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卷第2期 2011年4月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7 No.2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Apr. 2011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苑国华
(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摘要：18世纪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经济与政治色彩，赋予了现代社会典型的经济与政治的“两面性”特征，为“应得权利”与“供给”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提供了思想渊源。 “应得权利”与“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变革转型期，社会问题相伴而生，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来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持续发展、政治与社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状态；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要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健全包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涉及个人自由条件的现代“权利体系”；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强化并完善多元的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达伦多夫；社会冲突；应得权利；供给；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转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2−0072−0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反对功能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在欧美异军突起。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就是其著名的代表。尽管他“不是本世纪中期第一个冲突理论家，但他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冲突理论家。他声名远扬首先是因为对帕森斯功能主义的攻击，其次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再分析，并使之与韦伯和齐美尔的条件与限定结合起来”。
[1](176)
制与紧张，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
一、现代的两面性：“应得权利”与“供
给”的思想渊源
“应得权利”与“供给”，是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就其根源而言，达伦多夫认为，二者的内涵、产生及其矛盾关系源于现代社会的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工业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好，都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革命。18世纪的后果累累的变化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3](15)可以说，达伦多夫的这一论述十分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对孪生兄弟，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法国革命则引发了现代社会政治领域中人权的解放。用达伦多夫的术语来说，法国革命实质上是“应得权利”的革命，而工业革命的本质则是“供给”的革命。因此，现代社会的两面性构成了“应得权利”与“供给”的思想渊源，而“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则孕育了现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萌芽。对此，达伦多夫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业革命首
达伦多夫的社会学地位从
乔纳森·特纳的这段赞颂之词可见一斑。难怪，同样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在《社会学思想名家》的最后一章“社会学理论的新动向”中对冲突理论加以介绍时，同样给予了达伦多夫以很高的评价：“他要为制定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打基础，而这个基础与功能分析迥然不同，其前提是：只有把人类社会看作不断进行着为权力和权威而斗争的竞技场才能充分理解人类社会。”
[2](659)
毋庸置疑，作为对功能主义的
一种理论反叛，达伦多夫关注的不是社会的和谐、共识与稳定，他论述得更多的则是社会冲突的产生，冲突的形式及其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贯穿于以上几个问题的核心，是达伦多夫关于“应得权利”与“供给”的关系的论述。在他看来，二者的辩证关系包含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与社会因素，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突显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压
收稿日期：2010−10−13
基金项目：2010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基层社会矛盾冲突与疏导机制研究”(B189)；河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09001290) 作者简介：苑国华(1971−)，男，河南周口人，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
第2期 苑国华：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先是一场供给革命，它最终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是一种应得权利的革命。它最终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进步取得的一个新的阶段。在18世纪，而且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种革命相互靠近了。从那时以来，毋宁说，它们又分道扬镳了。供给派和应得权利派——对应着经济增长政策和一种公民权利政策——处于相互斗争之中。而且今天亦仍然如此。”[3](23−24)
当然，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只是从总体上为“应得权利”与“供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历史背景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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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颇受人们尊重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阿马蒂亚·森不仅从权利关系体系出发探讨了贫困与饥荒产生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森一贯反对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工程学”，反对经济学的“贫困化”。从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有效地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加以结合，阿马蒂亚·森表达了强烈的伦理诉求：经济学要“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5](10−11)不难看出，森的这些论述其实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面性。一方面，供给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公民权利或者说应得权利也在不断扩展。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他在权利体系中对“应得权利”与“供给”关系问题的论述。可以说，森的这些观点对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的建构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条件，但把“应得权利”与“供给”的关系作为一个部分放在“权利体系”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达伦多夫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则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现代社会冲突》中，达伦多夫多次谈及并引用森对权利关系的探讨。这不仅因为森把握住了现代社会的两面性特征，从“权利体系”的视角对二者加以论述，而且，森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社会问题——贫困与饥荒的分析和认识，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初步探讨了“应得权利”与“供给”的关系问题。
在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中，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饥荒案例进行分析，阿马蒂亚·森详尽地探讨了饥荒、粮食供给与权利体系等相关问题。他认为，只有从权利体系的视角才能理解贫困与饥荒。
首先，森批判了关于饥荒的普遍观念——饥荒源于食物短缺。他指出：“以粮食为中心的观点也很少能够解释饥饿。它不能告诉我们在粮食供给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饥饿为何会发生；它也不能告诉我们即使在饥饿伴随着粮食供给减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人啼饥号寒，而另一些人却脑满肠肥。”[7](188)其次，森认为，饥荒的原因在于社会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权利关系，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权利体系中的“相对剥夺”问题。森认为，必须透过经济现象，深入到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去探讨饥饿的原因，“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正是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得到足够的食物以避免饥饿，而粮食供给只是能够对其权利关系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之一”。[4](189)最后，森在关于饥荒权力分析方法的“四项观察结果”中明确指出，“第一，权利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饥荒的一般框架……最后，对权利的重视具有强调合法权利的后果。其他相关因素，如市场力量，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法律关系体系(所有权、契约义务和合法交换等)发挥作用的”。[4](200−202)从森的这些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
