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承亮
浙江社会科学 1999年11期
一、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沿革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70年代末，政治经济学教材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建立在苏联当时以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经济范式之上，强调纯粹、完全的计划，排斥市场，批判和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无疑，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苏联环境下产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理论。不可否认，《教科书》对于帮助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人员，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教科书》毕竟是在苏联当时特定的体制背景下形成的，涵盖的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性太少，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在50年代末出现了生产关系的“穷过渡”，以及随之而来的以“超前”的生产关系为依托的“大跃进”，极大地破坏和阻挠了生产的发展。经济生活的扭曲要求指导它的理论的变革，但是由于苏联模式对当时中国经济学家根深蒂固的影响，还不可能跳出《教科书》范式来创立一门立足于中国制度背景的政治经济学，以致于70年代后期进行教材建设和恢复教育秩序时，又不得不重新回过去采用苏联的《教科书》。总之，这时期的中国经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限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
第二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从实践上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依赖，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从理论前提、框架结构、研究方法各个方面对《教科书》范式进行挑战；同时也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开始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理论经济学出现了空前的活跃。但正如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开始的，理论经济学的活跃和不断突破也只是表现在非主流经济学上。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割断与《教科书》的脐带关系。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开始承认商品经济，提出要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但是仍然坚持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根本上否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由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对于不断突破的改革实践的滞后，从这一时期开始，名义上仍保持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已开始把主流经济学应起的实践指导功能让给了非主流经济理论。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初直到现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之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相对在此之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含糊的提法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由此带来了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大调整。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被写进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从单纯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开始部分转向研究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和个人行为；资本主义部分也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情况作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无疑，这相对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作为一门必须能够用于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来说，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指导能力。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理论的介绍仍停留在表面、浮光掠影式的描述，而对于这些理论与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怎样结合，结合过程中会发生哪些问题，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研究。或者说，它错误地把自身定位在对政策的解释和对市场经济基础知识的普及上，而没有起到对政策的理论指导作用。这是政治经济学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二是研究方法上片面地注重规范分析，从概念出发，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导致理论陷于抽象、枯燥，缺乏吸引力，而且容易使理论偏离社会经济生活，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三是理论上的封闭自守。九十年代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完全拒绝西方各种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但是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排斥，似乎借鉴了这些理论就会改变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不仅滞缓了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导致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落后于日益深入的改革实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系统，其精神实质是不断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更新、壮大自身。因此，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坚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弃。
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改革目标
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改革，这已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究竟怎样改，怎样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却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究竟还有没有意义？综合当前的各种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生产关系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理由依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即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仅仅是经济现象的表层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其下的深层次问题，政治经济学要揭示的是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也只能以生产关系为其唯一研究对象。第二类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后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以生产力为其研究对象。第三类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由国情来决定。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有两个：一是发展中的大国，二是体制转换中的大国。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既研究经济发展，又研究体制转换，即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
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先说第二类观点。这一观点无异于主张政治经济学向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化。众所周知，以制度既定为分析前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十年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军突起表明这种撇开制度因素来研究经济生活的分析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生产力（或经济运行），就无法避免这个缺陷。从现实经济实践对理论的需求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时期，这一状况还将持续多年，定位于研究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也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和指导。第三类观点很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从经济学的新综合角度看，无疑是最佳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存的现行课程结构中，这类观点无法解决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内容重复问题。以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同时也研究经济运行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对此进行借鉴，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内容的重复表述。
我们认为，改革后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必须以生产关系——制度为其研究对象。并不是出于第一种观点认为的研究对象“层次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主要以经济运行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在这个所谓“现象形态”的背后，也有它们的本质关系，即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与社会物质需要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关系本身是比社会关系“更本质”的，生产力是比生产关系“更本质”的。因此，很难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没有研究现象形态后面的本质关系。所以，以研究对象“层次不同”作为否认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经济运行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改革后的政治经济学应坚持以生产关系或曰制度为其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理由：1.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需要。一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就会立刻联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仿佛坚持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理解的表现。在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作一剖析。按照最一般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规律的科学。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社会经济生活的二重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也必然具有二重性，必须既研究物质生产活动——人与物的关系，又研究社会交往活动——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理论的抽象性使一种理论可以在假定其中一方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另一方面内容，这并不会影响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分析）。对不同方面关系的侧重产生了在既定制度前提下研究经济运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主要以制度为分析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者通过对特定制度下经济利益矛盾和矛盾运动趋势与结果的分析，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变量和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提出的一整套完整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成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思想源泉。