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坤 陈 立 李 颖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粟裕大将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采访了粟裕大将的夫人、新四军老战士楚青同志。楚青15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在革命部队的大熔炉中。她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机要干部。与粟裕结婚后，她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从不以高级干部夫人自居。从不脱离工作实践。在工作和战斗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 投身新四军的战斗行列 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她的祖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日本暴徒抛入大海。尸骨无存。她的父亲詹克明生前是上海某私人银行的高级职员。楚青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扬州沦陷。日军烧杀淫掠。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国人民过着屈辱非人的生活。楚青深切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再也无心读书，立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她随父亲逃难到上海租界后，瞒着父母，从上海到宁波，再到皖南，找到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军部教导总队第八队学习，时年15岁。 记者：楚老，请您回忆一下1937年日军占领扬州后的情况? 楚青：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扬州，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有500多名妇女躲进一法国教堂避难，被日军发现后全部遭到强奸，无一幸免。我和妈妈、姑妈、姐姐和表姐先是躲在家里堆柴的房里。我们把柴火放在屋子的前面，后面有一隔开的小房间，人就躲在里面。日军每天挨家挨户搜查，砸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甩耳光。当时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都是由70多岁的奶奶去开门，父亲回来后舍不得奶奶，就自己去开门，后来干脆就不关门了。一天，有一个小鬼子鬼得很，他发现院子里柴房的外墙好像比屋子里长了些，产生了怀疑，便上前扒柴火堆，被柴火戳了眼睛，他才罢手，我们因此幸免于难。我父亲感到我们躲在家里很不安全，便通过关系，捐献了一笔钱给一个美国教堂。妈妈、姑妈、姐姐、表姐、我等共7人去了美国教堂避难。因为当时美国与日本还没有发生战争，父亲认为去那儿可能会安全一点。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国牧师来接我们，他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在后，日本士兵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这一段经历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对我的影响和教育非常深刻。我深深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原来一直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突然感觉这样不行。我当时深切体会到走革命道路，打日本鬼子，建设繁荣昌盛的强大国家才是最迫切、最根本的。 记者：您是怎样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的? 楚青：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无数热爱祖国的年轻人参加抗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躲进美国教堂避难后，父亲感觉这样还是不安全，便把我和姐姐带到上海，并考进了省立扬州中学沪校。当时我和姐姐抗日情绪都非常激昂，怎么也看不进书，总想着参加抗日部队，直接和日本强盗面对面地战斗，以报效祖国。 1938年秋冬的一天，有一女同学对我说：“我今天要去送一个朋友，他要参加新四军。”我说：“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也带去?”“那行啊!”她回答。第二天，我和姐姐一起跟着这位同学的朋友去投奔新四军。我们走的时候，家里不知道。当晚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便打电话给在宁波的四叔，让他拦住我和姐姐。当船到了宁波码头，我一看，不好，四叔站在那儿呢。四叔向我们招着手，说：“我一定不留你们，你们下来，到家里坐坐。”当时我们只得跟四叔回了家。他说：“你们姐妹俩必须留下一人。”当时姐姐已经结婚，四叔不让她走，我只好先走。 大约是1938年11月底，我来到皖南张家渡新四军招待所。当时招待所住着7个人，大家互相不认识，我是第7个到的人。因为我们都没有介绍信，新四军不收我们。后来来了一名煤业救护队(为抗日做一些救济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的女同志，她有介绍信。我便对她说：“你能不能(在介绍信上)加上我的名字?”她说：“那当然可以啊。”就这样，我参加了新四军。而其他6个人没有介绍信，呆了七八天只好回去了。我姐姐后来还是说服四叔放她走了，非常遗憾的是姐姐虽然已经到了新四军招待所，因没介绍信，呆了个把星期，硬是不收她，也只好回去了。当时我虽然已经在部队，但也毫无办法，一个小兵说了也没有用。我感到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没有能按照中央的方针敞开大门吸收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这对抗日斗争是一个损失。当时的年轻人要走一条革命道路是多么不容易。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15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战争中锤炼成长 楚青参军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先后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新四军军部速记训练班学习。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起先后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新四军第一师、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华中局、苏浙军区、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济南市委等单位任速记员、机要秘书、秘书、参谋、干事、专职党支部书记、调研员等连、营、团级干部。