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志刚余宇新
学术月刊 201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5-0067-14
经济全球化的话题自莱维(Levi)在1985年提出就被广为关注，也为经济学家们所热烈讨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物资、劳务和资本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而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应该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通讯系统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相互联系、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时代，而在之前，尽管存在着大量的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但是人类经济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共担风险的特征并不明显。随后的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普及使得经济全球化更成为一种清晰的经济常态特征，并对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众所周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盛宴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而戛然中止，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令人们开始真实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企业以及个人生活的影响。如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成为大家都关注的课题。
一、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机制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兴起的，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产业跨国大转移为基础展开的。在产品流动方面表现为贸易全球化，在要素流动方面表现为资本全球化以及资本流动而带来的劳动要素配置的全球化。通过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①，可以看到这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与特征。
(一)贸易全球化
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贸易全球化的进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间贸易成本大幅下降，推动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如，弗兰科尔(Frankel,2000)②指出，在1920年至1990年间美国货物的海运成本就下降了70％，空运成本1990年只有1930年的16％，在同一时期纽约到伦敦的3分钟通话费在1990年下降到只有1930年的1.36％(都以1990年美元计)。就根据FOB和CIF差值所计算的贸易成本来看，美国贸易成本从1950年代占每笔贸易价值的9.5％下降到1990年代的6％，而目前以此为标准计算的世界平均贸易成本已经低于4％。这意味着，贸易门槛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已经大幅下降，也就自然推动了世界贸易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的上升。
在70年代中期之前，世界贸易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7％至18％以下徘徊，随着70年代末日本产品大举进入世界市场，推动了这一比重的上升，但是也未能持续突破20％，到8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世界市场，贸易全球化特征开始显得比较清晰，世界贸易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尽管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影响中间有所回落，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数值继续攀升，最高在2008年达到32.3％。受到这一次危机的影响，有一个大幅回落，但目前已经又再次接近最高值，在2011年这一数值为31.9％③。
出口导向型国家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中国等国家加入到世界市场来是贸易全球化得以大发展的原因。而它们的参与过程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转移来推动的，所以其间表现的贸易全球化特征都是基于产业全球化的。产业大转移带来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布局全球化即生产工序过程也开始日益全球化。这一点可以通过世界FDI增长率与世界出口增长率的趋势图来进行说明，两者几乎有同样的波动趋势，根据计量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两者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密切联系，且贸易增长率变动滞后于世界FDI增长率变动，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支持世界的FDI流动对贸易流动的驱动作用(见图1)。
图1 世界FDI与贸易增长率关系
就目前的贸易结构来说，货物贸易仍旧居于主导地位，在1980年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是85.5％，之后所占比重持续下滑，最低在1992年低至74.7％，在2011年所占比重为79.6％。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后，货物贸易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随后迅速地回升，基本上回到了危机前所占比重。这表明金融危机引起人们需求下降导致货物贸易下降的影响，仅仅是暂时性的，危机对于世界贸易体系来说并未带来持续的破坏力。而货物贸易仍旧处于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中，产品生产全球化特征仍是居于主要位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联系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见图2)。
图2 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
(二)资本全球化
1.产业资本全球化。
就产业资本全球化来说，主要是指全球FDI的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力量。从前面的贸易出口增长率与FDI增长率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出，FDI增长趋势决定了贸易的扩张进程。因为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过程全球化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产品交换来主导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其实就是生产工序过程开始全球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采取了标准化零部件的方式进行，而产品生产的工序过程是可分解的，且具体的不同生产工序过程对于要素禀赋结构需求存在着差异，在现有的技术和价格体系下，有些生产工序需要采取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进行，有些生产工序则需要采用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进行，这为生产工序层面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空间；二是如前面所说的，现代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跨国间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令跨国公司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产品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优势变得更为经济可行，从而使得现在的生产全球化能够不仅从产品层面来挖掘各国间要素比较优势，而且可以从产品零部件的层面来挖掘各国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比较优势，使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就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在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货物贸易仍旧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以建立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式来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来。
