，是牛郎织女传说、七夕风俗普遍流行的证明。
两汉之时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汉武故事》记载，武帝刘彻生于七月七日，同“七月七日”有特殊的关系。又据《汉书·武帝纪》载，他在七岁时立为太子，也与“七”有关。《汉武故事》中说：“王母遣谓帝曰：‘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宫入内，然九华之灯。”又说：
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
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以待之。”［4］
《汉武故事》二卷，葛洪《西京杂记·题辞》中言及，并未题撰人，《三辅黄图》始有称引，称为班固撰。则原书应成于汉魏之际，后人又有所附益改动。然而明抄本《说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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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二《汉武故事》中言：“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元延为汉成帝年号，故李剑国以为此书当西汉成帝时人所作［5］。这个故事多少折射出西汉之时对七夕节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它多少受了牵牛织女七夕相会传说的影响。
关于汉代民间的七夕节状况，东汉中期崔寔（约103—170年）的《四民月令》中说：“七月七日作麴，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麴即酒曲，晒衣服是因为单衣将要收起。这里突出地显示了民间七夕节同农民一年生活周期的关系，与《诗经·豳风·七月》中所写情形相近。官宦士大夫家的酒都是买来的，故作酒之习俗，不见于以后文人的诗文，之后也就慢慢淡出七夕节俗。但晒衣的习俗一直传至近代。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430—464年）《七夕诗二首》之二写七夕穿针乞巧风俗云：“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这自然写的是皇家内宫的七夕节，故同《西京杂记》所记汉武帝时情形相近。由“迎风”二字可知是在露天的环境之中，由“映辉”看是在月光之下，也带有一点民间色彩。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
咸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穿七孔针是从汉代开始形成的传统。文中说“陈瓜果于庭中”、全家欢聚，显示着七夕节作为农民节日的特征。以蟢子（蜘蛛）的结网为符应，显示出儿童参与的情况。也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北朝之时七夕的节俗已普及荆楚一带。
唐代之时乞巧风俗更盛。盛唐代人祖咏《七夕》云：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
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权德舆五律《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中说；“羡此婴儿辈，欢呼彻曙闻。”诗中写到少女和已婚配妇女也都参与乞巧活动，吵吵嚷嚷，为得到乞巧中的吉象而欢呼。又其七绝《七夕》云：36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
穿针、拜月的节俗都写到。权德舆是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似乎对此有格外的感触。当时权德舆在长安做大官，这里所写楼上穿针，自然反映的是贵族大户之家的情况，因为妇女多在楼上，且取高处近月之意，而民间一般是在露天的地上举行各种活动。权德舆一再地写到“七夕”，写到家中妇女、姑娘们过七夕节的情景，应是对家乡生活、过去记忆的一种重温。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杜甫流寓秦州（今甘肃天水），作有《天河》一诗，说天河“秋至转分明”，又说“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亦应是七夕所作，反映了秦州一带重视七夕的情况。后来他在夔州作《牛郎织女》，述当地乞巧风俗：
世人亦为尔，祈请走儿童。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膳夫翊堂殿，鸣
玉凄房栊。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
可见上至达官之家，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也都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过七夕节，儿童奔走于街市，十分热闹。
从唐五代大量诗赋作品可以看出，唐代乞巧同汉代魏六朝时期一样，首先是陈设瓜果等祀织女和穿针乞巧，其次是在织机上、瓜果上、花草上寻蛛网以验巧。可以说，七夕节俗的各种内容都是同人们的生活相联系的。