她在战争年代主要从事机要、战勤等工作。先后参加了江南、苏中地区的反“扫荡”斗争、黄桥决战、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苏中战役、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诸战役。参加了三次横渡长江、多次穿越封锁线以及在浅海渔船的作战行动。为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记者：楚老，请谈谈您在新四军部队里的成长历程? 楚老：我是在陈毅、粟裕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在苏南，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敌后，放手开展游击战争，敢于和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的认识也在实践中提高。当时，我被分配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机要部门工作。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陈毅司令员打电报给项英，说苏南新四军指挥部要按照中央的方针向苏北发展，希望他们能到苏南敌后来发展。项英那里的情况已经比较紧急了，处于顽固派的包围之中，他们来电报也一直说要来，我们就一直在那儿等。可他们就是没有过来，丧失了大好的时机。那几日我特别注意来往的电文，因为译电要从我这儿过，我负责把其他同志翻出来的译电抄出来后再呈交给领导。当时，陈毅发的电报大意是：我们决心等你们到几月几日，如果你们再不来，我们就过江了。但他们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就是不来，陈毅、粟裕两领导只得下决心带部队过江了。以后发生了皖南事变，项英也牺牲了。 我迅速成长的另一原因是受到战友英勇牺牲的激励。新四军军部速记班8个人，连我在内3个人分在江南指挥部，现在另2人还健在，北京、青岛各1人；4人留在皖南，1人分在皖北，这5人后来都牺牲了。施奇是速记班班长，是一位工人出身、十分坚强的女孩，文化程度上比我们学生稍差一些，但思想进步，很善于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在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士兵轮奸后活埋。我的另一位同学章辅，分在皖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到地方工作，被当地地主还乡团逮捕后，押到村头，被一刀一刀活活剐死。战友的惨烈牺牲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认识到领导路线的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比上什么课都深刻，我觉得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有决心像他们那样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 其三是革命战争锻炼了我。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体质较弱。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的锻炼。记得抗日战争后期，在宝应西安丰一带，每天大约要行军60里到80里，最长的一次急行军走了两夜一天，中间只吃了一顿饭。行军结束后，粟总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要记住，这是最长的一天，人家一天24小时，我们过了多少小时啦。”老百姓都说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在苏中反“清剿”时，有一天夜里部队要过一座20多米长的小桥，桥下还有一条小河。当粟总带着我们从桥下走的时候，桥上就走着日军，我们都可以听见鬼子皮靴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大家就问：“粟司令，你怎么敢领我们这么走，鬼子要是低头发现了怎么办?”粟总笑着说：“他们不会低头的，他们低头干什么嘛。”粟总对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熟悉，因此他才能作出大胆而符合实际的决策。 记者：楚老，您回顾一下您和粟总在战争年代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吧。 楚青：粟总当时找我谈对象时，我不太愿意，我说：“我这个人不长于人际交往，做一个领导人的妻子不合适，对你没有好处。”他说：“我就不喜欢那样的人。”我说：“你慢慢地会觉得不好的，你需要找一个擅长交际的，你这方面不行，正好补救补救。”他说：“反正你不同意，我也不结婚。”结果他等了我3年。 结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当时部队条件比较艰苦，组织上安排我穿越封锁线到了上海，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住进医院。我生完孩子就带着孩子回到扬州娘家坐月子。周围邻居虽然知道，但都不说。回到扬州3个月的时候，有一位为日本人做事的人跟我奶奶说：“日本人可能知道你闺女在家，赶紧走。”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三轮车夫，就在临近家门口的四望亭。我问那个三轮车夫：“你怎么知道新四军驻扎的地方?”他说：“我就是知道，我把你向北拉到60里，那里就是解放区了。”我在那个三轮车夫的护送下安全到达解放区。随后，我的妈妈又把孩子送来，这孩子就是我家的老大粟戎生。这一段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广大的中国人民是很爱国的。 在新的岗位勤奋工作 1952年，楚青转业至地方工作。先后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任计划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及政策研究室主任。她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期间，曾组织农村市场调查，向领导汇报后。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她著有《我国农村市场的改组》。1970年因粟总身体不好，她离开了熟悉的岗位。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粟总身边协助工作。1984年2月粟总逝世后，楚青为粟总蒙冤的彻底平反。为完成粟总的遗著、开展粟总军事理论与实践研究作出很大努力。粟总研究取得的成果。凝结着楚青的辛勤劳动。楚青现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副军职离休干部。 