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涉及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转型虽然对于物质财富创造和国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历史的环境下也同时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代化肇始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但其过程和完成的动力却不是一元的，对于这一世界性过程应予以不同视角进行估量和评价，摒弃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制约因素审视这一剧变并尝试将其推而广之，从而达到对现代化过程的全方位认识。 [关键词]中国 现代化 差异性 城乡两元结构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32－0072－02 现代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一种无法逆转和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模式化、制度化。当今世界已进入工业社会浪潮的后期，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现代化社会的整体性过渡已接近尾声，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济的运作都已成熟或接近成熟，这种转型大致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尽管现代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率先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大国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其对现代化历程的客观描述及合理成分还是很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此外，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论也从新的角度指出了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种种原因，其中既包含有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殖民掠夺与榨取这种历史因素，也有这些后发国家的自身因素，如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内当权者采取的政策及选择的道路、民族的特点及具体国情等等，本文将以中国为例，浅谈现代化道路上的社会转型问题。 一、孔雀东南飞――东西部发展的差异性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型”现代化，即是在西方先进工业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开始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并且一度被边缘化。现代化起步的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遭受奴役、压迫与剥削同时反抗与斗争的历史。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往往是外国殖民者最先到达的地区，鸦片战争使中国陆续开放第一批对外通商港口，此后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失败都会有新的商埠开放，从北部的辽宁营口直到香港的九龙，中国人惊异地发现，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在走近自己。在被称为东方不夜城的上海，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摩肩接踵，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观。第一批近代工厂先在这些通商港口建立，昭示着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及管理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这些被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孤岛之中还孕育出更具生命力的阶层――无产阶级。西方社会的图书、报纸、电灯、电话及生活理念和价值观极大地影响着这些中国东部的港口城市，可以说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捷足先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在这些沿海工商业城市受到极大冲击，在清政府有限的对外交流中，东部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且不论这些地方为近代早期的中国做出了多少经济贡献，至少在对于异质文明的传播上是影响巨大的。如今中国各大城市的经济产值排名上，前十位还未有过西部城市。党中央曾提出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平衡东西部差距，但是这些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正如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一样。 由于这种东西部的差异性，西部地区的高校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更多地流向了高工资、生活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同样流失的还有中高级精英知识分子和创新人员、科技人员。他们在为东部的发展贡献力量，但这只会使西部地区陷入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城乡两元结构的割裂――中国现代化的硬伤 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整个社会若要发展需实现多方面的进步，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即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农工业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的割裂存在，这两大产业部门在各自范围内独立运转，未真正实现紧密结合，无法很好地互相支持，造成这一状态的历史原因是城乡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所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时期，不合理地从农业大幅度抽取资金以支援工业发展，极大地摧残了农业。再者，我国的工业化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村与城市的分工没有成熟化，二者之间的经济不紧密，城市中心化，农村则被边缘化。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户籍制度以来，城乡的区别被严格提出，农村居民被排斥于城市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特殊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由此产生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替代物――类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纺锤型的社会结构是有利于国家稳定的，能够形成这种稳定因素是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在新中国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内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这种严格的界限被打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滋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抢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职工失业引起了原城市工薪阶层极大的心理落差和人数萎缩。中间阶层人数的减少，使城市中的常驻人口与流动人口进一步两极化，冲突由此产生。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社会底层与上层的分化不明显，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收入阶层在沿海城市、大中心城市已经形成，他们在资源分配上享有优先地位，这对于下层贫困人口来说是极大的刺激。 农村向城市的现代化转型有几种不同道路，我们不能采取英国式的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城市化，这种方法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推进城市，加入了庞大的无产者队伍，整日流浪街头，等待着资本家的雇佣，而他们正可以利用农民这种悲惨的境遇压低劳动力价格。也不能采取苏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将工业发展的担子压在农村上，大量抽取农民的资金和劳动果实来弥补、供养工业城市，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解决两元结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体制改革，尽快地将农村纳入城市商品经济的轨道中，对外开放不仅要开放城市，也要开放农村，加强城乡结合部的建设和新型现代农业的推广。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耕地资源紧张，人地关系紧张，“小农”经营等都使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扶持农业等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另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初期采取的主要路径是推进小城镇建设，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未必合理，如果只增加城镇数量而不提升其内涵，既达不到城市化目标同时又牺牲了耕地，可谓得不偿失。 三、文化转型及观念转型――现代化的无形助力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了文化观念对东西方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影响，即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勤俭、开拓进取精神有助于资本的累积，进而催生新的阶层成长和现代化的深入开展，而东亚的儒家文化则推崇皇权思想、忠顺和服从君主，是有悖于现代化潮流的。这种观点后来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受到质疑，因为这几个国家同处儒家文化圈内，为何能够创造“东亚奇迹”，这显
然说明了韦伯观点的片面性。然而，他的观点却启发了一个问题，即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观念制约着人的行为，采用何种发展模式也是文化观不同层面的反映。对于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文化观念一般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而且文化一旦形成便有持续性和强固性。文化对经济作用一般是“制约――适应――制约”的，国家贫富受制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取决于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我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文化的传承具有高度稳定性，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这曾经的辉煌却在近代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沉重包袱，“天朝上国，闭目塞听”常常用来描述当时统治者的高傲和自闭，于是中国错过了一次次赶上时代潮流的机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化传播遵循着一种“挑战与回应”的模式。近代中国在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过程中，由于受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吃尽了苦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以科学的、竞争的、功利的生活态度为特征，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审美的、伦理的、非功利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膨胀及向全世界的扩张，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及理念带到了各个地区，在这种大潮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奉行着“和为贵”并步步退让，以天朝上国的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推崇理性和自然科学，以技术革新为发财致富的源泉，这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衰退、社会功利化现象陆续浮现。如今，在文化上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作为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否定性终点在上层建筑上衰朽的表现。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起步的状态，如果要使文化在提供精神动力上发挥更大作用，必然要快速转型，适应当前形势而催生文化中的发展型成分，使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精进。事实证明，先进的精神文化资源如果只被少数人享有，那么这些人在传统文化的围堵下是难以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的，例如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兴起的民粹派运动中，“先进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那么，转型时期的俄国当时的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同当代的中国是不是有某些相似之处呢?如果体制改革后高涨的文化资源、制度资源只被少数上层人物所享有，那么每改革一次，社会体制的成本就越高，矛盾的累积总会有爆发的那一天。我国应根据大众的需求，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体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结 语 本文仅仅是讨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除经济因素以外转型的三个方面，实际上社会的整体转型还囊括政府管理模式、民主制度、法制转型等等基于新的历史潮流而需调整的方方面面。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经历着三种转型：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型；从一个非WTO国家向WTO国家转型。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设计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将导致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将促进人的发展。这个理想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实际进程大相径庭。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的急剧变化，在掩盖社会其他的矛盾同时造成某种精神扭曲与心理失常状态。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衍生理论未必在各种因素迥然相异的东亚也能生根发芽。拉美国家根据西方的这种现代化理论选择的发展模式早已危机频发并且在强有力的外资控制下沦为新的附属国，军人干政，社会动荡。一国之内、一个地区之内的经验总结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特别是某些霸权之心不死的国家利用这种“教科书”式的发展与落后博弈论来搞新殖民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世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2009年开始延续至今的经济低迷面前依然保持着蓬勃生机，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个泱泱大国现代化道路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