七夕节在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在大体保留着唐代以前传统风俗的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各地自然环境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所变化，显示出某些地方特色，而整体来说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二、七夕：妇女的节日
七夕节从一开始便是妇女的节日，虽然由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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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家的妇女儿童在这一天都要着意打扮。南朝陈叔宝《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中写乐女“玉笛随弦上，金钿逐照回。釵光摇玳瑁，柱色轻玫瑰。”晚唐施肩吾《乞巧词》云：“乞巧望星河，双双并绮罗。”也是说姑娘们乞巧身穿绮罗，同过节一样。宋代晏几道（1038—1110年）《蝶恋花》词：
喜鹊桥成催凤驾，天为欢迟，乞与初凉夜。乞巧双蛾加意画，玉钩斜傍
西南挂。
分钿擘钗凉叶下，香袖凭肩，谁记当时话。路隔银河犹可借，世间离恨
何年罢。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三亦载，七夕“晚哺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
七夕节成了真正的女儿节。只是，它作为妇女的节日内涵却发生着变化，以至社会所提倡、引导的，同其本来的意义不完全一致，因而形成作为主流表现形式的七夕仪程、节俗，同女儿们在七夕节真正所想、所祈求的不一致的情况。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家中或成群妇女在一起举行的是乞巧活动，但表现出来的却并不限于乞巧方面的愿望。先父子贤公1936年搜集整理的《西和乞巧歌》中，有大量反对包办婚姻、追求婚姻自主及反剥削、反压迫，抨击土匪、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历代文人笔下写到乞巧活动，完全是十分高兴、欢乐的情景；妇女们不会将自己所想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会在受过封建礼教熏陶的士大夫、文人笔下被滤掉。《西和乞巧歌》中的作品，则全面反映了妇女们的思想情绪。其中有的作品应该是产生在清末以前。如卷一《家庭婚姻篇》中的第二首：
一样的戥子一样的银，女子不如儿子疼。十二三上卖给人，心不情愿
不敢嗯。山又大来沟又深，木底鞋垫得脚腰疼。五黄六月热难当，把饭送到山梁上。放下扁担就割麦，本来不黑也晒黑。太阳没落一身汗，赶着回去做黑饭。路上连滚又是爬，急着回家要喂娃。腰又酸来腿又疼，对着灶神骂媒人［6］。38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木底鞋是清代以前的东西，二三十年代已很少有人穿。这其中反映的青年妇女对自己命运的担心，令人感叹。又如第一首：
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势成女子不如人。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
把脚缠。一二岁不出门，媒人登门问行情。六尺花布一瓶酒，打发女儿跟着走。伺候阿家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娃。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
第三首：
金蹄子花，银蹄子花，女子许给商户家。达达娘娘只是誇，媒人说成一
朵花。想起姐姐的难撑事，姑娘自己有主意。不嫁高门大户家，要嫁七尺汉
子。那家的儿子锤头大，立到一起算个啥。想拖上哩够不着，想抱上哩像个娃。
夜里哭着咂奶，不像妇人倒像娘［7］。
第四首：
男人是个碎娃娃［8］，半夜醒来只叫娘。说要□
屎尿尿，抱起男人把炕
下。一面掇浇一面想，眼泪流了一叭嗒［9］。说是成给好人家，实是给人看娃娃。好好的年纪白糟蹋，
这罪孽啥时才完。
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妇女的痛苦和青年女子在乞巧活动中复杂的心情。因为有的女子遇到的丈夫吸鸦片烟，所以《西和乞巧歌》中也有反对抽鸦片的歌。如：
洋烟把人吸瘦了，皮包骨头没肉了。洋烟把人吸软了，两手端不起饭
碗了。烟杆子眼眼咂血的嘴，洋烟把人变成鬼。房子卖了地当了，万贯家财吸上了（吸完了）。卖儿卖女根断了，把家吸的烂散了。烟杆子眼眼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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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落了根要饭棍［10］。
还有的说：“吸烟不是好嗜好，只要上瘾戒不掉。不管家里穷不穷，就是不跟吸烟人。自己种地自担水，宁死不跟大烟鬼！”表现了青年妇女对命运的抗争。也有的反映了旧社会黑暗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一首唱抓壮丁的：
年年打仗抓壮丁，干骨头上抽瘦筋。半夜里打门心上惊，保长领人进
了村。
朝天打了两三枪，吓得鸡飞狗上墙。天生下的苦命人，翻墙上树没跑