记者：楚老，离开部队后，您做了许多工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楚青：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粟总很支持我到地方工作，他认为女同志在部队发展很受限制，当时商业部已分为一商部(城市商业部)和二商部(农村商业部)。于是我从部队转业到二商部工作。那时，我大概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农村出差、作调查。有一次，我写的农村调查报告部领导认为很好，就呈送给周总理看，总理还夸奖过我。记得有一天，总理派人通知我到他办公室给他身边的同志讲讲农村商业。总理对我说：“他们一天到晚住在城里，不知道农村的情况，你给他们讲讲。” 1970年，粟总处境很困难身体又不好，没有人照顾，我就跟他商量：“我还是调回你身边工作吧!”我写了报告，回到了他身边当秘书，便于照顾他。粟总为人正直，不善长人际交往。粟总是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来的。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人家都说身经百战，我可不止打了百战，我可打了几百战了。”粟总在1958年蒙冤，受到错误的批判，直到逝世10年后的1994年才得到平反。但他在有生之年从未消沉过。他说过：“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我自己!”在他蒙冤期间，周总理让他在身边做些工作。总理说：“你现在部队也回不去了，就在我身边做些工作吧”。因为总理经常是夜间工作，粟总也跟着这样，所以我常常碰不到粟总。 记者：楚老，您在离休后，以很大的精力投入粟总军事文集的整理和粟总军事理论的研究，您认为粟总的军事指挥艺术有哪些特点? 楚青：粟总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博大精深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跟随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学习和掌握指挥红军战胜敌人的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浏览了其他军事著作。在极为丰富的军事实践中，他不拘泥于书本，全局在胸，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指挥特色。 革命战争年代，粟总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而著称的。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特点我初步概括为四个字，这就是“实”、“准”、“变”、“狠”。“实”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的具体规律；“准”就是较为准确地预见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较为准确地判断出促使战争致胜的转折点．；“变”就是战略战术的千变万化，先敌一筹，敌变我变；“狠”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示弱，出敌不意敢于碰硬，就是瞄准敌人的软肋一招致敌于死地。这四点是相互关联的。 下面以发生在我的家乡江苏境内的苏中战役为例加以说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援助，悍然发动内战，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面对数量上占优势并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应该采用怎样的战略战术来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党中央、毛泽东和各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鉴于国民党军队即将展开大举进攻，党中央、毛泽东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计划。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粟总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他认真领会党中央、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详细分析了华中解放区特别是苏中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地形等条件，提出了依托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在内线歼敌的战略设想。在和华中局诸同志共商后，粟裕等联名上报中央，他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部队五个整编师共15个旅12万人分四路向苏中解放区进犯。其时兵力仅为敌军四分之一的华中野战军在粟总指挥下，奋起迎战，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七战，均取得重大胜利。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每次战斗都贯穿着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仗的指示”。每一战之前，粟总都认真分析敌情，精心谋划，科学预见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当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随时改变原定计划，促使走向胜利。 苏中战役为扭转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的规律的探索，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作战原则的形成和发展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苏中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各战略区首长通报苏中作战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苏中战役以后，粟总又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记者：楚老，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楚青同志坚持要把我们送至大门口。这时正是12月份。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再三劝说楚老不要送我们了。楚老执意要把我们送至门口。她说：“粟总生前交代过。无论什么客人，都要送至门口。” 望着楚老瘦弱的身体。敬佩之情油然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的最前线，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楚老就是其中一位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