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类型的甄别

中国通货膨胀类型的甄别

作者:王超萃 王妙英

来源:《商业时代》2014年第08期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诸多与通货膨胀相关的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了成本因子和需求因子,建立了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成本因子(F1)和需求因子(F2)组成的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2005年以来的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因素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内,成本因素的影响系数大于需求因素;长期内,成本因素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无明显变化,需求因素的贡献度则会缓慢增强,且持续时间较长。当前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需求扩张对物价的影响,同时应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流动性紧张,通过加强生产和流通环节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应对供给渠道产生的通胀压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 因子分析 VAR模型 需求拉动 成本推动

引言

近年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问题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观察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自2007年以来,反映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已经呈现出两轮的明显上涨走势,2008年2月CPI同比上涨8.74%,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见图1)。

由于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学界对于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近期的通货膨胀是典型的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跨过“刘易斯拐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整体物价上涨,并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力,从而形成“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次通货膨胀仍然是由宽松的宏观政策引致的过度需求造成的,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彭方平,2012)。由于治理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甄别中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对症下药,对于下一步抑制物价上涨势头,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按照形成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Michael Parkin,

2002)。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把通货膨胀解释为“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高鸿业,2005),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进行了解释: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数量的过度增加是导致总需求过剩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总需求的过剩是由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实际因素过度增加所引起的。总之,他们都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支出超过了充分就业水平,即过度需求导致的。相比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工资、租金、利润

以及利息)上涨,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和进口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黄宪,2002)。

国内外学者基于上述分类方法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研究。Holzman(1960)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根据成本(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理论特征,推断美国在1955-1958年期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Barth(1975)对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以及生产工人的工资水平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二战以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货币供给增加造成的,因此是一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不是成本推动现象。Gordon(1977)把供给冲击(成本推动因素)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从而形成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刻画通货膨胀过程的“三角模型”:用需求、供给(成本)和通货膨胀预期三因素解释通货膨胀过程。针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通货膨胀,Juthathip和Donghyun(2009)在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以后,认为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内过度积累的需求和通胀预期引起的,并非外部因素。贺力平等(2008)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2001-2008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国内通货膨胀受需求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大于供给方面因素。范志勇(2008)通过研究进口价格、超额工资和货币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2000至2007年超额工资并非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也未发现存在工资和价格螺旋上升的有力证据。还有学者结合我国利率政策的效果研究了通货膨胀的成因,王轶君(2011)使用GMM估计方法对1992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强烈地支持了成本渠道的存在。彭方平(2012)基于超额工资理论,以超额工资衡量工资性成本,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甄别我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除了受需求拉动影响外,工资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是利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研究,还没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类型给出一致的判定,本文尝试采用创新方法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在通货膨胀理论基础上,考察实际需求因素、货币因素、成本因素、外部冲击因素对价格指数的影响,为避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而造成的估计失真,通过因子分析从可能影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成本因子和需求因子,然后借助最新统计数据建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成本因子(F1)和需求因子(F2)的VAR模型,以探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需求因素和成本因素在推动中国物价上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找出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对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影响原理进行经济学分析,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确定综合影响因子;第三部分介绍因子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第四部分总结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变量选择与公共因素的选取

(一)变量选择

1.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根据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解释,总需求的变动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而需求总量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得到较好的反映。按照支出法的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反映出了整个经济社会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在AS-AD框架中,商品市场的扩张(包括消费信贷的增加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出口增加)会推动GDP增长,使得总需求曲线(AD)向上移动,引起现实GDP超过潜在GDP,导致物价上升。因此,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变动来观察实际需求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货币供给量。最早提出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是古典货币数量论。基于著名的费雪方程式(MV=PY),这一理论认为:在货币流通速度V保持不变和短期实际产出Y保持稳定的条件下,价格P与名义货币供给M将作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动。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在短期内能影响实际经济变量,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只能影响价格,货币是中性的,“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在确定通货膨胀成因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货币供给因素在影响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

3.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变化率。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成本渠道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联系到我国的通货膨胀受到国际环境及国际贸易状况的影响,本文采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MPPI)来反映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通货膨胀转移的影响。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生产投入而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是扣除工业企业物质消耗成本中的价格变动影响的重要依据。

