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也是法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范式。法国学派形成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早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一批法国学者的研究勾勒出了比较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一般公认法国学派的主要代表有布吕纳介（Brunetiere）、戴克斯特（JosephTexte）、巴登斯伯格（F.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VanTieghem），卡雷（Jean-MarieCarré）和基亚（M.F.Guyard）等人。
“影响”的观念被梵·第根标举为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心，[1]连德裔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几十年后也承认“影响应该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2]。对影响的研究应运而生；然而，归在法国学派名下的诸学者并不只做影响研究（梵·第根提到过较为“物质”性的文体学和主题学研究，卡雷和基亚则开创出“形象学”研究）。即便如此，影响研究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和典范性的研究范式，俨然成为了法国学派的标志。
第一节?影响研究的理论表述和分类
一、梵·第根对影响研究的描述和细分
影响研究代表性的理论表述，出自梵·第根。他于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具体论述了比较文学的性质、方法和范围。全书共分为“导言：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第一部：比较文学之形成与发展”、“第二部：比较文学之方法与成绩”、“第三部：一般文学（今通称'总体文学’）”四部分。在该书第二部分，梵·第根把影响研究的任务规定为刻画影响的“经过路线”。
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界限之外这件事实。[3]
由此可见，做比较文学研究旨在追踪影响的路线，穷根究底。“刻画”这个动词用得很妙，有力度感，它喻示出“影响研究”的方法不是平铺直叙，必须既描述现象，又深刻说明前因后果。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影响的“经过路线”，就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梵·第根解释道：“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的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传递者’。一个国家的'接受者’在另一个说起来往往担当着'传递者’的任务。”[4]
根据梵·第根的描述，我们可以简单地图示出这个影响的“经过路线”。
图一?影响的经过路线
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简单、直线条的影响路线图，也是做理论说明时抽绎出的线性影响路线图。当实际的文学影响发生时，情况往往比此图复杂得多，影响的实际路线图也枝蔓丛生，绝不可能是直线式。
“经过路线”有三个立足点：放送者、媒介、接受者。根据立足点或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梵·第根把影响研究细分为三类：“如果他是置身在放送者的观点上的，他可以研究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种全国文学（今多译为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在外国的'成功’、它们在那儿所生的'影响’，以及在那儿以它们为模范的各种模仿（在这些种种不同的表现之间，本位是在放送者那里的）；如果他是置身在接受者的观点上的，那么他便要去探讨一位作家或一件作品的可以任意变化的'源流’，而这时本位便在接受者那面了。最后，他会碰到那些促进影响之转移的'媒介者’；那时每个主题的本位便在传递者那里了。”[5]梵·第根称影响研究名下的这三种研究分别为：“誉舆学”，“源流学”（今通称“渊源学”），“中介学”（今通称“媒介学”）。
1.什么是誉舆学？
“誉舆学”（Dox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sóea“舆论”、“名誉”，“事关一位作家或多位作家的声名，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意见”，誉舆学就是从放送者的角度研究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一种文体、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他国的成功、声誉和影响。[6]这些影响大致可分为集团的影响和个体的影响。集团的影响是指一国文学，一个文学派别（或文学团体），一种文体对他国的文学、文学派别、文体之影响，如15—16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初期交往和接触。个体的影响是指一位作者对另一位作者、一个集团、一个派别之影响，可以从文体、心智和思想情感、气质、文学技巧等方面着手。譬如莫里哀对后世喜剧诗人的影响就可从戏剧场面、人物性格、喜剧技巧、人生哲学等多个角度挖掘。
各种不同的文学影响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甄别。有些作家是透过“他们的精神和智识的人格”，透过他们的特殊气质发挥影响，如卢梭的雄辩、热情、对人类的爱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因“技术上的”影响成为他们所创造或改良的文体、艺术形式的大师，像高乃依和拉辛经典的悲剧形式和风格，弥尔顿气势恢宏的基督教史诗，司各特风靡全欧的历史小说。此外影响的种类还有“题材”、“主题”的影响和假借，某种思想的放送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一些作家开拓的新领域流行于世等，不一而足。基亚将多种多样的影响简洁归纳为个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题材和背景方面的影响，亦可一观。[7]
