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生命哲学
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生命哲学
陈国和
陈应松说过:“文学是生命的一部分,它通过肉体来歌唱灵魂。文学是灵魂不屈的显现。文学是一种申诉。”写作“不是要对某时、某人、某地、某事作简单的同情或评价,我们是要写下我们自身对命运的发现,写下人类生存的理由。”这种贴近地表的叙述是作者积极介入生活的表现。同时,陈应松力图深入地探求芜杂生活的规律以及人存在的价值尺度,和目标。因此,的关注、审视和思考。,度。他的小说不是平凡无奇的简单叙事,更没有肤浅的评判,而是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人与人的、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与自我的重重冲突。命运的无情、人生的尴尬、生存的无奈在作者精巧的构思、奇谲的叙述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生经验中的痛苦、厄运、不幸更能触发对生命的思考:生命的本源、生命的走向、生命的终极,以及生命与生命间的冲突、胶着、背离等等。这些沉重的思考常常深深地蕴涵在陈应松的小说之中。故事情节的荒诞神秘离奇,人物命运的尴尬悲苦无奈构成了陈应松小说的主要格调。在日常生活的诗性审视中探讨生存的重大命题是作者独特的审美选择。这种审美选择使陈应松的小说富有明显的寓言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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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欲望的一面。显然,这不是小说创作的正道。昆德拉曾经注意到西方有这样的一种小说类型,并且说:“如果说欧洲哲学没有善于思索人的生活,‘具体的形而上
学’,那么,说,。这里无需系统抑或,混沌的叙事。同时,这类小娱乐”而是思索,是揭示有关存在的“智慧”。这种对人生智慧的开掘是我国许多当代乡村作家所追求的,如张承志、张炜等人。《心灵史》、《九月寓言》等就是这些优秀小说的代表。这是他们人生体验的积淀,也是他们积极介入当下乡土中国的一种方式。更有一类像陈应松这样的作家将日常生活与生存追问、苦难叙事与哲学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乡村小说。
经历过农村、乡镇以及大都市的生活、做过农活、装卸工、担任过水手的陈应松,上过大学、当过知青,也曾经下海经商,渴望一夜暴富,写过诗歌、散文、戏剧而如今则潜心于小说的创作。“他的生活是双重的,既有乡村、乡镇的也有都市的,既有实存的也有虚拟的。实存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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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是他的亲身经历的精神化和艺术化。”这种双重的经历造成陈应松徘徊的心态,而这种独特的人生历练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规约着他追问生存的方向。
因此,对于船工题材的选择是陈应松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刍。不过应该指出,陈应松的小说追求与沈从文在《边城》、《长河》中对水边桃花源人性缱绻的眷恋不同,也迥异于李杭育在《最后一个渔佬儿》中对逝去传统美德的无限感伤,他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对生存进行不懈地追问。写于1987年的成名作《黑艄楼》就是这样一部小说,“我虽然是英雄的后代”,可不得不困于破船之上,与歪瓜裂枣的船员生活在一起,即使苦苦挣扎也无济于事。对现实的无奈是他在小说中表达的重要情绪。1990年代以来,陈应松保持了船工小说阶段的创作热情,继续追问生存。如《一船四人》中“鸭咪咪”的死虽然出于偶然,但偶然的背后却是生命悲剧的必然:笨重的泥驳船本来就承受不了滔天巨浪的冲击;《金色鱼叉》凸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各自命运的关系;《风中渔鼓》表达人之生活的无奈。正如论者指出:“陈应松的小说写的是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即物性的经验世
一 日常生活与生存追问
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这也成为某些小说创作解构文学创作宏大叙事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个体的强调和对集体的警惕,对生活的迷恋和对政治的疏离,对此在的重视与对彼在的放逐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但是这种创作常常会掉入消费文化的欲望陷阱:部分新写实小说在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中听不到批判的声音,一些新女性小说在个人的絮絮叨叨中满足了他人窥私的欲望,而许多新生代作家打着“断裂”的旗号却从事着欲望的写作……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些形态各异的写作潮流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更多地
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08.3
界和非物性的理想世界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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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曾经谈过在芜杂难辨、观念混沌的经验世界中小说所独有的功能:“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义。”陈应松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追寻着生存的意义,