成。五花大绑粗麻绳，把人交给了中央军。又挨打，又挨饿，当兵的日子实难过。丈夫当兵妻悬梁，害得一家散了场。
这些歌同历代文人咏乞巧所表现情绪大不合拍，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妇女真正的心声。她们将此借着欢笑的节日气氛唱出，显然，表现出了两种不谐调的情绪。西和县乞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七月七日半夜送巧娘娘到水边焚化，很多姑娘都哭，有的眼睛都哭肿了，第二天不敢回家。
我们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七夕的真正内涵，牛女故事的本来的主题是什么。所以，从南北朝时代一些文人的诗中即可看出，一些女子在七夕之时除穿针乞巧、陈瓜果聚谈、看蟢子之类活动外，也看天河想心事，或者拜月祈愿。南朝梁范云有《望织女诗》，末四句云：“寸情百重节，一心万处悬。愿作双青鸟，共舒明镜前。”写出了无数青年男女望星月时的心愿。北朝诗人王褒《闺怨诗》：
明镜圆花发，空房故怨多。几年留织女，还应听渡河。
则自南北朝之时，七夕节青年男女、儿童不仅看牛女星，还有听牛女渡河之声的风俗。这同后代很多地方流行的七月七日夜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初秋静夜之时，总会有风吹鸟动等等的细微声响。
晚唐士人罗隐的七律《七夕》云：40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
篇。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
诗中写这个女子在家中的欢聚之后，单独书写自己的情怀（“谢女”指才女，“檀郎”指夫婿或所爱慕的人）。“拜婵娟”即拜新月。宋代诗人胡铨（1102—1180年）的《菩萨蛮·辛未七夕戏答张庆符》词云：“玉人偷拜月，苦恨匆匆别。”虽借以喻朋友之情，但说明当时妇女拜月求夫妻团聚或婚姻如意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南唐徐铉《禁中新月》一诗中说：“今夕拜新月，沈沈禁署中”，可见即使在法禁森严的后宫也存在这种现象，大庭广众之中表现出欢乐的情绪，私下里又为自己现实的事情所苦恼。这就是由于世俗所允许的、赞赏的乞巧活动同妇女们真正所关心的、动情的并不一致。
可以看出，虽然七夕节的节庆活动在长期封建礼教的规范下被称作“乞巧”，但它的实际内容并不限于乞巧，而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民间，在妇女们的心中它仍然是表现自己情感和愿望的活动。
三、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有关的节俗
七夕节俗流传广泛，各地的节日内容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只叫“乞巧节”，但其中有些节俗明显表现出这个节日同牛郎织女传说的关系。下面先谈谈这方面的节俗。
（一）拜织女星，听渡河声，讲牛女故事，祈请于牛女
我们前面所引南朝范云《望织女诗》中的句子，已可看出南朝之时青年女子看织女、许心愿的情形。更多的是七夕之夜看牛女双星、看银河，想象牛女相会的情形，也借以抒发自己的心愿。中唐诗人清江《七夕》五律前两句云：“七夕景迢迢，相逢只一宵。”则古代有的地方传说中，牛女渡河是以云为桥的（清江为会稽人），这同鹊桥之说不冲突。北宋张继先七律《京师七夕率赋》前四句云：
七夕风光岂易阑，一年一度巧相干。不惊流星高处过，尽向今宵仰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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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秋夕》诗中说：“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宋代杨亿《七夕》诗云：
金壶玉漏正迢迢，灵匹相逢在此宵。月魄婵娟乌绕树，河流清浅鹊成
桥。云轻天上榆花没，风细炉中麝炷飘。寂寞堪怜观渡女，无眠耿耿望青霄。
诗中以细腻的诗笔描写了七夕夜，女子仰望天空的情景，“寂寞堪怜”四字写出了这些仰望星河女子的心情：看牛女相会，而想自己的心事。所以这首诗生动地表现出了古代女子看牛女渡河的深层的心理与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七夕》载：七月七日“街市卖巧果，人家设宴，儿女对银河拜，咸为乞巧”。《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述直隶省宣府镇乞巧风俗说：“七月七日，人家设酒果殽醑在庭院中，谈牛女银河之会。”
因为在传说中牵牛、织女是在这一天相会的，所以民间除了观两星之外，也观银河上飘浮在两星之间的云朵，认为那就是牛女相会所乘的云。北宋强至（1022—1076年）的《依韵奉和司徒侍中辛亥七夕末伏》中说：“待看星桥夜渡云”，便是这个意思。看到天上云朵渡过银河，认为是牛女相会所踩云朵。
北宋长安人李复（1052—？）的七言古诗《七夕和韵》后半写当地的七夕风俗，其中说：
儿童不眠看星会，白光奕奕摇飞旆。整衣低首祝深心，未祝焚香先再
拜。瞳眬晓动斗车移，小雨班班怨别离。天上还应分凤轸，人间又喜见蛛丝。
将望星、望云、祝私愿、拜二星及洒泪雨的说法结合起来。南宋吴潜（1196—1262）《鹊桥仙》中说：“痴儿妄想，夜看银汉，要待银车飞度。”小孩子处于神话想象的境地，竟以为七夕确实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云车渡过天河。《长安县志》载：“孟秋七月牛女渡河，妇女乞巧。登楼眺望，见五色彩云现为得巧，谓之看巧云。”