4.超额工资增长率。西方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工会的强大垄断力量操纵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出现“刚性”,即只升不降的现象,因此,即使没有出现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甚至存在失业的条件下,也迫使厂商让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产出增长速度(二者的差值即为超额工资增长率),从而使商品成本增加,物价上涨。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求出现结构性趋紧,工资上行压力将增大,我国职工平均劳动报酬已连续七个季度超过GDP名义增长率,出现超额工资增长状况。鉴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因此要检验中国当前是否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需要分析超额工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5.市场利率变动率。市场利率是市场资金借贷成本的真实反映。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能够及时反映短期市场利率的指标有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国债回购利率等。市场利率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其变动会对物价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利率是资金价格的反映,随着利率水平的上升,资金的边际成本将会发生同向变化,从成本推动的角度可能会导致企业产品价格上涨。

6.进口商品价格变化率。2007年下半年,伴随着我国物价指数屡创新高,国际上一些大的经济体也面临物价水平的快速上升,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或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水平

的影响,即中国是否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事实上,在存在资本管制或冲销措施的情况下,外部因素主要还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波动来影响国内物价水平。考虑到我国主要进口的商品种类及其金额比重,输入型通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影响程度的动态相对数,能够体现汇率对物价变化所起的作用,可以较好地反映外部因素通过成本渠道对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影响。

(二)公共因素的选取

1.变量和样本的选取。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同时结合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结果,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选取名义GDP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RMPPI)、进口商品价格指数(IPI)、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变动率(CHIBOR)和超额工资增长率(ExWage)共6个变量作为影响通货膨胀的经济指标。所选样本为2005年1月至2013年6月的月度同比数据。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名义GDP增长率缺少月度数据,本文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作为名义GDP增长率的代理变量,符号记为VAI,其中2007年至2013年每年1月份的数据由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解释近似计算得出。另外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全国职工平均薪酬季度数据计算得到名义工资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减去名义GDP季度增长率可得到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经插值法(Cubic-match last)变频后得到超额工资增长率的月度数据。由于各增长率均为同比数据, 因此不存在季节调整问题。分析软件为EViews6.0。

2. 提出综合影响因子。由于本文选取了6个解释变量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且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见表1),为消除多重共线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从原6个变量中提出互不相关的综合影响因子,分析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成分分析法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变量过多带来的自由度降低和分析不准确等问题。因子分析方法作为主成分分析的扩充,可以更为精细地估计出不可观测变量的特性,为实证研究提供合理解释。

第一,确定因子个数。表2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分析结果。根据表2,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比率达到59.909%,第二个因子为20.561%,累计方差解释比率超过80%,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选择标准,前两个因子基本上可以反映原有6个变量的信息。第二,计算因子得分。表3给出了利用主成分估计法和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旋转方法得到的因子载荷估计及得分系数矩阵。从表3第四、五列可以看出,变量RMPPI、IPI、CHIBOR、ExWage在第一主因子F1上的载荷绝对值较大,分别为0.933、0.942、0.710和0.931,其中ExWage在F1上的载荷为负,这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大多数月度数据为负值有关,根据上面的影响原理分析,这四个因素均是从成本方面影响通货膨胀,因此可以把F1解释为成本因子;而变量VAI、M2在第二主因子F2上的载荷绝对值较大,分别为0.727和0.788,且均为正值,因此从需求的角度可以把F2解释为需求因子。

旋转以后,两个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超过全部信息的80%。这些数据说明,用因子分析法提取的信息是可靠的,而且成本因子包含对CPI的信息比需求因子更多。对初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可以得到标准化的因子得分函数:

F1=0.158VAI-0.107M2+0.26RMPPI +0.262IPI +0.196CHIBOR-0.26ExWage

(1)

F2=0.592VAI+0.636M2-0.011RMPPI

-0.054IPI-0.186CHIBOR-0.131ExWage

(2)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通货膨胀成因VAR模型的构建

1. 平稳性检验。为建立通货膨胀成因的VAR模型,需要对所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伪回归”现象。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成本因子(F1)、需求因子(F2)进行ADF检验,滞后阶数基于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成本因子(F1)和需求因子(F2)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以下将通过VAR模型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2. 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表4输出的各信息准则值,经比较确定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成本因子与需求因子以2阶VAR模型比较合适,其矩阵表示公式(3)。

(3)

