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间，晋东南地委在长治市的黄碾人民公社曲里村（后划为潞城王里堡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试点工作。人民作家赵树理随“四清”工作队一起进驻了我们村，我也从长治五中毕业返乡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四清”动员会和各种大型会议都在我校大庙院里召开，我除负责组织学生打扫会场外，还与村里另外几个文化人一起负责书写、张贴会标和宣传标语。每逢开会时，赵树理总是让我陪着他和村民席地围坐，屁股下垫上一只布鞋，抽着他那大烟锅和大家拉家常，议村事。散了会，他还要为大家唱几段上党梆子，与村民关系打得火热。
我们曲里村儿童快板队就是在赵树理的启发、关怀、支持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我被赵树理指任为快板队的编导。那时，赵树理常给村里人和“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们讲：“张双俊这个小青年，就像当年我小说中的李有才，诗歌和快板写得可好哩。”
我那时也就刚十八九岁，爱好写新闻报道和诗歌、快板、小演唱作品。学校是那时村里唯一的文化和信息中心，乡间邮递员每次都是把信件、电报、报刊送到我的手中，再由我分发给有关学生，利用放学回家吃饭的时间转交到各个生产小队和有关本人。赵树理的报纸和信件则按他的委托由我亲自送交。由于赵老师不把我当外人，我便经常带着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稿件和刚写好的新闻、诗歌让赵老师修改。加上我爱好弹唱，尤其爱把村里的怪事和怪话、顺口溜收集起来供赵老师写作《十里店》参考，因此赵老师对我很偏爱。一天晚饭后，他和我在漳河边散步，教我如何成立儿童快板队。第二天，我把师兴旺等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高兴地跟他们讲：“作家赵树理让咱们组织一个儿童快板队，主要任务是利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和开会前后的时间，用说快板等表演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四清’的工作意义，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落后的思想和行为。”我鼓励同学们说：“有赵老给咱们撑腰，还有那些善说爱编的群众，不愁编不出好样的快板和节目来。”经走访群众和昼夜加班，我很快就编出了第一批快板稿，并将它念给学生和家长们听，然后，我又拿上这些快板稿向赵老师请教。经赵树理老师反复修改加工，快板稿念起来果然比原先又好懂，又顺口了。我遵照赵老师的指点，还把快板稿写在村中各巷的黑板上，有些至今还流传在曲里村老人们口中：
诸位乡亲你站一站，咱把“四清”谈一谈。
“四清”工作别小看，是非功过做检验。
干群同种一块地，头上同顶一块天。
多劳多得是正理，不劳而得理太偏。
为啥有人要多吃？为啥有人想多占？
为啥拖欠集体款？为啥有人把钱贪？
为啥干部变“官僚”，为啥把群众忘一边？
党的政策记心间，贪占私心彻底端，
干群关系比鱼水，切莫再把钱财贪。
……
赵树理经常亲切地教导我们说：“要学会群众语言，跟群众交朋友。快板编得不能太长，越短小精悍越好。”他还曾把我写的《送喜报》认真修改后转交给《长治市报》等几家报刊发表：
嫂嫂挑担前边飞，哥哥拉车后面追。
喜鹊树上喳喳叫：这立功的喜报该交给谁？
噢，没说的！准是这对模范好夫妻，
――二队的金贵和秀梅！
为了加强群众和“四清”工作队的密切联系，赵树理还建议我写了一段关于领导干部下乡的快板，此稿经赵老师修改后定名为《下乡干部住俺家》：
漳河水，映朝霞，喜鹊枝头叫喳喳。
爹妈高兴为的啥？下乡干部住俺家。
一锅饭菜甜又香，边吃边说叙家常。
忆苦思甜本莫忘，勤劳本色记心上。
早起他们把粪撒，又扶犁来又踏耙。
社员翘指齐口夸：个个都是实干家。
晚上跟咱把话拉，“四清”踊跃来参加。
干部主动来“洗澡”，社员争当向阳花。
农村是个大学堂，学了文件心里亮，
团结多数树榜样，干部都把清官当。
……
赵树理老师不光教我们如何组织儿童快板队，帮我们改快板稿，他还亲自动笔写快板：
大爹大娘和婶婶，绿豆米汤多滚滚。
“四清”干部进咱村，紧紧连着咱的心。
去邪扶正搞社教，人人头上有责任。
……
这就是赵树理老师从群众口语中提炼的精句，亲自写的快板开头。
赵树理老师还亲自坐镇为儿童快板队鼓掌，有时候还孩子气地扮个动作让学生模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还建议我编写双人快板，让我们男生和女生表演对口快板。在赵树理老师的关怀鼓舞下，我们编导了几十组快板，另外还有三句半、潞安鼓书等不同题材的表演节目。在赵树理老师推荐下，有些改写成诗歌、民谣发表在《长治市报》、《山西日报》（农村版）、《火花》、《华北民兵》、《山西群众文艺》等报刊上。
在赵老师的关怀指点下，我从一个小学民办教师很快转为正式国家教师，能从曲里村这个山沟里走出去，成为今天省城的高级记者、山西诗人协会会员、当代新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山西省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这些都与赵老的启蒙、培养、教育分不开。是赵树理的人品、作品影响了我，没有赵树理的栽培和引导，我是不会有今天的进步的。赵树理那种平易近人、耐心细致帮助年轻人学习上进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四清”快要结束时，赵树理老师送给我一本《李有才板话》，一再吩咐说：要当李有才的学生，要写老百姓的故事。他还答应和儿童快板队学生合影照像，但由于当时照像馆的师傅没有及时赶来，没照成像，很是遗憾。赵树理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在我村写作的《十里店》受到了批判，又听说赵树理被关起来了，我和村里的老百姓都十分难过，我也多次暗暗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自他从我们村走后，他全家就由北京迁居太原，但他还不断来信鼓励我如何写作，并亲自向县委和县委书记推荐我，所以我才成为王里堡公社的新闻秘书。“文革”中，公社被夺权，我也因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诗歌，被一个混进造反派中的头头借机阴谋迫害。他借群众运动的幌子，把我这个刚20岁出头的小青年打成反革命，从政治和人身人格等方面对我恶毒陷害和攻击污蔑，并将我送回村里戴帽管制，劳动改造。在群众的暗中保护和支持下，在党组织的关心重视下，我很快被彻底平反，并安排到闻名全国的先进企业――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工作。
时光虽已远去，与赵老的相处及赵老对我的教育，却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