发达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的变化也是产业资本全球化的推动力，主要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逐步对经济产生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美国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1983年达到一个阶段性高点，而同时正在打开国门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处于一个快速上升期，劳动要素的禀赋优势极为明显。另外，美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激烈，国外市场也面临着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美国的产业资本要获得产业发展的控制权，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优势为其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同样的，一直具有危机感的日本产业资本在国内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下，也开始了对中国这样劳动力丰富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
因此，可以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全球FDI的发达经济体自然地成为了FDI的净流出国，如美国和日本；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应的产业的承接国，中国则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FDI净流量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FDI的净流量是一个非常小的值，变动并不是很明显，即产业资本的全球化活动并未居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位置。对美国来说，在9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吸引了一定的FDI进入，随后便是逐渐增加的净对外投资，在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网络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其他资本增加了美国的信息网络产业投资，推升了其FDI的大幅增长，但随着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灭，美国的FDI仍旧是较大的，中间由于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影响有一个回升，但总体上是以对外净投资为主的。
对于日本而言，在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幅上升，这是日本对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的投资增长所致。而且此后，日本一直都是净的对外投资国，且在最近十年有大幅增长的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FDI净流入量持续上升，FDI占GDP的比重最高时超过了5％，在大多数年份，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最大FDI净流入国，显示中国此轮产业转移承接国的重要地位，也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的产业基础(见图3)。
图3 美国、日本和中国的FDI净流入
跨越国界的FDI和产业转移，是推动产品贸易发展，促进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动的直接力量，使各国的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相互联系与相互依托的关系，世界经济也因此越来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些都是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所主导下完成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各类产品生产与流通，引导或支配着全球的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成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承载主体。
目前全世界跨国公司约有82000家，其中国外子公司共计810000家。在1990年到2010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从51050亿美元增长到329600亿美元，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出口约占全球商品及服务出口总量的1/3，全球范围内，2010年跨国公司总产值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1/4④。到2011年，跨国公司的外国分支机构在世界各地雇佣的员工总数约为6900万，创造附加值达到7万亿美元，比2010年高出9％⑤。目前，跨国公司的现金储备创历史新高，已是全球FDI的主导力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作用在不断增大。所以，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已是毋庸置疑的。
2.金融资本全球化。
金融资本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交易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化。
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的，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利率上限、引入创新金融工具、放宽市场准入和营业限制，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为金融资本创新活动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和交易清算在瞬间即可完成，这种技术上的保障使得人类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金融资产配置。从理论上讲，网络技术的发展令金融资本有资格最先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流动与配置的经济要素，但是现在金融资本每日都在以巨大的交易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有增长趋势，表明金融资本实际上远远未能完成其全球化进程。
史图斯(Stulz,2005)⑥认为，由于双代理问题的存在，即主权国家统治者与公司内部人都一定程度地以追求各自的利益为目标函数，使得投资者的成本增加，导致即使国际间投资壁垒在过去几十年有大幅下降，但金融的全球化仍旧相当有限。就美国而言，它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同时也最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但美国的投资者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占其GDP的比重1％都不到，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证券在其组合中大约只有22％，证券组合中的78％仍是其国内证券。
这些结果显示，从理论和技术上看最有可能完成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并未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主体和主导推动力，这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动力还是源于产业层面的生产工序全球化，仍然是产业资本主导了这一轮的全球化深化的发展过程。产业资本具有经济发展过程的支配力，同时也具有对此次经济全球化的支配力。因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结果，产业资本的投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资本的发展需要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发展，依赖于产业资本的财富创造能力，金融资本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因此，是产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来支配经济过程。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必须依托于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因此，一旦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脱离产业资本的全球运动方向时，就容易出现金融危机，比如，2007年的次贷危机。危机发生在于金融资本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而出现的金融脱媒，即产业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入到发展中国家，而金融资本却从发展中国家或其他资本盈余国家流入到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样的对流循环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使得两类资本的回报率持续出现较大的差异，由此引起这一脆弱的对流循环链被打破，从而出现危机。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可划分为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以两国关系视角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回报率差异问题，即美国通过借入短期低成本的中国金融资本，而以FDI等产业资本形式投资于中国，以获得较高收益；另一个是两国国内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回报率差异，这个视角则需要从两个国家各自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说明。很显然，对于美国而言，金融资本追求回报率的冒险扩张，造就了金融泡沫，最终使得高回报率变成“空中楼阁”，并由此引发危机；对于中国而言，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也同样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只是由于中国目前的财富资本化率不高，使得现在看起来还并不是那么明显。
