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与新闻媒体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孙中山是新闻媒体追踪的对象,期望能通过他捕捉清末民初时局的若干动向;另一方面,孙中山也因势利导借助新闻传媒的力量表达、传播他的政治理想,二者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互赢的过程。
关键词:孙中山 新闻传媒 记者 利用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中国民主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最初,他的名字却是因其伦敦蒙难,不胫而走于华人世界,这得益于伦敦报界的披露和那本名为《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此后,孙中山一直处在公众视野里,新闻媒体进行了近距离追踪,孙中山先生因势利导,巧妙地借助新闻传媒的力量,通过其政治主张的传播来扩大社会影响。
传媒(medium)是现代术语,其科学定义是准确及时地对全面数据的发现和传播。传播渠道有纸类(新闻纸、杂志)、声类(电台、广播)、视频(电视、电影),还有现代的网络类(视频)。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收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本文仅就纸类传播渠道展开论述,虽有单薄之嫌,却丝毫不会降低考察孙中山利用媒体的价值,毕竟他所处的年代并不具有今天发达的科技手段,何况他的革命活动大多处于一种秘密或游离合法政权之外的状态,自然不能与今天各职能部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专题报道、录音采访或铺天盖地的广告传播效应相提并论,尤其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一
严格说来,孙中山与报界的接触始于1896年10月的伦敦蒙难。10月23日,据受雇于大清驻伦敦公使馆的史赖特侦探报告说,孙中山自清使馆脱险后,在查灵十字的酒馆接受记者采访,这次采访对孙中山心灵的影响是不小的,它是一次世界性的新闻采访,因为新闻纪录传遍全球。它把孙中山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充实了他的使命感,让他切实地感到他的使命就是要推翻满清,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次日,孙致函伦敦各报主笔,不仅表达了对英国政府令其获释的谢忱,对报界的同情和帮助亦表谢意。①获释后的孙中山,心情自非寻常,在其函寄香港牧师区凤墀的信中披露:“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指康德黎、孟森)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②事后,孙中山多次接受伦敦记者采访,通过媒体披露事实真相,强大的舆论攻势让他看到了传媒的力量,也为此后长达9个月的留居英国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
更为机缘巧合的是曾任驻华外交官多年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约请孙中山写一篇自传,以便收录于他编纂的《中国人名辞典》里。③孙中山欣然答应,就其生平、从师游学大略作述,10月26日便见诸《伦敦与中国电讯报》,那年孙中山刚过而立之年,也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开始。应该说此次蒙难利用媒体的是康德黎、孟森博士,孙中山则是媒体传播的受益者。作为当事人,他受到的启迪显而易见。这件事使他“对于报界左右社会之力量,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有身受其惠之深切认识,而觉革命主义之借助报纸宣传,收效必能速于置邮,是无疑也”④。
1899年秋间,孙中山便派陈少白赴香港筹办报纸。由于港英当局在广州起义后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在日本购办机器铅字,筹措开办经费,并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将报纸定名为《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正式出版,社址位于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7号,社长兼总编辑为陈少白。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统称《中国报》。特别是刊发章太炎所作《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辫发说》等文后,“革命排满”之说滥觞。《中国日报》也成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⑤。1901年5月,曾任《清议报》编辑的秦力山与戢元丞、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孙中山捐助印刷费1000元,以示支持。《国民报》不断向读者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历史,为中国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和历史依据,还运用西方民权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启发国民民主意识,这与孙中山追寻的事业不谋而合。《国民报》停刊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戢元丞回上海创办《大陆》月刊,这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遂成为革命党人的共识,更有人生动地形容它是“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⑥。1902年开始留日的学生激增,各省留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并创办一批以省区为单位出版的学生报刊,主要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等。这些刊物将“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宣传革命的主旋律。
此际,保皇党却依然固执己见,试图通过报刊等舆论工具与革命党在海外展开阵地争夺。1903年10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将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商业报纸《檀香新报》改组为党报,亲自撰文就革命与保皇问题同保皇派展开论战,澄清了部分华侨分子的糊涂认识。1904年孙中山对旧金山鼓吹保皇的《大同日报》进行了成功改造,在他的举荐下,留日学生刘成禺担任主笔;在新加坡、缅甸仰光分别创办了《图南日报》和《仰光新报》⑦,分别由《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革命党人秦力山担任总编辑,巩固了革命派在该地的宣传阵地。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更名为《民报》。在此后的一年半中,孙中山一直留居日本。其间除策划建立同盟会支部外,指导《民报》编辑工作成为他的重要活动,他的住地和报社相距不远,《民报》的主编人经常到他那里商量,有些重要文章是他确定题目,口述大意,组织专人执笔,再用别人的笔名发表出来。直接以孙中山本人名义发表在本报上的文章仅有3篇,即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及第10期上的《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在《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香港《中国日报》对“三大主义”刊发,并将其简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三民主义”便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为国内外所公认。
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民报》高举“三民主义”旗帜,汇聚宣传界精英,像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章太炎等都曾担任主编,暂且不论他们以后各自心路历程的差异,就时势而言,他们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借助《民报》在正面鼓吹革命主张的同时,还向改良派发起进攻,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使革命主张深入人心。显然,通过这次论战,孙中山已感受到了报刊释放的巨大能量,他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⑧
