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
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本文谈一谈：
坚持廉政
曾璧光由于其一贯坚持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贵州巡抚之要职。在这段时期内曾璧光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贵州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贵州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贵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
曾璧光在贵州巡抚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1”的人生理想的写照。（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真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这个也是一翻思想意识的历史。王阳明还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物有点争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上也有成就。所以说，凡是“三不朽”人物都有够三条，立德立功立言。他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大到治国、治军, 小到治家、修身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思考和学习。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有“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词章文字本身。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都把他作为人格偶像来崇拜。毛泽东有一次给信黎锦熙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就是近代的人对我来讲，最佩服的人就是曾文公了，就是曾文公。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说：“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有人用对联总结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璧光说，我是一介儒生，我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三不朽”。
一、兴利除弊。规范与建设黔吏治
贵州战乱频繁百废待举之状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乃为首要任务。但地方官吏作风建设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时官场之中朋比结纳、馈送请托拉关系之风盛行贵州地区。为了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与矛盾，清朝政权执掌者将于成龙从直隶调至两江。
据《清黔实录》记载同治六年二月癸卯年月日“升直隶巡抚曾璧光为贵州巡抚，光绪元年八月曾璧光病逝于任上。这短短的九年时间，是曾璧光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虽然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但治事益愈发小心甚至达到事必躬亲的地步“凡奏折文议稿皆自写自批”。怀着谨慎的态度秉承一贯的做法。曾璧光对贵州地区自上而下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整顿与革新。吏治整顿一直是曾璧光关注的焦点。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曾璧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曾璧光上任贵州巡抚伊始便微服深入民间微服调查。面对“州县各官厉民积弊处处皆然的状况他也不禁感叹”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
近年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吏员们越来越坏何时止乎”。毕竟官场吏治的腐败自国家机器形成以来，一直是历朝历代普遍而长久的难题。然作为治官之领导，并出于自己对此现象的深恶痛绝，曾璧光不得不大力着手整治首当其冲的便是禁“馈赠”之风。针对“官员生辰、令节（元旦、春节等）、到任（官员到职上任）、署印、（代理官职。旧时官印最重要，同于官位，故名）卸事自下而上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等差，盈千累百。
曾璧光提出学习于成龙○1精神：“为正义之事不避危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从政态度”；“勇于任事、开拓创新的为官品质”；“刻苦“以上率下，以正治政”“打铁还需自身硬”、“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的人格风范。
二、于成龙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1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
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城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清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当地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一片哭号，依依不舍，相送数十里。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