凡是“可以用本国文学的影响来解释，可以用外表或个人的环境来解释，可以用接受者作家的气质和艺术之自然的发展来解释的东西”，就不能算作是外国影响。[8]誉舆学往往会涉及文学的传播、翻译、流传、成功、争论、假借和模仿，这些环节反映出一位作家或作品在外国的际遇，而真正的影响常常微妙而复杂，充满变化。基亚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需要把'传播’、'摹仿’、'成功’与'影响’都仔细区别开来。一本'畅销’书是一本成功的书，但它的文学影响却可能等于零。马拉美的诗传播的范围并不广，但它启发了相当多的外国作家。研究一部作品的传播、模仿和成功情况是一件需要耐性和方法的工作，识别一种影响更是一件细致的工作。”[9]文学作品比较中有些表面的类似，一眼看去好像是从一种外国文学的影响而来，可是一深入探讨，就绝对不然了。譬如说，从都德写下《小东西》开始，人们总以为他是狄更斯的模仿者，可都德却不断否认他曾读过狄更斯，那么事实就是他没有受到狄更斯的影响。有些接受了某种影响的作家融会贯通变换了一种面目，只依靠对作家作品外部皮毛的了解难以察觉出影响的过程，但沉入作品深处却可以揭示这种影响。欧洲启蒙时期的口号之一就是反神权，而歌德亦是拒绝天主教会的异教徒。然而，无论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以维特在圣诞前夜殉情影射耶稣的受难，以成就市民的受难史，还是《浮士德》“天堂序幕”对《圣经·约伯记》的化用，尾声天堂景象的宗教剧框架，谁能说歌德不是天主教和《圣经》的另类精神子嗣？他的文学作品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宗教语言，透露出其复杂难断的“世俗的宗教虔诚”。[10]
2.什么是渊源学？
“渊源学”（Crén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χρηνη“源流”，是从接受者出发去找寻放送者。[11]渊源可能始自一次国外旅行获得的一种视觉或听觉上的“印象”，歌德的意大利之行无疑是他的古典主义转向的渊源之一，而斯塔尔夫人的两次德国之旅的结晶便是《论德国》的面世。但是“印象”的渊源很难追索。从渊源的方式看，梵·第根把渊源主要分为“口传的源流”和“笔述的源流”。口传的源流可能是某一个听到的故事，某一番谈话，它们可能构成一个作家某篇文章、某部书，甚或是全部著作的基础。田园歌谣、家族传统、偶然听来的故事，这些口传逸闻是许多想象作品的源头。文人间的谈话和文学辩论常常也是促发某些文学现象的先机。然而，口传的渊源难以留存，也不便确定其印迹。笔述的渊源则易于留存下来，所以它们也是被研究得最多最勤的。作家的著述、日记、游记、书信乃至作家的藏书目录、读书卡片、发表作品的报刊杂志等见诸于文字的东西，都可能隐藏着某种渊源关系。
就渊源的性质和范围而言，可以是局部的、细微的“孤立的源流”，如考证一件作品的主题、题材、局面、细节、思想在另一国文学中的根源，也可以是幅员更广阔的、更一般的“集体的源流”，如以一位强有力而独创的天才作家为中心点，探讨他得益于外国的一切的“圆形的”研究。[12]
梵·第根没有特别论及影响的接受者变化与创新的问题，但对接受者的创造性变化的研究实则成为整个影响路线的研究之重，不可不谈。对此问题，韦斯坦因的话弥足谨记：
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与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Inmostcases，atanyrate，thereisnodirectlendingorborrowing，andinstancesofliteralimitationareprobablyrarerthanmoreorlesscreativetransmutations.）[13]
“创造性的转变”一词足以说明，“影响”不如说是与模仿、变异相伴相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愈来愈强调接受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改变（甚至颠覆）影响轨迹时发挥的作用。从筛选、接受、模仿、过滤、误读、误释、转变到叛逆的过程，与其说是某种影响的力量单方面的流入，不如说是此时此地的接受者在与这种影响力博弈。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把影响的焦虑视为一种强烈误读行为，一种名为“误释”的创造性解读，一种后辈与前代强力诗人的殊死竞争，何尝不是从接受者角度有力地揭示出“创造性的转变”。[14]美国的新诗运动由庞德发风气之先，在1915年左右不少美国新诗人受中国古典诗“零度风格”、“化简诗学”的影响，离开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但是，深刻受到东方诗歌影响并从中找到自己的诗歌声音的庞德由此开创出的是充满“现代意识”的新诗，以中国旧诗的传统性来反传统，以保守性来表达现代的激进思想，这是流传的畸变，亦是“创造性的转变”。[15]
3.什么是媒介学和译介学？
“媒介学”（Mesologie）语源出自希腊文Meoos“居间者”，它旨在研究使一种外国文学的著作、思想和形式被另一个国家采纳并传播的那些“媒介者”。[16]梵·第根举出了三种媒介：个人媒介，社会环境媒介，书籍媒介。
个人媒介主要指接受国中的某些个人，将外国作品或作家传播到本国。放送国中的个人媒介相对少一些，那些定居在外国或长期寄寓在外国的人，较少把本国的文学介绍到外国去。常常还有第三国的一些文人墨客扮演着“传递者”的角色，这些人往往住在介乎两国之间的国家，通晓数种语言，有无国境论的气质。
社会环境媒介通常包括同仁集团和圈子，文学社团，沙龙，宫廷，以文学杂志为中心的会社等，它们往往聚集了一批趣味相投之士，通过他们移植或传播某些外国作品。德国耶拿浪漫派圈子中的施莱格尔兄弟；蒂克醉心于莎士比亚，充满热忱地不断翻译莎士比亚。法国的沙龙文化在17—18世纪异常发达，涌现出不少招待四方宾客，融化国族分歧，推进外国文学时尚的著名贵妇人沙龙。
书籍媒介分为两种：批评文字和译本，它们可以说是研究者最为看重的“传递者”。批评文字主要见诸那些研究外国作家的书籍、小册子和定期刊物、报章杂志。翻译是传播的必要工具，而译本的研究是比较文学大部分工作必不可少的大前提。翻译的情况千殊万类，有节译、全译、转译、复译、直译、意译等，译本因此也殊为不同。翻译选择的版本、采纳的翻译方式、译入语雅俗的分寸拿捏、支配翻译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等等，都是译本研究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从而也左右着研究者对于译本作为影响路线的传递者的评判。寒山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不是被推崇的唐代重要诗人，但由于美国诗人史耐德（GarySnyder）翻译的24首寒山诗被收入重要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寒山诗在美国成为文学经典，个中缘由不仅是史耐德采用了别具一格的译法（如译诗采用汉化句式：“杳杳寒山道”译为roughanddark-theColdMoutaintrail），而且，翻译中寒山被塑造的“桦皮为冠，布裘破敝”的形象，符合和满足了美国50—60年代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梦想，成为“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们渴望和模仿的典范。[17]