追问着生活的目的。正是这种追寻和追问使得他的小说有着一般哲理小说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同时他对日常生活的迷恋又使得小说充满质感和艺术张力。
然而,陈应松在此在与彼在的对立叙述中,往往强调此在的状态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彼岸的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思考。这种具有哲思意味的生存追问尽管也来自日常生活,但是对生活中某些病态激情的过分渲染却极大的损伤了小说的主题,如《归去来兮》。作者真正热烈地介入社会、贴近底层的还是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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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往往由日常生活切入生存追问,探讨形而上的生命问题。显然,陈应松似乎无意对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进行激烈的批判,倒是在这些小说中常常有一个清醒的“我”。这位思者往往渴望理性、企求崇高、心怀理想。只是,最后的结局常常是“我”适应这种藏污纳垢的民间生
活。“我”在放逐自己中、在理想的迷失中适应着不健全的生活世界。正是这富有悲剧意味的人生构思体现着作者内心深处悲凉的生命意味。
不过,最能体现陈应松这一时期对生存追问特点的要数《归去来兮》。这篇获得了1995年度《长江文艺》万元大奖的中篇小说,是陈应松从1990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乡村发明家》演绎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了陈应松对这一主题思考的执着。这一部有着浓郁哲学意蕴的小说,讲述乡村发明家居仁天性聪颖,十四岁就发明了坐式龙骨水车,成年后成为镇农具厂的技术员,专门从事农具的改革工作。为了获得“红塑料皮的户口簿和硬壳的粮食本”,获得“女人、工作、户口”,居仁夜以继日地投入永动机的研发工作,为此被绞断了两根指头。当一起研究永动机的中学数学老师要结婚而离弃他时,居仁将同伴无情地杀害。执著于自己梦想的痴痴追求固然令人感动,,追求令人深思。年轻人,热情,。迷信之间,梦想找一块风水宝地来自杀,让自己的躯体葬于高山之阳,以此为儿孙带来光宗耀祖的灵气。“父子三人的三种人生,都指向一个哲理主题:追求,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同时追求到迷狂、偏执的程度,又必然使执狂异化为自我毁灭的悲剧。这部小说写出了理想与狂想、执着与偏执、诗意与罪恶之间微妙的转换,使人联想到许多人生的悲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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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热情本身,却又具有动人的力量。”从这些病态的日常生活引发生命之思,使得陈应松的小说在日益世俗化的
1990年代有着不同一般的现实意义,对人生意义追求的认
二 苦难叙事与终极探寻
,其。如《木
》。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这种世俗平民,以及对世俗生活认同的态度或许得益于新写实小说艺术精神的滋养。然而,陈应松并没有将苦难升华,也不像阎连科那样对苦难顶礼膜拜———当对战胜苦难无能为力时,就对生命的抗争表现出狂热的赞美。因此,陈应松并没有将神农架经营成自己的象牙之塔。在这个并非远离尘嚣的山乡,陈应松发出这样的感慨:“苦难只成全了作家的作品,而苦煞了生活的人们。”
陈应松神农架小说的笔触虽然主要集中在山区老林,主题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对苦难原因的探索,对终极意义的探寻,使他将生命的追问与现实的批判糅合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复杂性特点。正如论者所说:“陈应松小说的斑斓使他有资格独立于中国文坛之上,他的小说给文坛带来的是一场审美惊奇。在当今文坛,他用他的艺术探索,突破了实与虚的边界,突破了人与物、生与死的边界,突破了人性、人心的边界,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特殊标本。”陈应松将这段评论印于小说集封折之上,这一行为也就寓示着作者对这种观点的认同。人不可能超越生活而存在,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也不能跳出个人生活经验而面壁虚构。“文学其实并非文学,它可以是人生,命运和历史,但决不是文学。……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经验性的总结。”因此,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独特体验成为神农架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种体验与苦难的生存叙事紧紧地糅合在一起。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大多富有生命寓言的意味。作者采取富有哲理的诗化语言,一唱三叹的叙述,使得这类叙事性的乡村小说哲理抒情意味浓郁,主题内蕴深沉。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弥漫着主人公伯纬富有内省意识的个人独白。作者将人类无穷的贪欲、无比的愚蠢和对生命的执著追求并列起来加以审视。《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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