作为清代社会优秀官员的代表，在清朝一代具有重要影响。康熙帝曾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人臣之标准”、“天下廉吏第一”等等，确非溢美之辞。近年来，歌颂于成龙的影视、戏剧在全国热播和上演，最近上海京剧院的《廉吏于成龙》在山西的激情演绎，都充分说明，虽然三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但是，于成龙精神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举凡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必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表者，与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于成龙精神集中体现了民族传统美德和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联系当前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的时代要求，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着重从四方面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为正义之事不避危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
于成龙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这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在持续加剧中走向尖锐化。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看，明末统治集团在全面腐败中迅速走向全面腐朽，社会黑暗无以复加，农民大起义的风暴风起云涌，最终在农民造反的烈火中埋葬了朱明王朝。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看，明
末统治者内外交困，在辽东与后金（崇祯9年改国号大清）持续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最后全面崩溃，由新兴的大清实现了社会的改朝换代。
作为一介布衣的于成龙，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剧痛与剧变的特殊年代并走向成熟。他自幼过着艰苦的耕读生活，曾在本州和省城刻苦攻读，也曾为生计下窑挖煤。长期社会动荡和下层社会的磨炼，使他的学习和思想能紧密联系实际，关注社会民生，推崇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形成了“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的学习态度，在修身齐家的艰苦生活中，心底始终涌动着一种匡扶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他在明末和清初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时局纷扰和科场腐败，只在明崇祯12年取得一个副榜贡生的功名，这使他不得一酬鸿图壮志。
顺治末年，随着清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清廷亟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基层政权，遂放宽政策多方延揽人才，选派明末有一定功名的人士到新攻占的地方任职，这就为于成龙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遇。面对这迟来的机遇，于成龙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是民族观念的压力。即儒家学说中“夏夷君臣之辨”的观念，为异族统治者服务是否违背了儒家的忠孝节义观；二是社会风险的压力。所去的南方县份既偏远落后，又战乱未止，在一般人看来，基本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何谈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三是家庭责任的压力。当时于成龙已44岁了，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家庭尚属温饱，正宜阖家团圆安享太平生活，而背井离乡，蹈险履危，智者所不为也。因此，当他揭选（以抽签方式）为广西罗城知县后，竟然“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自觉面目可憎”；已做官的同年学友也“慷慨仗义，反复开明粤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龙家食尚可资给，力劝勿往，以缴凭（辞职）为高见”。面对大家的一致反对，于成龙没有动摇，“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为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而奋斗的人生归宿。应当指出，这一选择与他同时期持反清复明态度的思想家顾亭林先生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殊途而同归的。赴任前与学友辞行，他说：“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毋昧天理良心四字！”朴实的语言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知识分子位卑未取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情怀。
四、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从政态度
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政态度，是于成龙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其做官后的必然表现，是以“忠君爱民”为核心的封建时代政治伦理为支撑的。于成龙的官民观、政绩观以及廉政观，体现了其时代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他强调官员必须从“诚”字出发，重官德、养[廉耻]，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件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秉持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于成龙从顺治18年出仕至康熙23年病卒任上，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无论官职大小、身处何时何地，面对何事何人，都能从真诚关心百姓、切实改善民生的