二、“应得权利”与“供给”：社会冲突
理论的基石
作为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应得权利”与“供给”不仅在《现代社会冲突》中频繁出现，始终贯穿于达伦多夫这部代表作的每一个章节，而且，这两个概念及其辩证关系渗透于达伦多夫所提出的每一个观点，所解决的每一个问题。由此，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理论基石。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达伦多夫认为，应得权利问题，“即在各种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机会问题”。[3](43)达伦多夫举例说，选举权是一种应得权利，受教育权也是一种应得权利。当然，其他的还有很多，如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等等。总之，公民有很多类似权利，这相当于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个人的一大堆的应得权利”。就“应得权利”的功能而言，达伦多夫提到了两个方面。第一，应得权利确立了公民的社会身份地位。公民的身份地位，“首先描述了一大堆应得权利。这些应得权利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因此，它们既不取决于出身和社会地位，也不取决于某些特定的行为举止方式”。而且，“公民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转让的。它的根本特征是：它是不可能用什么东西来抵偿的；这里涉及的恰恰不是一种经济上的身份地位”。[3](46)第二，达伦多夫认为，应得权利确立了与公民身份相关的很多社会机会。达伦多夫在许多地方都指出，应得权利的功能在很多时候类似于“入场券”。“入场券能让大门打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紧闭着。在这个意义上，应得权利也为人划出界线，也设置藩篱”。[3](22)显然，达伦多夫对应得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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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主要是从“权利关系”的角度加以论述的。他认为，应得权利描写出个人和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个人进入产品市场和控制产品就“被合法化”。应得权利给人们一种合法的对物品的要求。可见，应得权利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属性，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由合法化的手段与途径而通过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因素体现出来的。正如达伦多夫所说，这个概念集中在人们用在一个社会里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这不纯粹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它本身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3](20)
在《现代社会冲突》中，由于“供给”这一概念相对较易理解，因此，达伦多夫对其界定较少，主要是从经济的视角加以论述。他明确指出，“供给”这一术语即是“物质经济”或“物质财富”。可见，“供给”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带来了财富的巨大增长，从而使人类摆脱贫困进入到一个富裕的社会。
其次，我们来看“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 总体而言，达伦多夫是把二者放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论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应得权利和供给的区分就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区分。达伦多夫指出，应得权利和供给是两回事，可以对二者进行区分。即“对人们可以获得物品的途径和存在着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物品之间的区 分”。[3](18)可以看出，前者是权利关系中的一种所有权体现，后者是指社会财富。显然，达伦多夫对二者分析和考察的视角是不同的。对于应得权利，他是从社会、法律和政治的动态关系加以认识的；而对于供给，他仅仅从物品或物质财富的静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总之，这是一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区分。这种区分很类似于“物质经济”或“物质财富”和“地位经济”或“地位财富”之间的区分。“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客体，后者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短缺的。因此，不管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问题的核心都是在于区分一方面是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或政治因 素”。[3](24)第二，应得权利和供给是在一种矛盾关系中互动的。由于应得权利和供给分别属于现代社会的政治要素与经济要素，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里发生的事情往往遵循着不同的社会规则。尤其在权利关系的作用下，不同的社会主体所拥有的所有权、使用权的巨大差异，最终会导致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矛盾进一步彰显。其通常的表现就是，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一些社会群
体尤其是处于底层的社会群体，并没有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当然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那就是，尽管人们基于所有权而拥有某些物品的期望值很大，然而，经济的衰退却导致了物质财富十分匮乏。这种矛盾关系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完全可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可供使用，即在这样的意义上：确实有很多东西，而且甚至在人们期待能在有这类东西的地方即公众可以企及的商店里，确实应有尽有，然而很多人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它们。……同样也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人们进入他们想得到的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产品和劳务来供应可能的购买者”。[3](18)可见，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决定了应得权利和供给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矛盾互动，这种互动与现代社会相伴随，将长期存在下去。对此，达伦多夫指出：“生存机会的分配从来就不是均衡的。我们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能享有同样的应得权利和同样的供给。其原因就在于每种社会都必须协调人的不同的任务，不过也必须协调人的利益和能力。”[3](38)毋庸置疑，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矛盾运动关系，突显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压制与紧张，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
最后，“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构成了达伦多夫冲突理论的基石。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应得权利和供给的关系在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达伦多夫指出，“政治和经济——即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和经验上十分重要的问 题”。[3](29)这句话无疑说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包含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表明，人们参与获取利益的门槛不仅存在于政治进程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不过，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迈进这些门槛而获利，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门槛为社会的下层阶级或弱势群体设置了障碍，导致他们很难获取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带来的利益与好处。这无疑造成了社会的内在紧张。正如特纳在分析达伦多夫的理论命题时所指出：“强调人们的剥夺感——也就是说相对剥夺——突然增加会提高暴力冲突的可能性。”[1](176)这种情况的明显表现就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利益要么没有向社会下层渗透，要么仅仅渗漏微少的部分。由此，社会各阶层为了获利而进行的斗争就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展开。但总体而言，有产者或社会的上层大多是各个领域中的赢家，而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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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却依旧如故，没有改变。现实生活中，由应得权利和供给引发的不平等有很多，而各种矛盾与冲突都源于这种不平等。诚如特纳所指出：“权威分布越是与其他资源的分布相关(多元重叠)，冲突越是激烈。”[1](176)这就是说，某些社会集团本身已经处于权威地位，同时，他们与社会资源(如利益、财富、稀缺资源等)的相关性又很强，即处于一种多元重叠关系。这无疑会扩大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不平等程度，减弱社会结构的弹性程度，社会矛盾与冲突便由此而激化。
总之，应得权利与供给“是较新的社会科学如社会理论常用的概念”，二者的关系构成了达伦多夫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石。正像他在《现代社会冲突》的前言中所强调的那样，这部著作的“基本命题十分简单。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3](3)因此，应得权利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多变的20世纪社会历史的关键。……无论如何，借助这些概念，就可以阐述现代社会冲突问题”。[3](23)可以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达伦多夫所作的总结：《现代社会冲突》这部著作是他的“社会科学的总和”。