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根本性的贡献”。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在于他分析得出的某些理论结论（因为结论往往带有历史的印迹），而在于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并用统一的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实证性地分析了这种决定性作用。由此回头来看长期冠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少有共同之处：它名义是研究生产关系，但并不是实证性地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只是根据某些理论假定推论出生产关系应该是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它否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利益矛盾的存在，否认了经济利益矛盾在经济变量决定过程中的作用，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会走入死胡同，原因并不在于它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在于它虽然名义上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使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空中楼阁。我们坚持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这并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我们就要坚持”。2.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互相补充，避免重复的需要。正如上面指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两重性要求指导它的经济理论也必须研究两重内容。时至今日，研究经济运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相当成熟，政治经济学想要在这方面再有突破而不产生重复是相当困难的。而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尽管在近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禀赋优势。而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这场全方位的体制变迁提供的丰富素材，又为中国经济学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制度经济学（泛指一切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下同）和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对这一方面研究的推进作出突破性的贡献。3.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也是我国改革实践对理论呼唤的结果。
至此，我们自然地导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目标：坚持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制度经济学和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成果，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能够切实用于指导中国制度变迁实践的纯粹经济学。
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改革
（一）体系结构上，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分割的体系结构向统一、完整的体系结构转变。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剖析资本主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为主线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批判商品经济、批判私有制、批判股份制、批判按资分配、批判竞争、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最后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增强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从而达到思想教育目的。二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这一基本原理。因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基本原理的阐述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演进规律过程中进行的（原理的阐述本应该是这一部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作用。但在其它作用的喧宾夺主下，这一作用似乎反而显得次要了）。三是通过前破后立为第二部分紧接着论述社会主义的种种优越性奠定了基础。这两部分前呼后应，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但是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的确立，使原来在资本主义部分遭到激烈批判的许多理论，如竞争、股份制、按要素分配等，陆续被写进了社会主义部分，从而完全破坏了前破后立的逻辑体系，导致前后两部分在许多内容上互相冲突，矛盾迭出。虽然改编后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许多地方对资本主义部分作了补充和修改，但是仍未、事实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是适合于一切阶级社会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读者不了解这一点，而教材又呈两部分分割的情况下，很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原理才会发挥作用，从而造成误导。而且，作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不应当承担思想教育功能的。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应删去单独成篇的资本主义部分，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严密、完整、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
（二）分析方法上，从以文字推理和规范分析为主转向以数理实证分析为主。
现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规范分析，从一个前提、概念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规范分析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其结论一般无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得到印证，因而也较少注意与现实的比较。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既缺乏现实的根基，又难以对现实提供有益的指导。实证分析回答的是“是什么”，它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结果都可以而且必须得到现实的验证。因此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这恰恰是我国的改革实践所必需的。而且从实证和规范的关系看，实证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在把握了“现实是什么”的条件下，才可能正确地回答“现实应该是什么”，也才能使规范分析的价值判断建立在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第二，从单纯的文字逻辑推理转向以数理分析为主。传统政治经济学在阐述问题时一般采用大段的文字进行描述和说明，极少借助现代数理分析方法。这常常使文章变得冗长、繁复。数理方法的引入可以使经济理论显得简洁、精练和美观。而且在数理化倾向日益强化的现代经济学发展趋势下，政治经济学对数理方法的引入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沟通。
第三，注重案例的研究。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门非实验科学，在理论正式被用来指导实践之前，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设立一个实验室来提前进行合理性检验。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的方式又常常伴随着高风险和高成本，而且很多事情不允许人们采取这种办法。案例研究便是对实验室实验的替代。通过案例研究，不断地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理论，也为理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提供了示范。在这个方面，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做得很差的。
（三）内容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的同时，借鉴吸收西方制度经济学和中国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时开始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经济理论，它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等无不可在古典经济学中找到相应的思想渊源。即使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马克思在对其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也从不忽略对其中合理之处的肯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开放性，在于不断吸收一切人类优秀科学成果来发展、壮大自己。因此，我们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济现象的同时，必须借鉴、吸收现有的制度分析方法和成果，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
四、新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安排
（一）导论
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意义。
（二）基础篇
阐述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为下面三篇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奠定方法论基础。本篇分成四个部分：1.商品和货币及其主要规律。2.货币资本化、工资、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3.资本的流通过程。4.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一般化。
（三）微观篇
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资本论》中有关企业理论的论述为基础，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成果，研究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本质和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设置及其发展、演化规律。本篇分成三个部分：1.企业的本质和界线。即什么是企业，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最佳规模点或者说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企业所有权的经济含义是什么？2.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即如何设计一种成本最小的激励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以确保信息的有效利用和代理人行为与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相容。3.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研究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外部市场（包括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对经理行为的制约以及后者对这种外部约束的反应。
（四）宏观篇
本篇旨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为主体内容，研究政府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以及国防、法律、税制、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本篇分成三个部分：1.政府理论。分析政府这一公共产品生产“机器”的组织和构成，以及政府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2.投票理论。包括投票规划、投票行为和投票悖论理论等。3.官员行为理论及对官员制度低效率状态的改进。
（五）制度篇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利益矛盾导致制度变迁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制度变迁的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和分析，探索当前中国体制背景下制度创新的动力和来源，分析、比较不同变革制度途径的成本和收益，为在实践中找出一条可能引起的利益冲突最小，从而也是成本最低的改革途径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介绍：林承亮，男，1975年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