强烈责任感出发，敢于直面突出矛盾，敢于触及难点热点，敢为别人所不敢为不愿为，而决不因循推诿、明哲保身，其诚心实政、勇于负责的为政态度突出鲜明，一以贯之。
顺治18年，于成龙初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作为民族地区，当时不仅经济社会落后，且迭经20年战争摧残。因局势未稳，盗贼横行，清廷此前派去的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逃亡，后派的再不敢赴任。整个县境荒草蔽野，劫后余生的百姓避居岩谷，县城内一片废墟，只有居民六家、草房数间，县衙也是三间破茅屋。如此险恶的环境，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与他先后来到的九名随从不久即四死五逃。困境中的于成龙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毛头赤脚”与百姓打成一片，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针对杀掠成风的社会治安问题，针对地方大户挑动民族仇杀、不听号令的问题，针对发展经济中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整顿治安、恢复生产、民族和睦的举措。县境内初步安定后，又着力于解决邻县豪强经常入境抢掠的突出问题。在上报请示柳州府迟迟无果的情况下，他从“身为父母而可使子女遭殃乎”的责任感出发，又甘冒触犯“未奉命而专征，功成也在不赦之条”法令的严重后果，决心“奋不顾身，为民而死”，果断组织乡民练兵，并大造声势，声称要亲率前往征讨剿杀。在强力震慑下，邻县豪强只得前来“乞恩讲和，抢掳男女、牛只尽行退还”。事后，上司从当时社会亟需稳定、恢复生产的实际出发，并没有怪罪他，“反厌各州县之请兵不已、报盗不休为多事也”。这样，又为罗城医治战乱创伤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三年时间，就使罗城这个广西遭战争破坏最重的县，呈现了“时和年丰、官民亲睦”的新气象，被树为全省治理的样板县。
到康熙19年，于成龙已升任直隶巡抚。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他上任伊始，即着力解决了直隶宣化府民众长期“包纳荒粮”的热点难点问题，依然体现了他为民请命、决不因循苟且的为政态度。由于多年前永定河洪水泛滥，造成宣化府数县区大片良田遭水冲沙压后，成为不毛之地，而失地农民却仍然承担着原有的沉重赋额。百姓多年“包粮为累”，地方官因关切“考成”（政绩考核）催征不误。前任巡抚曾于康熙14年上疏清廷请求蠲免（免除[租税、罚款、劳役等），户部却以“历年钱粮俱系报完，不系未完拖欠”为由驳回。于成龙在组织人员迅速勘明确实亩数后，再次上疏清廷请免。他痛切陈词：“查粮从地出，地既积荒而历年钱粮仍报全完者，是皆小民竭尽脂膏以包赔也！臣思民之有地，原籍所产以资生；今地荒而粮存，不特无以资生，而且以为害也。边缴穷黎，绵力几何，奚堪永远包赔? 此数处之荒粮一日不除，则数处之民生一日不遂！”户部虽仍以“事关永镯钱粮，不便遽议”驳回，但最终得到康熙帝的支持，清廷遂准“其（康熙）二十年为始照数豁免”所有水冲沙压地共1800余顷的钱粮正赋。
于成龙为官各地，只要是符民意、顺民心、关切民生利益的事，都能做到实心实意、立说立行，心无羁绊、全力以赴。其诚心实政的精神，为我们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提供了历史文化相契合的照映。
五、勇于任事、开拓创新的为官品质
在于成龙的施政实践中，秉持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政态度，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魄力，这在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敷衍塞责的封建官场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清朝初年，官员尤其是汉族基层官员要做事和做成事的环境十分恶劣。一方面清廷在政治上强化束缚。清朝既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族官员和百姓极为防范，颁布了诸多严刑峻法以防不测，“未奉命而专征”是杀头的罪名即属此类，造成地方官不能为和不敢为；另一方面清廷在经济上竭泽而渔。长期战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百废待兴，已使地方治理积重难返，清廷还把严重的财政困难转嫁地方，采取加重正赋和“法外诛求”等被于成龙斥之为“敲骨吸髓”的种种手段巧取豪夺，也成为地方官员难有作为的又一制度性原因。因此，对有位就要有为的于成龙来说，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既是他全力以赴的使命，也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对责任和风险，于成龙总是从造福社会苍生出发，凡认准了的，就不计个人荣辱毁誉，重实际，讲真话，求实效，抓落实，即使逾越朝廷规矩、获罪上司也在所不辞。对于一些具体制度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胆突破，始终保持了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
在罗城任上，针对广西战后“丁少民贫”、群众负担深重的实际，他坚持不懈致力于“疏盐引”，带头多次上疏呼吁，要求改革按明朝户籍人口数强行摊销食盐的盐政制度，终于使清廷于康熙3年在广西实行了按实际人口数派销食盐的“区划户口食盐之法”，使广西的巨额盐引数减去三分之二，罗城减少了四分之三。之后，又针对官商勾结造成盐价“踊贵”，导致“民贫愈不可支”的问题要求上司“早为变计”，提出了实质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便流商”的建议。