因此，对于危机解决的对策之一就是如何来调节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回报率差异的问题，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比例合理化。
3.劳动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全球化。
在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劳动力要素的全球化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80年大约有9370万的劳动力进行了跨国界的迁移，随后的三十年间持续增长，至2010年达到了21331万人。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McMillan和Rodrik,2011)⑦指出，这一轮的劳动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主要是从生产效率低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发达国家，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在全球的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速度和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中国迁移的2亿多劳动力，其实质也是这一轮产业资本全球化的结果。
但是劳动力要素跨国迁移所占全球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最近二十年来都没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性上升，其间还存在着较大幅度的下降，就目前来看也不过6.6％。不过劳动力要素的全球再配置将不仅可以提升低收入的迁出国的劳动力福利，也提高了接受国即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Freeman,2006)。⑧就从此轮的全球化特征来看，劳动要素的全球化流动远不是主导力量，产业资本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全球角度的重新配置是基本的主导力量(见图4)。
图4 国际劳动力迁移占世界劳动人口比例
4.此轮全球化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兴起的全球化进程，在次贷危机影响下打乱了原有的发展轨迹和模式，目前来看，这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使得世界各国间的发展不平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征。就以1980年和2008年各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原有的一些发达国家，不论是美国、日本、德国还是法国，其占世界GDP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德国和法国下降幅度最大；而韩国(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新兴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都有一个显著的上升。很明显，中国上升幅度最大，由1980年的占比1.72％上升至7.38％，上升了5.66个百分点，如果从经济总量地位的变化角度看，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这一轮全球化进程深化的最大赢家(见图5)。
图5 各国占世界GDP比重
注：需要原图数据资料请与作者联系。
因为，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工业所占比重趋于下降，第三产业得以兴起，推动了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如帕尔维兹(Parviz,2004)⑨的研究就表明美国FDI的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一个有效的加速度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使得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农业化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过程，改变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经济全球化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或新动向，有两点是目前值得我们引起重视或关注的：一是近些年来，服务贸易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或跨国企业的重视，并正影响着产业资本的投资行为与投资环境；二是WTO这样的多边谈判正在被淡化，而双边谈判越来越被重视，区域主义正在使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发生着深远的变化。
(一)服务贸易的趋势与影响
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服务贸易也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14.5％上升至2011年的20.4％(见图6)。从服务贸易增速与货物贸易增速的趋势图看(见图7)，可以发现两者保持了非常一致的波动特征，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发现货物贸易增长是服务贸易增长的基础，表现了服务贸易依托于货物贸易的本质特征。就目前来看，货物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80％左右，但是全球的贸易结构正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的方向而在向服务贸易倾斜，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趋势也正逐渐明显和清晰。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已是主导产业，而国际产业的承接国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其服务业正在崛起，随着产品生产国际化分工的深化。产品生产碎片化带来了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协调的服务需求(Grossman和Esteban,2008)⑩，因此，在货物产品贸易基础上的跨国界的服务需求也自然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图6 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图7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增速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应对经济复杂程度提高、市场波动风险加大的自然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经济联系的复杂性也随之提高，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信息与变幻莫测的市场波动风险，全球性生产性第三产业从第二产业中逐渐分离出来，为全球一、二产业的不同产业链上的生产发展提供包括专业知识、信息与技术等支持，从而降低整个社会应对市场复杂性的成本，因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节约了整个社会大生产的交易成本以及降低了市场风险对生产过程的冲击，深化了社会化大生产过程。而在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走出国界构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过程中，其国内的第三产业也因为具有节约交易成本与市场风险溢价成本的作用，随之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对于国际产业的承接国来说，也随着其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为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波动风险也自然会有专业性服务需求的增长，当这种需求达到足够大市场规模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产业承接国的生产性服务产业也就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需特别指出的是，货物产品贸易是服务贸易的基础，为提高货物产品的竞争力，服务产品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在逐渐嵌入与复合进入到货物贸易过程中，随着服务的水平与质量成为货物产品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发展也就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与特征。
在现代服务业中，服务产品的性质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具有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不论是在旅游、运输、金融，还是在教育培训、商务服务、通讯等各类服务行业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令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中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现在服务贸易是提高货物贸易竞争力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发达国家政府对服务贸易如此重视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美国和欧盟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有此消彼长的特点，表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出于保持竞争力的目的而进行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见图8)。