湖北《孝感县志》载：“（七月）七日晚看巧云，设瓜果，谓吃巧。吃者，乞之讹音也。”《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六十五卷据山东志书载，诸城县：“七月七夕各家妇42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女皆具瓜果、香饵，拜织女乞巧。”据湖广志书载，公安县“七夕治酒露坐彻夜，谓之观巧云会。”看来这个因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而形成的节俗，传到湖广之后在有的地方其主旨稍被模糊，但仍保留着拜织女、观巧、乞巧等基本的特征。
望天河、牛女星的，不仅是妇女、儿童，也有成年、老年男子。南宋吴芾（1104—1183年）《七夕戏成二绝》之一云：“如何老子临风坐，也望天河牛女星。”从参与人群的类型方面，也就突破了自汉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所限定的妇女乞巧的节庆主题。
从古到今，七夕时妇女儿童至成年、老年男女都望天河，看天河上有云飘过，就认为是牵牛织女渡河相会，反映了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的深入人心，也证明了七夕节同牛郎织女传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将有关情节同节令、天象及其他一些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更增强了这个传说故事的生命力。
（二）关于织女泪、洗车雨和喜鹊因架桥而脱毛的传说
关于喜鹊在七夕之后头上脱去毛，是因为给织女在银河上搭桥所致的传说，产生很早。唐代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据此，东汉时已有此说。由此也可以知道，至东汉之时，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情节已很细致。隋魏彦深《园树有鹊巢戏以咏之》云：
畏玉心常骇，填河力已穷。夜飞还绕树，朝鸣且向风。知来宁自伐，识
岁不论功。早晚时应至，轻举一排空。
由“填河”点出了喜鹊同《牛郎织女》传说的关系，也说到喜鹊能辨风、识岁的灵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鹊知太岁之所在。”又《易统卦》曰：“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见于未风之象。令失节，不巢。”张华《博物志》曰：“鹊巢开口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之得也。”则喜鹊是对节气的感受十分灵敏的一种鸟。
北宋韩琦（1008—1075）七律《七夕》云：“若道营桥真浪说，如何飞鹊尽秃头。”韩琦为相州（今属河南）人，则这一点在当时北方的传说中十分普遍。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一三也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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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鹊即喜鹊，古代也叫做“乌鹊”。上面这个说法在民间十分普遍，而且在七夕的一天都看有没有喜鹊。《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云：“织女渡河，使鹊为桥，故是日人间无鹊至。八日则鹊尾皆秃。”北宋强至有《七夕》七言古诗一首，二十八句，其中说：
初因乌鹊致语错，经岁一会成阔疏。牛女怒鹊置诸罪，拔毛髠脑如钳
奴。
强至为杭州钱塘人。可见此传说到了江南之地，变为牵牛织女因鹊传错了话，恼怒拔去了鹊头上的毛。
关于洗车雨的传说，前面所引北宋李复的《七夕和韵》中已写到。时间早于李复的张先（990—1078）《菩萨蛮·七夕·般涉调》之一云：
牛星织女年年别，分明不及人间物。匹鸟少孤飞，断沙犹并栖。洗车昏
雨过，缺月云中堕。斜汉晓依依，暗蛩还促机。
黄庭坚《鹊桥仙·席上赋七夕》亦云：“别泪作、人间晓雨。”南宋吕渭老《木兰花慢·七夕》云：“桂乡云万缕，更飞雨、洗香车。念密会经年，银潢浪阻，玉露期赊。”另外还有关于洒泪雨的传说。南宋李吕（1122—1198）七律《七夕次韵》云：“鹊桥成后天孙度，雨泣悬知飚驭回。”《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引《岁时杂记》：“七月六日有雨谓之洗
·岁功车雨，七日雨谓之洒泪雨。”正是说牛女相别，而成人间的雨。《古今图书集成
典》据山东志书，招远县“（七夕）前后雨则谓之织女泪”，诸城县“俗谓是日织女得嫁牛郎，哭泪多成雨”。
（三）陈瓜果祀织女和供祭织女像风习的形成
《艺文类聚》卷四引汉崔寔《四民月令》：
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44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和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