当前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对翻译的研究早已溢出了影响研究之“媒介学”的框定，发展成为颇为独立且势头强劲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18]一方面，由于语言本体论的兴起，海德格尔、本雅明等哲学家对翻译的论述，使得翻译仅仅作为一种忠实于转述源语文本之工具的命题从理论上被颠覆了；另一方面，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传播、文化研究在理论界的渗透以及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热销，使得语言学转向的翻译研究又发生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或翻译学（translatology）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苏珊·巴斯奈特甚至认为应该把翻译研究作为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作为从属的学科。尽管如此，通常的影响研究在刻画影响路线时，仍需在译本作为传递者这个环节作出清晰精准的考据和辨析。换句话说，“译介学”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罢了。
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是为了学理说明的便利人为地将影响研究做了细分。实际的影响研究很可能是三者高度整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出清一色的誉舆学，清一色的渊源学，清一色的媒介学。偏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恐怕无法刻画出完整的影响经过路线，无法深刻说明影响现象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下节的案例分析可说明这一点）。就这一点而言，梵·第根所说的“应该把'放送者’、'接受者’或甚至'传递者’的这些因子隔绝，以便个别地去探讨它们，并确切而有范围地证明那些影响或假借”，[19]有点过于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了。
二、影响研究的特点以及对其的反思
法国学派不只提出了影响研究的理论设想，还以一系列出色的实际研究捍卫了影响研究，如戴克斯特的博士论文《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梵·第根的《莪相在法国》、《莎士比亚在欧洲大陆》，巴登斯伯格的《歌德在法国》。综合梵·第根和其他法国学者的影响研究观念，可将法国影响研究的一般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影响研究的对象（即所刻画的影响“经过路线”）必须是历史上实际发生了的事实，此即卡雷所言必有“事实联系”（factuallinks）。在文学领域，这就意味着一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学关系、文学交流和影响渊源的事实。那些没有发生的，于史无据的文学联系，不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
第二，影响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取向，主张搜集和占有尽可能多的事实材料，放弃美学上的价值判断。[20]具体的做法是，法国比较文学者把文学的影响分成“接受影响”（gift-receivinginfluence）和“施加影响”（gift-givinginfluence），孜孜不倦地考证其中精确的原因与结果。这种材料挂帅、因果阐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得在于其以事实说话，论证确凿有据，失在于过于拘泥于表面的事实，裹足于文学之外延，无意也无力对作品或现象做深层的义理剖析和价值评判。
第三，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认识和发展法国文学本身，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法国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关系。比较文学中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动机，美国学者韦勒克犀利地讥评为“记文化账的怪诞体系”[21]。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逐渐成熟的。法国的影响研究特点鲜明，也因其鲜明特点而暴露出明显的缺陷，但是，影响的文学事实始终未曾湮灭，影响研究也并未因其缺陷化为历史陈迹烟消云散。因为刻画影响经过路线的清晰思路，以及坚持对事实材料的严谨考证和钩沉，对于影响研究是必须的；时至今日，影响研究已经成为比较文学最基本也是最具典范性的研究范式之一。当前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早已摒弃了法国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仍以跨民族、跨语言的事实联系为主，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事实考据法，同时其他新的研究方法并举。
在后现代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影响”的概念以及影响研究背后隐藏的观念被放置到新的语境下重新被审视。与“互文性”对照，揭示出“影响”是属于现代阶段，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评价性概念。[22]影响的作者中心观与18世纪中期对于独创性和个人才能的大力推崇紧密相联。互文性理论则把文本视为由多种引证构缀的编织物，作者已经无迹可寻，甚至“作者死了”。以后现代语境透视“影响”，反射出其浓重的等级权威意识和征服殖民意识，更不用说影响还直接参与了经典的遴选，凸现着精英意识和权威观念。互文性则消解权威，取消经典，颠覆中心，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文本和平共处于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文本网系中。[23]另外，对传统影响研究不满的学者还提出，影响不过是符号的漫游，传统的“影响”模式受制于僵化的“相似”原则，只有将影响贯通到“符号”中，厘清通过符号发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影响现象才能得到恰当的阐释。[24]