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再起办报浪潮,各地发行报刊数十种,尽管发行时间长短不一、期次不等,毕竟成为革命派宣传活动的基地,有些刊物还成为同盟会地区分会的机关报。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部成立,《民立报》社的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吕志伊都参加了它的活动。不久,中部同盟会决定《民立报》为其机关报,民立报社也成为革命派的联络机关。《民立报》与其他革命刊物一道对革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翻阅《孙中山全集》发现,许多珍贵的资料出自《民立报》的记载和宣传,孙中山本人也多次接受该报记者采访,及时报道和传递有关信息,真正成为他的“喉舌”。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总结说:“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各报所以能收效果者,由于言论一致。”⑨又言:“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⑩这样的认识既是孙中山对自己多年重视传播媒介的肯定,也是对报界人士艰辛苦斗、开花结果的一种褒扬。
二
作为职业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孙中山,一生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士不可计数,其中中外记者群体占相当比例。孙中山始终保持开放心态,并不局限于自己党人的单一信息传播途径。据统计,《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中,谈话及答记者问多达242篇,演说、讲话193篇,对报馆杂志致函或题词十数篇。《孙中山集外集》中有演说、致词或讲话90篇,尚未包括同题异文,谈话284篇,对报纸杂志的题词有10余篇。孙中山对媒体的重视可见一斑。
谈话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最普通的方式,在沟通思想、交换看法、达成共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谈话对象(受众)是宣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宣传效果的最终鉴定者。记者群体向以问题独特、目光敏锐、善抓要害著称。与他们的谈话因得以及时传播而更富于影响力,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与记者打交道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
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并一直逗留到5月30日。其间,他数次对记者发表谈话,被陆续发表在当地刊名为《晚间公报》和《广告者》的英文报纸上,孙中山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只要现在的满洲政府存在,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正酝酿一场革命,推翻满洲政府,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实现民有、民享、民治。二是列强帮助现存政府将没有任何益处。任何国家,没有某种利益,却愿和满洲政府这样衰老而腐败的君主政体站在一起。该谈话由于报界的传播,引起了日本驻檀香山领事的注意,随剪报以资料的形式寄回本国。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城,闻讯后,孙并未急于回国,而是先行绕道英国、法国,最后由马赛港出发返国。学术界多认同孙中山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外交和财政支持,我们亦可从他与伦敦、巴黎记者的谈话中窥见端倪。11月中旬,伦敦《海滨杂志》记者访问孙中山,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事后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我的回忆》,交由孙中山核阅签名并发表。文中谈到海军时,孙中山认为革命党“虽然也没有为取得他们的支持而进行任何接触,但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可以使用,取得某种谅解是不困难的”。言外之意,革命党需要资金援助,如果有充足的资金争取海军的反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还透露“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未能十分预备,故困难之点尚多”,表明他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在其后与巴黎《政治星期报》和《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孙中山已经将外交支持的底线降到了最低点,新政府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为了争取外援,他期望借记者之口传递求援信息,他指出:“法为共和先进国,当必稍以助中国者矣。”随后,孙中山拜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就借款问题、庚子赔款问题、日俄同盟问题进行广泛交流,最后还希望法国当局撤销他在法属安南留居的禁令。
孙中山返国后,国内报界密切关注,像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大陆报》、上海法文《中法新汇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字林西报》、《亚细亚日报》,等等。12月26日,孙中山接受法国《中法新汇报》总编辑莫耐斯梯埃的采访,谈话中孙表达了希望法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愿望,同时表示要“所有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利益”,向记者袒露了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1912年1月6日,刚刚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接受《大陆报》记者提问时,强调外交是一国最重要政策,“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否则,“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握外交,亦将无用”。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娴熟地与记者群体打交道颇值得玩索,特别是他利用报刊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优势将自己治国理念、个人理想渗透其间。媒体对孙中山关注的倾向大体上也是在支持和反对之间进行取舍,通过对孙中山的追踪来审时度势,为各自的集团利益提供参考。总体而言,无论是党人媒体还是非党人媒体对孙中山选择的事业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对媒体的利用是相当成功的。
注释:
①②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版,第35、45~46、46、557、560、561~562页。
④胡道静:《中国国民党党报溯源》,《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29页。
⑤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60页。
⑥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绪言》,大汉印刷公司,1912年版。
⑦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5页。
⑧孙中山:《中国之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⑨⑩[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8、337、14页。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第143～144页。
(作者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历史学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