其次，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为人们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了具体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指导。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的发展似乎并没有有效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从其表现形式和发展态势来看，还有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的可能性。究其原因，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倘若没有打破传统的应得权利的结构并创造公民社会的要素，宏观经济的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无关宏旨的，
[3](28)
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来没有多大意义”。
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持续发展、政治与社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状态。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从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辩证关系入手，通过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性互动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无疑，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启发意义就在于提出了相关的思路、方法和理论指导。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促进公民权利的不断普及与增长，赋予公民以应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健全包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涉及个人自由条件的现代“权利体系”。
最后，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启发人们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强化并完善多元的社会矛盾冲突疏导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应得权利和供给的关系表明，在经济日益增长的今天，保持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发展与互相促进，其实质就是有效化解社会各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循环。因此，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就需要建立并健全相应的疏导机制。例如，从供给的角度出发以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的疏导机制有社会利益调节(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另一方面，从应得权利的角度出发以解决政治与社会领域里的问题的疏导机制则包括：社会矛盾冲突信息传递机制；社会压力释放机制；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社会妥协机制；法律底线机制；“非访”处理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两个方面是协调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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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伦多夫社会冲突思想的
当代启示
达伦多夫关于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于人们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视角来看，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思想有利于人们认识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处于一种典型的转型期。在这种不寻常、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相伴而生，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矛盾与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重大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调整；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合理；政治领域里的权力斗争；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等。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两面性决定了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包含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萌芽。因此，认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根源，必须从应得权利与供给的辩证关系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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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rendorf’s Social Conflict Thoughts and
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YUAN Guohu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8th century, had the stro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hese two revolutions granted the dual natures to the modern society and provided the thought origins for the two concepts of entitlement and provisions. As the concept often used in th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 entitlement and provisions gave birth to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composed the cornerstone of Dahrendorf’s social conflict thoughts.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day. So,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ppeared. At present, we found that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ed continually, bu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gged seriously from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of entitlement and provisions. We should amplify modern right systems which involved the relationships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dividual and state, and individual right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our lives through the virtu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uild and perfect the relief system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grass roots society.
Key Words: Dahrendorf; social conflict; entitlement; provisions;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benefit; economic interest; reforming society
[编辑: 颜关明]
(上接第71页)
schizophrenia of capitalism. On the one hand, for revolutionary desire broke through the coding of despotic machine, capitalism has got its profoun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lead and channel the desire, capitalism has re-coded the law, institution, politics, economy, etc. Then these two powers which are deterritorialization of desire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against each other, bringing about the schizophrenia of capitalism. Obviously, Deleuze was affected by Karl Marx a lot. He has applied some concepts of Marxism such as production, commodity and capital, to analyze the desire psychology under the civilized capitalist machin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cro to micro has supplied inspiration and a new horizon of criticizing the capitalism. His attempt to release the individualities covered by Marxism, has not only broadened the field of Marxism, also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Karl Marx’s practice and liberation theory.
Key Words: Deleuze; micro-politics of desire; post-Marxism; code; territorial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