康熙6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但此时作为明末清初战乱的重灾区，大批人口死伤逃亡，造成大量良田弃荒，合州加上3个属县，合计只有人口100余户。于成龙目睹地方荒残，确定以“招民垦荒”为急务。为了解决流民招不来和留不住的突出矛盾，于成龙深入调查、殚精竭虑，确定从产权问题入手，果断地提出和推行了对无主房屋田产“凡一插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政策，先于清廷康熙22年（1683年）颁布的“禁止原主认业”的法令15年，使合州迅速出现了流民集聚、安居乐业的新局面。在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基于自己长期基层工作的深切体会，他对清廷严苛的干部考核制度（即考成制，其中有类似官员考核一票否决的规定）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和人才培养，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使然也”，从而使“远大之器，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多次上疏康熙帝举荐人才，请求破格擢用，使不少清廉有为的基层官员得到提拔重用。正是由于他具有求真务实、敢担风险的为政胆识，勇于突破各种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才使他在各地的施政实践中不同凡响、多有建树，曾先后在罗城、黄州、福建任上三次被荐举为“卓异”（清代考核官员的制度，清廉和才能优异者），并最终得到康熙帝的器重，从而在清初窒息的官场政治中不被湮没而终成一代名臣。于成龙锐意进取的精神，与我们现在倡导的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要求是内在一致的。
六、刻苦廉洁、正以率下的人格风范
在于成龙看来，报效朝廷在于造福黎民，忠君必然体现为爱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高度一致的。而这种坚持在理念与行为割裂、对上与对下错位的封建官场，既使他饱尝了宦海冷暖，也升华了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执政爱民、一身浩然正气的清官风范。
于成龙刻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始终如一，毫无虚饰。在罗城六年，他布衣草鞋，把自己完全融入当地民众之中。个人生活是“日食一餐或两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官民礼。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也不用筷箸”。康熙2年，于成龙前往省会桂林参与广西“乡试”大典，只身穿着一件旧官袍，其“敝衣垢缕”的形象，在“美服盛饰，兼从姣好”的众同僚中显得格外寒酸，竟受到奚落。
康熙6年(1667年) ，他升四川合州知州离开罗城时，却窘迫到没有赴任的路费。临别罗城，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康熙8年(1669年) ，于成龙升任湖广黄州府同知，虽然环境改善了，但他决心“益励前操，至死不变”。面对地方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于成龙总是昼思夜省，忧心如焚，除迅速上疏请蠲请赈为民请命外，还谆谆劝导富户“大施侧隐”，解囊相助。自己则率先垂范，常年以粗糠野菜裹腹，把节省的薪俸和口粮救济灾民，甚至焦急无措时把仅剩的一匹自己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白金（白银）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当地群众赞颂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即使他后来居封疆之位，也仍是“布衣蔬食，半茹糠秕”, “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 江南民众因之亲切称呼其为“于青菜”。据载，当于成龙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南京）市场粗布价格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康熙23年（1684年），于成龙病逝于任上，人们在他的寝室看到的只是“青灯布幔，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成龙勤政爱民的为官品质和清正耿介的人格魅力，是超越了一般清官意义的。康熙前期，正处于清统治巩固和发展的奠基时期。然而，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及统治阶级的贪婪性，使清王朝在定鼎之初就出现了严重的吏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康熙19年，历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斗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励精图治的康熙帝既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把“澄述吏治、安定民生”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要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廉正直、莅事忠勤的于成龙就被选树为其推行治国方略的一面旗帜，而为康熙帝寄重“以风有位”（表率群臣）。康熙19年和21年，康熙帝先后“简任”（皇帝提名）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直隶亦称京畿，是清代政治中心，所谓“首善之区”；两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是当时全国最大行政区域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正是在康熙帝的信赖下，年逾花甲的于成龙以其崇高的社会名望、丰富的施政经验，以及正以率下的一贯作风，鞠躬尽瘁肩起皇上托付的“艰大之任”。
总督、巡抚所谓封疆大吏，亦称“治官之官”。在任低级的“亲民之官”时，于成龙就屡屡向上司建言：“贪酷者，害民害政之本”，强调统治者要时刻以“察吏安民为念”，“以一夫不获曰予之辜，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邦致政之本”。此时的于成龙身膺重寄，必然把身体力行康熙“澄述吏治、安定民生”的治国方略，贯彻到他“察吏安民”的施政实践中。康熙19年前后，直隶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于成龙赴任后，即深入各灾区组织抗灾赈灾工作，并结合救灾了解民情、考察官员，旗帜鲜明地向各属申明自己的履任，将“倦倦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围绕察吏安民的主题，雷厉风行地发出了一系列通告。如：针对吏治腐败，发出了《严禁馈送檄》（馈送指送礼行贿）、《饬查劣员檄》、《严禁奢靡檄》；针对民生问题，发出了《严禁火耗檄》、《严禁冒灾檄》（冒灾指侵吞赈灾粮款）、《严禁略买檄》（略买指旗人拐买人口为奴）；针对社会风气，发出了《驱逐流娼檄》、《严禁赌博谕》等等。其中，在针对买官卖官、贿赂盛行发出的《严禁馈送檄》中，他把向他“公然开具手本（礼单）呈送中秋节礼”的大名知县通报全省，惩一儆百，严禁各级官员利用节令“私相馈献”和贿赂京官的“过路送礼”。