既曰“祈请”，则是祀其神灵。此所谓“河鼓”，即指牵牛星。宋陈靓《岁时广记》引晋周处《风土记》文字略同，唯特别说到“洒扫庭除，露施几筵”。看来这个风俗从汉代形成后，一直延续不断。开始只象征性地祈请牵牛、织女的神灵，后来便演变为挂画像，再后来有的地方便造人形的织女像供起来。因为要迎神，故“洒扫庭除”；因为要看银河，所以“露施几筵”。则设酒脯时果，一在于贡牵牛、织女之神灵，二在于全家老小或姑娘们在一起欢聚。无论怎样，由之反映出的都是祀织女、牵牛的习俗。张先《菩萨蛮·七夕·般涉调》之二云：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西南低
片月，应恐云梳发。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全词写乞巧的风俗，而特别提到“家家尽道迎牛女”。看来这个节俗十分普遍，人们对此也十分重视。五代时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乞巧楼》中说：“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这是七夕乞巧中祀织女、牵牛二星的明确记载。
关于牵牛织女图像，河南南阳的汉代画像石、山东长清孝堂山画像石中都已出现，但都是墓壁中的装饰画。到后来形成七夕节张挂牵牛、织女的像，后来又变为纸和绢做成的立体的供像。地处陇南为秦人发祥之地的西和、礼县一带乞巧所供织女像，都是用模子做成的头面，用纸或绢做成的衣服、装饰。
七夕祭织女，供织女像的风俗，到宋代受到佛教的影响，将织女像同西土传入的泥木偶像相混，称作“摩睺罗”（或作“摩睺罗”、“摩诃罗”、“摩诃罗”）。语本梵语的“摩睺罗伽”。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七夕》：“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内廷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塐，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笼罩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南宋末周密《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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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卷三《乞巧》：“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及泥孩儿，号摩睺罗，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其直不赀。”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化生，摩侯罗之异名。宫中设此，以为生子之祥。”此风起于唐代，正当佛教兴盛之时，而且由宫中兴起。此后经宋、元、明几朝流行数百年，供摩睺罗的习俗终究未能成为主流，随着“七夕节”自由精神的张扬，又慢慢缩小范围，最后完全消失了。
乞于织女牵牛，则或设其灵位，或不设其灵位。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中载，七月七日：
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
饼、蔬菜、肉脯，邀请女流作巧节令，称曰“子刻节”，觇卜贞咎，宴饮尽欢，次日馈送还家［11］。
清窦光鼎、朱筠《日下旧闻考》谈七月祀神情形与此相近，同样说到“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并说：“七夕，各宫供像生牛郎、织女，从人、麒麟、象、羚羊、海马、狮子、獬豸、兔、海味、糖果，俱用白糖浇成。”《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据福建志书载，邵武府七月七日“以篾缚为层楼，饰以彩纸，绘牛、女像于其上，下层左、右及后俱蔽之以纸，前一面则蔽之以绛纱，而蓄蟢子（按：即蜘蛛）一枚于其中，谓之巧楼。是夕女子置庭中祀之，瞻拜乞巧。若蟢子结网于其中，谓之得巧”。从文献中看，古代祀织女牵牛已有在七夕节或从七月初开始至七夕节供奉织女、牵牛像的，有的是画像，有的是塑像。这种风俗在甘肃的西和、礼县一带还保留着。甘肃南部的天水、清水、秦安、张川等地及庆阳有些县过去也有，现在基本消失了。西和县与礼县东部几个乡镇，从六月三十日夜即供起织女像，约三尺多高，头面为用纸在模子上一层层糊成，身上衣服为彩纸做成，内以竹子为骨架，穿着花鞋，站在台座上。乞巧活动七天八夜，至七月七日子夜送至河边（西和、礼县和天水西南部多送至西汉水边）焚化，还有手襻（手腕上带的彩丝绳）搭桥等仪式。这该是古老风俗的遗留。这个风俗使“七夕节”具有了较明确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广泛的宗旨，少女们在一起活动，在乞巧之外，自然也通过各种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生活愿望。46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大体供织女像的风气在北方尤其西北为多，而南方较少。至东南、西南一带，主要由客家人的逐渐南迁将此节俗带去，以后慢慢扩散，与当地某些习俗结合起来。有的地方演变为一般的杂果、茶酒相聚，已无明确的乞巧之意。如湖北《孝感县志》载，七月“七日晚看巧云，设瓜果，谓吃巧。吃者，乞之讹音也。至有以食瓜果为咬巧者”。《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据福建志书言罗源县“七夕各家以桃仁、杂果、点、茶相送饮”。有的地方又有淘井的节俗。如福建浦城县“七日食桃仁、淘井”。湖南公安县习俗与之相近。淘井之俗，应是同农业有关。无论怎样，农民只从“牛”和“织”这两个字上，总会感到七夕节同自己的关系。
