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06 | 作者：马建标 | 编辑：弓三丸 |
用已故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话说，“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同样，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别国”，才能确立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自然，这里所谓的“别国”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在世界近代史上，日本由于在19世纪60年代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又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晚清帝国。从此，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竞争状态，日本为推行其大陆扩张政策，弱势的中国时刻处于被侵略的险境。因此，近代中日两国的竞争表现为一种“侵略与反抗”的模式。任何竞争和冲突只能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上的实体之间。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比如，一支足球队视另一支足球队为对手，但不会视一支曲棍球队为对手。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会感到另一个大学的历史系是对手，跟它争夺师资、生源和学术威望，但它与本校物理系不会有这类问题，尽管也许在本校经费分配上有矛盾。
中国在古代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都深受儒家文明的熏陶。只是，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以后，不仅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很快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中日两国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尽管日本日益比中国强大，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从内心真正认同日本比中国“强”。自晚清以降，中国士人在羡慕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历史时，在其潜意识中仍摆脱不了对日本的鄙夷，表现出一种既仰慕又贬低的矛盾心态。如晚清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冯桂芬说，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在称呼日本时，晚清时人多称之为“海东小国”、“弹丸之地”等等。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士人对日本的看法又是不断变化的。其中，梁启超的日本观可谓一个另类，他在甲午以后一度认为“日本与我国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偕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日本的“侵略性”是有相当警惕的。崔国因说，“亚洲各国，中、俄、日本比邻，而俄人好兼并，日本亦效之，俄之强也固不资辅车之依，日本亦复夜郎自大”，又说，“日本与中国为邻，不知辅车相依之义，而为同室操戈之谋，台湾、琉球其明征也”。薛福成指出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和”与“战”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他说“自今以后，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上述晚清人士的对日本的看法，证明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作为中国的“敌国”的判断，与191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日本的判断，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连续性。
五四学生秉承了晚清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救亡与启蒙传统，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国民的劣根性，所谓国民的劣根性，如恽代英指出的那样，“国民彼此无信用可言，国民无处群能力”。基于这一判断，五四学生认为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首先就要改造国民性，向国民灌输现代主权国家观念，萌生爱国之心。此外，五四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亦认为唤醒国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因此，对五四学生而言，寻找到一种唤醒国民的便捷手段，就显得格外紧迫而重要了。五四学生在反对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唤醒国民的手段，即通过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如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历史，山东问题的来历，举行国耻纪念，使国民意识到中国的亡国危机，来激发国民的国家意识。简言之，五四学生通过演说，不断地唤醒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在广大国民心中塑造一个想象的敌国——日本，以此来凝固国民的团结力。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对广大国民进行爱国情感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颇为流行。至于其价值，余家菊说：“民族意识，不但对外有抗衡的功用，而对内亦有融合的妙处。一个民族若不自知为一体，或互相漠视，这个民族之内部必定难得均齐的进步，甚至失其和谐关系，甚至互相残杀。”所以，五四学生反日运动，也是一次唤醒国民国家观念的启蒙运动。反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至于反日给日本造成多大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
近代日本之于中国，作为一个“敌国”的存在，对于确立国人的自我国家认同和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意识自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另外日本与中国又有文化上的相同之处，日本人也与中国人都属黄种人，是为“同文同种”，这种相似性，也是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产生的一个刺激因素。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余家菊认为：国家虽然是一种事实，但是并非通过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而必须用“智力作为一种综合的体会，使它形成一个观念才能感到”。国家观念产生的基本条件有二：其一是“异国之对立”，即必先有外国的观念，然后诞生本国的观念；其二指事实上的相同，只有事实上有若干相同之点，才能产生同类意识。
事实上，那些仇日情绪特别强烈的人士，往往是留日学生群体。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留日学生多与其留学国——第二故乡为敌，投身于排日和抗日运动；最大的原因是他们留日时，早就看穿日本侵略的野心。”1919年5月8日，留日学生出身的张继、何天炯、戴季陶发表《告日本国民书》，从近代中日历史事实出发，认定“日本扩张其政治经济的势力与朝鲜、满洲、蒙古及中国本部，为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告日本国民书》指出：“中国与日本有特殊之历史及地理关系。故两国之国家及国民，当然有亲睦之素质及必要。然而数十年来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
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名发起人，除王光祈和周太玄外，其余五人曾琦、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李大钊，皆为留日学生出身。显然，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与他们有感于日本侵略中国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有关。李璜在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缘由时，说道：
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要在最早做基础准备工夫……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
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各种救国之道，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少年中国”，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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