对影响的种种后现代审视，无情地穿透了传统的影响观和影响研究的思想意识被构建的过程，我们可以不同意其结论，但无法否认从当下的理论语境去反思影响研究的合法性。我们提倡一种整合的深层影响研究，整合不仅指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在具体研究中有机的结合，而且指传统影响研究的学术意识、方法与新的理论思路的照面与接榫。
此外，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影响研究如何深化，如何拓展，国内外学者都有新论。传统的影响研究到底是不是该转向“传播研究”、“变异学”、“新实证主义”，可以见仁见智。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新发展，对影响研究的学科界定必然会有更多争论，丰富其内涵。但无论理论上的说明有多么精彩，都无法取代活生生的研究个案，况且，研究个案的丰富往往会给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实实在在的正例或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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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08页。
[2]?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3]?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46页。
[4]?同上书，第39页。有学者称梵·第根此段话描述的是文学的“传播”关系，“经过路线”的意思和“传播”完全相同，因而法国学派做的不是“影响研究”，而是“传播研究”。（见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3页。）鉴于目前国内外通行的观点均认可梵·第根提出的就是“影响研究”，且梵·第根也多次阐明其研究对象是“影响”、“模仿”、“假借”关系，所以本书不采纳“传播研究”的说法。
[5]?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46—47页。
[6]?同上书，第89页。
[7]?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4页。
[8]?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106页。
[9]?基亚：《比较文学》，同前，第13页。
[10]?谷裕：《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155页，第182—205页。
[1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113页。
[12]?同上书，第119—120页。
[13]?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同前，第29页。UlrichWeisstein，ComparativeLiteratureandLiteraryTheory:SurveyandIntroduction，trans.byW.Riggan，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73，p.31.
[14]?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增订版）的再版前言，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5]?赵毅衡：《诗神远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96—203页。
[16]?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121页。
[17]?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168—172页。
[18]?详见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勒弗维尔：《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张旭：《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SusanBassnett：Translationstudies，1980；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1993。
[19]?梵·第根：《比较文学论》，同前，第40页。
[20]?奥地利学者齐马颇为独到地指出，影响的事实本身也是被事先建构的，梵·第根和朗松等人的老套实证主义的问题之一恰恰在于不能反思建构过程本身。对法国诸学者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批判性介绍，参见〔奥地利〕彼得·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高晓倩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19页。
[21]?ReneWellek，“TheCrisisofComparativeLiterature”，ConceptsofCriticism，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3，pp.287—290.
[22]?在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三种研究中，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对誉舆学最为看重，笔墨远超过后两者，这充分反映出法国人的影响研究从一开初确实是围绕作者展开的。梵·第根虽然为接受者单辟出渊源学，但他心目中的渊源研究仍然是一种事实材料的累积，并不重视接受者对影响的消化改造。但当前的影响研究相当重视接受者对所接受的影响的本土化和个人性改变、创造甚至叛逆。
[23]?李玉平：《“影响”研究与“互文性”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页，第6页。另参JayClayton/EricRothstein（eds.），InfluenceandIntertextualityinLiteraryHistory，Wisconsi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1。
[24]?范劲：《德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3页。
来源：山东省威海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精品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