(二)模型参数估计及结果解释

利用Eviews6.0 对式(3)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CPI受自身的正向影响非常明显。CPI的变化与其t-1期指数的估计系数达到1.048,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为所有变量的估计系数中最大值,与其t-2期自身影响系数为(-0.099),但并不显著,说明通胀预期会对物价上涨产生助推作用。同时,当期CPI受到前一期两大因子变化的正向影响都非常明显。从方程的估计系数中可以看出,t-1期成本因子的变化对t期CPI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527,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种成本因子对CPI的影响在第一期表现为正,第二期则表现为负,波动性较大。t-1期的需求因子在不同需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CPI产生正向影响,系数为0.399,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t-2期影响系数变为负值,系数为(-0.249),可能与货币政策效果的时滞有关。这些结果说明,不论是成本因素还是需求因素,二者的变动都会对物价产生比较直接的推动作用。另外,成本因子和需求因子受自身变

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表5显示,t-1期成本因子和需求因子对t期因子影响均较明显,其系数分别达到1.286和0.567,并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前期因素的变化会对后期产生影响。另外可以看出,用F1,F2估计CPI的方程拟合得较好,拟合优度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接近0.95,AIC和SC值较好。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VAR模型受到某种冲击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和持续期问题,有必要建立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在进行脉冲响应之前,要保证VAR模型平稳。AR根图显示VAR模型特征方程的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具体如图2所示。

图2的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冲击造成的标准差信息。该图反映了成本因子F1和需求因子F2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动对CPI(图中实线)的影响。可以发现,两个因子在较长时期内同CPI都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成本因素对CPI的正向影响会在短期内得到反映,在第4期影响最大,之后逐渐衰减;需求因素对CPI的影响是一个持续递增的变化,正向影响在第10期达到峰值,其后会逐渐衰减。相比之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快更直接,但是需求因素的影响持续性较强。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黄奕平(2010);宋健(2010))。

(四)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方法可以定量而直观地把握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以VAR( 2) 为基础,对CPI进行方差分解,其结果如图3所示。通货膨胀率冲击对其自身变化影响下降比较缓慢,从第1期到第25期下降50%,但其贡献度仍为最大,反映出通胀预期对通胀自身的影响。与此同时,成本因子F1的贡献度在长期内稳定在10%左右,需求因子F2对通货膨胀率的贡献度则缓慢上涨,在20期后平稳升至40%,反映出需求因素的滞后性。这表明从较长时间来看,需求因素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可以解释将近一半的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作用要强于成本推动,我国还没有进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新解析,利用因子分析归类出成本因子和需求因子两要素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近年来的中国通货膨胀是供求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成本因子涵盖了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利率上升以及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需求因子则涵盖了实际需求增长、市场流动性规模扩大对物价的影响。

第二,从影响效果来看,成本因素和需求因素在短期内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明显正向影响,且成本因素的影响反映更直接;但是从长期来看,成本因素的影响程度比较有限,受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时滞等因素的影响,需求因素造成的通胀压力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可以看出,对于2005年至2013年中国通货膨胀类型的甄别,需求拉动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还没有进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三,涉及到抑制通货膨胀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为有效控制成本因素的短期影响和需求因素的长期影响,需要采取多种配套措施以防止物价持续上涨。当前应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避免出现流动性过紧或过松的状况,建立切实有效的制度加强生产和流通环节管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加强与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沟通与协调,采取多种手段降低外部因素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冲击。同时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消费和投资需求合理增长,避免资源浪费和信贷过度投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 Parkin.经济学(第5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

2.Holzman,F.D..Inflation: Cost-Push and Demand-Pul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1)

3.Barth James R. and James T. Bennett. Cost-push versus Demand-pull Inflation: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Comment[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7, No. 3 (Aug., 1975)

4.Gordon,R.J.,G.Perry, F.Modigliani,A.Okun,M.Wachter,P.Kouri,E.Phelps.Can the Inflation of the 1970s be Explain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77(1)

5.Juthathip Jongwanich, Donghyun Park. Inflation in Developing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J], 2009(20)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黄宪等.货币金融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8.贺力平等.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 [J].经济研究,2008(11)

9.范志勇.中国通货膨胀是工资成本推动型吗? —基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8)

10.王轶君.成本渠道理论与通货膨胀治理:来自中国1992-2009年的证据[J].上海金融,2011(3)

11.彭方平等.我国通货膨胀类型的甄别—来自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2

(8)

12.黄奕平等.中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J].金融研究,2010(6)

13.宋健.超额货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基于1979-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3

作者简介:

王超萃(1981-),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开放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王妙英(1976-),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金融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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