图8 各国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
当下的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的发展(Francois和Hoekman,2010)(11)，信息技术使市场信息的交流与处理变得越来越迅速和专业化，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因此，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也将由发达国家所决定。在服务贸易越来越具有影响货物贸易竞争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必然会试图通过加强其对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来实现并强化其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全面控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产业承接国而言，如果服务贸易领域缺乏竞争力，将会弱化其在货物贸易领域发挥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二)区域主义兴起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新的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区域主义的兴起，而多边主义却难以达成共识。截至2011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共有3164项，其中2833项为双边投资组织(UNCTAD,2012)(12)。而多边协议进展却相对较少，比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1995年到1998年起草的《多边投资协定》(MAI)草案，因法国的退出而失败；而WTO的“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11月启动以来也因为农业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分歧过大也一直未能获得成功。根据贸发会议《2012世界投资报告》可发现，国际协议数量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在不断增长，20世纪90年代增速明显，在21世纪初才逐渐有所下降，而双边协议所占比例一直是绝对多数(见图9)。
图9 双边投资协定及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趋势(数量)
关于“区域主义是否会阻碍多边主义”的问题一直都受到关注，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13)的讨论之后，学者们就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的“绊脚石”还是“垫脚石”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从总体来看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域主义会损害多边自由化(Baldwin和Richard,2006(14); Egger和Larch,2008(15); Stoyanov,2009(16))；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主义会促进多边自由化(Magee和Lee,2001(17); Bohara et al.,2004(18))。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导致研究结论很难统一，如Estevadeordal et al.(2008)(19)所指出的被研究对象的不同是造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因此，就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影响作用关系，经济学家们还并未达成一致，但是关于区域主义兴起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区域主义的兴起可以看作为经济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有明显下降，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此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构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网络让各国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深化以及自身经济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导致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利益诉求随之发生变化，在经济联系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自然使得多边主义的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协议难以得到全球的共识，各个经济体为了适应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自然地寻求容易达成共识的区域主义的双边协议以提高对国际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
另外，随着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尤其是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WTO多边机制缺乏主导力量。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参与全球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差异，也使得它们在多边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建立一个完善的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存在非常高的交易成本，而难以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变为现实。我们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所进行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美国一方面呼吁放松投资管制，另一方面却提出种种例外要求，如国家安全例外、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例外等要求；而法国为了维护自身文化特色，抵制美国文化服务业投资的入侵，则希望在文化投资方面的例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较优势的差异令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的协议也自然是非常困难。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际投资领域与贸易领域也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一个是投资国，一个是东道国，一个控制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一个受制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使得两者对于投资自由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诉求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多元化的经济特征的存在，令多边主义的非歧视原则产生非对称的利益所得，同时对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不同的挑战。这些都是导致多边主义越来越难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原因。并促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开始提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以试图应对多边主义面对现实所出现的困境，但就现实的可操作性来看，在短期是难以实现的。
区域主义发展就现在来说，仍旧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若想全面涵盖所有的投资关系，全球需要再缔结14100项双边条约(UNCTAD,2011(20))。随着美国绝对主导地位的丧失，构建高度包容性和自由度的多边协议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区域主义特色的双边协议则较容易实现，这也成为2013年美国与欧盟重启自贸协议谈判的重要原因。因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调具有较低的成本，即使由于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所引起的协议双方利益诉求不同，就作为协议中的小国来说，为了能够进入大的市场和防范贸易战的损失，将会愿意向大国支付一部分利益(Perroni和Whalley,2000)(21)，从而使得大国从双边协议中获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而这部分利益往往是非贸易领域的，小国的让步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小国的谈判能力和国际贸易中的报复能力比较低。小国通过让步与大国建立双边协议，可获得对冲全球贸易和投资风险的保障，相当于为进入更大的市场以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付出的“入门费”。对于大国而言，大国也由此可以获得更大范围的支配能力和影响能力，因此，地位并不对等的双边协议仍旧是有吸引力的。另外，主导能力相对下降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还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双边协议的方式来提高其在多边谈判中的地位，以重新获得主导地位，弥补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对其相对实力下降的影响。