康熙21年（1682年），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下车伊始，即从调查研究入手问政于民：一是微服私访社情民意，由于传闻他素好“微行”，“墨吏日数十惊，见白髯伟驱者辄心胆落”；二是总督府“重门洞开”，反映问题的官员和平民可“直入寝室”，而贿赂请托者虽地方名绅大吏也“罔敢以片言陈情”；三是鉴于“两江幅员辽阔，一时耳目难周”，直接行文至三省基层府州县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利于官而不便于民；或利所当兴，虑阻挠于势要；或弊所当革，苦积习之因循，其最关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该府暨州县务须明白指陈，径行详报。本部院虚衷采择，极力奉行。毋得假公济私，舍大言小，浮词摭拾，徒烦披阅，并不许由司、道、府转详，致滋格碍。”随着调研的深入，于成龙痛感两江地区“吏治日坏如倒狂澜，何时止乎！”他迅速理清思路，推出举措，以“兴利除弊”总揽全局，“振纲饬纪、移风易俗”两手并举，把治理腐败和改善民生作为着力点。在他颁布的《兴利除弊约》中，突出反腐倡廉，仍然把“严禁馈送”作为首要内容。其辞风格犀利，直面问题：“从来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极繁多而取之能廉洁者也。本部院访得两江官员专事弥缝、唯尚交际，司、道、厅，府、州、县，生辰、节令，到任署印、卸印，自上而下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差等，盈千累万，目为旧规。于是官评之贤否，吏治之勤拙，俱不可问！且此等馈送不出于钱粮之加征、火耗，则出于词讼之婪取、赃私。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结纳，民生何以得遂，物力何以得阜也？本部院下车，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之馈送！”从“朝廷设官皆为治民，而亲民者莫若州县”的实际出发，他特地制定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重点对州县基层官员提出了勤抚恤、绝贿赂、慎刑法、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等六项基本要求。
可以看到，垂暮之年的于成龙在直隶和两江继续保持了耿介清正、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在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驱使下，围绕兴利除弊、察吏安民的推行，
他夙兴夜寐，不遗余力，“凡所兴罢，次第举行”，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他举轻若重、言出必行的施政风格；同时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举优劾贪，宽严并用，又充分展现了他举轻若重的细致工作方法。时人评论他：“爱民如慈母，察吏如严师„„下车之日，属僚凛凛，人不自保。而公则先以宽大示之，谓前此劣迹，各宜痛自湔洗；今后官箴，慎勿再蹈前辙。倘有败检，白简（弹劾）无私，莫冀姑息也。属吏又喜出望外，然已不寒而栗，由是转贪官为廉能、化酷吏为循良者甚众”。在封建时代，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贵在得人。对于成龙矢心吏治整顿，使直隶和两江出现“官吏望风改操”的绩效，康熙大为首肯，称赞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慨叹“朕独不得尽如于卿者而用之尔，宁忧百姓哉！”于成龙逝世后，“天子震悼，祭恤有加”，康熙帝亲自题写碑文并派员两次致祭，祭文盛赞于成龙在直隶“抚字唯勤，苞苴（贿赂）尽绝”；在两江“驭下则大革贪风，励已则寒同儒素”。御制碑文称：“尔于成龙秉心朴直，莅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为尤著。以故累加特擢，皆朕亲裁。盖拔自庶官之中，受节钺之任，尔能坚守夙操，无间初衷„„朕俯合舆情，褒载劲节，既考名符实，谥曰“清端”。
同年11月，康熙帝南巡到江宁，通过“博采舆评”，充分肯定“于成龙居官清正，为古今廉吏第一！”于成龙廉洁清正的精神，对于当前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作用。
凡论及清官和清官文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清官及清官文化现象，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之中，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具有时代局限性。实为肤泛之论。概而言之，有史以来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种稳定系统，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是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也是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制度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从这一合理性意义出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其一，清官文化是封建时代以清官为代表的廉政文化，它适应了“人治”社会对“德治”的要求，是中华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人治”社会不是没有“法治”，而“法治”社会更不能缺乏“德治”，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任重道远，必须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其三，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走向法治无疑为官员的清廉有为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但法律和制度是靠人执行的，如果公务人员缺乏对道德的敬畏和践行，法治社会也无法避免腐败。因此，学习借鉴以于成龙为代表的清官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都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