（四）妇女、小儿解彩索以助鹊桥之渡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据浙江志书，西安县（今衢州市）“七月七日小儿以五月五日所系之彩索，剪之泛以水，置屋上以为鹊桥之渡”。这个风俗起源很早。《西京杂记》卷三载西汉初年，七月七日宫廷中彩女“以五色缕相羁”。陇南、天水一带五月五日在孩子手腕上带手襻，以五色丝线作成，七月七日晚送巧娘娘（织女神）时姑娘们将它解下来，大家的挽结在一起，在附近河边，由两个姑娘将它在河两岸拉起，有几个人烧香点蜡，焚烧黄表，其他的都在河畔牵着手站得整整齐齐，一面前后摆着手臂，一面唱《搭桥歌》，送巧娘娘上天与牛郎相会。男孩子在五月五时戴的手襻也是到七月七晚上才脱去，甩在房上，说是助巧娘娘升天渡河。
甘肃的西和、礼县的乞巧活动从六月三十晚上已开始，七天八夜。从筹备、做准备工作算起，要十多天。而如果从泡巧芽和种凤仙花（备染指甲之用）算起，则前后四个多月。而五月五在手腕上带采索（手襻），到七月七日才解下来作搭桥之物，使乞巧活动在姑娘们和小孩子的心理上，也提前了它前奏开始的时间，延伸了它的过程。
（五）祀织女仪式中的歌舞活动
七夕节祀织女仪式中有歌有舞。宋王禹称（954—1001）《七夕》诗中说：“家人乐熙熙，儿戏舞娑娑。”又金元之际杜仁杰的《七夕》套曲之《《节节高北》中说：“我则见管弦齐动，商音夷则。”则从唐代以来，这个风俗在北方不少地方都存在。至于始于何时，尚难断定。这可以汉代宫廷中的踏歌风俗看到一点影响。《西京杂记》卷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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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
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欢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
看来七夕妇女有歌舞活动，起于汉代。这种风俗到后代延续很久。南宋吕渭老的《木兰花慢·七夕》下阕即写出了当时民间七夕时歌舞欢娱的情况：
家家，竞赏彩茸，穿桂影，醉流霞。渐舞袖翻鸾，歌声缀凤，钗影交加。人
间共饶宴乐，算天孙、怎忍遣河斜。莫惜西楼剪烛，大家同到啼鸦。
从其中“舞袖翻鸾，歌声缀凤”可以看出，当时是又跳又唱。
关于跳唱的形式，《西京杂记》中说是“连臂、踏地为节”。今西和、礼县乞巧中，姑娘们的跳唱，也是并排站于神桌前，手牵着手，两手有节奏地向前、后的摆着，双脚相并而跳，一面口里唱，唱的节奏与跳的节奏一致，两面站的姑娘们一起帮唱。这应该是古俗之遗留。
甘肃省西和县县城周围及北部各乡镇，礼县东部的永兴、盐关、祁山三个乡镇，乞巧风俗之盛，全国独一无二。在乞巧的七天八夜之中，过去即使平时家教很严的家庭，也允许女孩子到供巧娘娘的地方去。姑娘们又唱又跳。所唱歌中，除迎巧歌、祭巧歌、转饭歌（最后一天行祭礼，上祭品时唱）、卜巧歌、送巧歌等属于仪式歌，多为自古相传，变化不大，不同乡镇间也大体相近外，各地年年都根据当年的时政、新闻、生活、生产状况，编一些新歌，反映社会新闻，敏锐及时，又直接、朴实。
［1］详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西京杂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洪业：《再说〈西京杂记〉》。48
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2］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抱经堂本《西京杂记》卷首；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心瀓：《伪书通考》。
［3］丁宏武：《考古发现对〈西京杂记〉史料价值的印证》，《文献》2006年第2期。
［4］《汉武故事》，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24-425页。［5］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6］并见赵子贤搜集整理：《西和乞巧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以下所引西和乞巧歌同。西和乞巧歌在每一节唱完之后都有“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作为声词或曰副歌，引文从略。
［7］（jiā）：陇南一带方言语助词。
［8］碎娃娃：西和方言，小娃娃。
［9］掇浇：抱起小孩让撒尿。一叭嗒：一大片，一大堆。
［10］本首与下首见《西和乞巧歌》附录三，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
［11］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佚：《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0页。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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