目前，多边协议在投资问题以及服务贸易问题上存在的明显分歧，使得这两个问题无法在现有的多边协议框架下得以解决，而对外投资需求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需求，其他国家出于发展需要对外投资需求也日益增长；服务贸易作为影响货物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所以，各国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试图在投资领域解决当前多边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明显缺陷以及对投资保护不足的问题，协调投资国与东道国利益分配；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调节不同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差异，适应服务贸易对于市场制度以及市场信息要求较高的要求，以推动各自在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再平衡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有着大量的研究者进行分析，如布罗内尔和文图拉(Broner和Ventura,2006)(22)从风险共担视角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可贸易产品扩大对世界福利的影响；戈尔德贝格和帕维尼克(Goldberg和Pavcnik,2007)(23)则讨论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我们将试图从产业资本支配视角对全球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产业资本支配了这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产业价值链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和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这种全球性产业价值链的布局来自产业资本基于全球市场竞争和控制的需要。根由就是试图通过挖掘世界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各环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获得市场竞争力以及提高世界市场的控制力。这就必然意味着，由于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必然使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同，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就很自然地会出现。由于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输出产业资本，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开了本国同类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获得了积累资本的机会。因此，在宏观经济方面，美国在经常贸易上就显现为赤字，而中国就获得巨额贸易盈余。另一个明显结果是，美国民众由此可以享受到较低成本的商品，也使得其能持久地保持一个较低的通胀率。
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Burstein和Vogel(2010)(24)的研究表明，产业价值链具有强化效应，他们发现在贸易壁垒下降和进行跨国生产的情形下，比较优势的作用，将使技术丰裕的国家会偏向于积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积累，而技术匮乏的国家会减少相应的要素积累。这一结果意味着，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突破很难通过自然而然的发展得以完成，需要政策上的一些引导发挥作用，否则将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另外，产业是由企业构成的，主导这一轮产业资本大转移的跨国公司一般都采取了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以所有权与控制权完全分离的股份形式存在的。如史德拉和弗里德曼(Stigle和Friedman,1983)(25)所指出的，大企业的股东只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周其仁(1996)(26)进一步指出，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稀缺而财务资本并不稀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得其市场机制定价成本很高，因此在企业内部，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也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产业资本的实际控制者是经理阶层。凯瑟莉和法伊雷尔(Caselli和Feyrer,2007)(27)的研究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的回报率差异并不大。这意味着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的利益将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所获得，带来的后果必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因此，也容易加剧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的再平衡
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大动荡，显示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经济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已经难以维系。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再平衡机制，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机制的分析，有两个视角：一个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发展需要再平衡的视角；一个是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需要再平衡的视角。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发展再平衡的视角。
就如前面所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是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根源，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持续的差异性回报率是由目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的全球需求不平衡所引起的。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决定了要素的收入分配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资本要素决定劳动要素的收入，在产业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的去向决定了哪里的劳动要素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开发利用，也就决定了哪里的需求大小，由此决定了产业资本流动的非均衡性必然带来全球需求的非均衡状态。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产业资本的外流一方面提高了产品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国不能适应全球化分工的劳动要素逐渐退出劳动市场，导致国内需求能力相对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金融资本投资收益的下降，为了应对这种供给与需求失衡导致收益率的下降，金融资本通过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方式造就金融泡沫来吸收过多的全球总供给。就短期而言，通过消费信贷等方式造就的金融泡沫可以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随着消费金融泡沫化的发展，金融资本的收益率会逐渐地超过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并通过自我强化的方式发展，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本收益率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却形成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泡沫，最终的结果即是以危机的方式重新调整社会资产的配置方式，以实现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和总供需的再平衡。这种调整完成的标准就是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本收益率与产业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风险溢价标准下的统一，从而实现资本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而一旦发达经济体完成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资产配置方式上的再平衡，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可获得重新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全球经济开始完全步出危机状态，进入稳定全面复苏状态。
