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定律与趋势

　　摘要：科学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不过是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部分而已。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来理解科学，而情境因素正是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纽带。情境因素所决定的主体相关度不是测量科学与非科学的尺度，而是决定在统一的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位置的尺度。当然，我们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居于统一的科学连续体之上，并不意味着忽视二者在产生、发展及各自的特征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强调“统一”，并不排斥区别与个性。　　关键词：经济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定律；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6－０026－０6　　众所周知，在经济定律的检验过程中，常常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扰，导致经济理论失效。为了规避这些干扰因素，经济学家做了一些处理，在大量的经济定律中加入了“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这个约束条件，但结果是不仅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一、经济学中的定律、干扰因素、趋向性研究的历史考察　　小穆勒在1836年就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中的干扰因素问题。他认为经济学是把经济动机从人的其它动机中剥离出来的一门学科，于是在具体操作中常常有一些因素未在其认识范围之内而无法被考虑到，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他认为干扰因素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偏差，所以，经济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似的分析。“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① 对此，马歇尔认为干扰因素出现的根源在于时间因素，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时间是“几乎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的中心所在”，通过经济分析中对时间的处理来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时间是引起经济研究中的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他把那些不规则出现的不便于处理的干扰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其他条件不变的筐子里。”② 因此，马歇尔认为规律不过是一种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不难发现这是穆勒观点的部分延续。　　内维尔·凯恩斯，马歇尔的早期弟子，他在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1891年）一书中继承了老师马歇尔的一部分观点。他支持穆勒的假定性及规律是趋势的观点，但比穆勒又往前走了一步，把规律进一步细化到条件性上：首先，经济学的规律只是趋势的陈述，因此通常服从其它情况相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科学的人文背景”（项目编号：11YJC720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情景分析：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项目编号：N100423007）的研究成果。　　同的限定条件；第二，经济学的结论大部分依赖于一些特定条件的实现，尽管它们事实上并不是总能实现，但只要给定了条件，规律就可以被明确地陈述③。罗宾斯在为经济学定义时指出假设与规律的关联性：经济学研究的是行为的经济方面，并且研究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物质产品本身。“因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手段之所以能成为经济货物，并不在于它们的物质性，而在于它们与估价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们与给定需要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技术实质。”④ 也就是说，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对稀缺的相对估价决定其经济意义。既然涉及到相对估计，就存在一个衡量相对估计的尺度，那么假设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罗宾斯差不多是和米塞斯走到了一起。米塞斯与凯恩斯一样承认经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经验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经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真正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自由物品和什么是经济物品的“不是经验，而是推理，推理是先于经验的。”⑤ 因而，在米塞斯那里经验只是一个表面层次，经验在用来检验我们的概念与实践是否相符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判据存在。米塞斯认为在我们的认识起点上存在着一个先验的框架，这个框架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尤其是作为人类行为的科学，所以经济学的假设是先验的。　　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的这个传统对于经济规律理解的一致之处在于，经济规律是对倾向或趋势的预言。于是，现在的问题是思考规律与趋势的关联。对此，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早期曾做过分析，当时就是针对穆勒的趋势观点的批判。不过波普尔后期对这种规律与趋势的区别与早期有一些不同。波普尔早在《历史主义的贫困论》中对规律与趋势作了细致的区分。他认为由于社会历史的独一无二性，历史规律是一项单一的历史陈述，而断定某种趋势的存在是存在命题而非全称命题。所以，断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并且规律可以作为预言的基础，而趋向则不然。波普尔认为由于穆勒把趋向与规律混为一谈，从而把归纳与反演绎法也混淆了，因而即使想通过归纳与反演绎法来弥补趋向与规律之间的裂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⑥。　　预言与解释是一个理论的两个方面，至于到底需要哪一个，波普尔认为归根结底视问题而定，于是又回到了他的问题情境。波普尔认为穆勒忽视了趋势对原始条件的依赖性，这些趋向的持续存在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持续存在（这些原始条件有时又可以是趋势）。把规律和趋势混为一谈，这使他们认为趋势是无条件的（因而是普遍的）。这些趋势和规律一样并不依赖原始条件，它们是无条件预言的根据，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因此，完善地解释趋势是我们的艰巨任务，这就需要尽可能精确地判明趋势持续所需要的条件”⑦。同时，波普尔认为由于人性不断参与历史变化，而人性本身又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所以各派历史哲学谈的是趋势或倾向，而这种倾向和趋势也是存在的，但不存在规律⑧。波普尔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即假说——演绎方法。20世纪80年代，波普尔在《走向进化的知识论》一书中关于“趋向性的世界”的核心内容就是“概率的趋向性解释”。波普尔强调，趋向性不能被看成一个客体的内在属性，应看成一种情境的内在属性，而客体是情境的一部分。波普尔确信趋向论的情境部分十分重要，并认为“情境改变了可能性，从而也改变了趋向性。”⑨ 以实验为例，每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他的结果是多么依赖于周围环境，包括温度和湿度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一种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的演算法，以别于绝对概率演算法，在绝对演算中一个陈述可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