如何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平衡，就现实性来讲，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和较长的路程要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仍旧是以美元为主导，国际储备货币仍旧以美元为主，国家间的贸易计价也仍旧以美元为主，与已经瓦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比，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只是用美国国债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再就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作用下的欧元辅助地位的上升。美元的国际货币基础地位并未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而消除。这种现实下，使得危机所衍生出来的美国和欧洲的债务问题的解决必然是由世界各国来共同买单，也就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由发达经济体自身来完成的，需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新布局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美元所代表的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将通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于已经融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所有参与国家。美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经济体系中重新配置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金融的垄断地位的存在，不仅使得华尔街在美国国内，而且使得华尔街在全世界都具有对金融资本的定价权，但产业资本的发展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在世界其他市场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新平衡的实现将会是产业资本的调整依赖于金融资本的调整方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再平衡的调整目标是实现资本回报率的平衡，这决定了这一轮的再平衡调整将采取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式来进行，由于金融资本的回报率依托于产业资本的投资收益，所以再平衡主要是以金融资本相对价格下降来完成的，而金融在经济体的垄断地位意味着只能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实现再平衡的调整。
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决定了现在处于失衡状态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再平衡也自然需要其他国家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通货膨胀将成为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即使不存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再平衡在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只能以通胀的方式得以实现。因此，全球和各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是难以解决再平衡问题的。
所以要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可持续的再平衡，需要在市场交易制度层面来对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发现与承担所造就的金融垄断地位进行更为有效的安排，探索更为有效地处理信息和风险的市场制度安排方式，解决由于信息识别与风险识别等交易成本所产生的金融产业的自然垄断地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发展的冲动和能力，避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失衡，从而在根本上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
2.需求再平衡视角。
在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产业资本支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全球需求与供给再平衡角度来看，产业资本支配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所以全球经济应该以逐步实现经济体相互关系的平衡为方向。因此，就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未来全球化平衡调整的思路无外乎两个：一个是通过调整各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挥程度的方式来适应不同国家由于需求差异导致的不平衡；另一个就是以各国国内需求平衡为基准来适应要素禀赋优势差异。这两种思路表现的是不同的全球化方向与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平衡调整的第一种方式，对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来说，就是以各国之间的不平衡矛盾为基点来进行政策调整，其实质就是以经济全球化的减缓或者倒退的方式来实现当下的经济平衡。由此，引发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的大量涌现，使产业资本重新再配置，要素比较优势利用下降，必然减少世界的经济福利。
第二种调整方式是专注于国内矛盾的解决以适应当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状态。这对于以民主国家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存在着较大的政治上的困难。就美国而言，现任总统过于偏向普通民众的政策取向，如果选择这种方式来应对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使得美国不利于发挥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长期而言，必然降低其经济潜在增长率和技术创新能力。
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产业价值链，未来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方式选择，也将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与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来共同决定，就目前来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就美国而言，如果通过新技术的研发和新产业的投资，能够重新获得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战略制高点的绝对控制权，从而强化和发挥其已有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那么美国仍旧将会选择更为开放的姿态来参与全球化进程，美国的跨国公司仍旧会以对外投资的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需求失衡问题。如果美国经济实力继续处于一个相对下降的趋势中，逐步丧失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并因此失去相应的垄断利润，美国的政策选择也必然是反全球化的，将自然地关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使其发挥要素比较优势的动力丧失，这也自然不利于世界经济可持续的再平衡的实现。
就欧元区来说，欧债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欧元区的经济再平衡来实现，包括了欧元区内部的再平衡与欧元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再平衡问题。而欧元区内部再平衡是当下的主要矛盾，但是欧元区的内部再平衡很难从欧元区内部很快地通过政治途径和消费需求等方式解决，因此，欧元区将自然地会需求外部的动力，对于欧元区而言，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成为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并且也在试图通过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投资，来获得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更大控制权。不过由于欧元区内部存在难以一时解决的机制问题，导致欧元区经济体在解决再平衡问题上，经济政策的自由度较低，其影响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对于中国而言，是此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在目前发展阶段，如何来应对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首先需要对国内发展阶段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主要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评估。就目前来看，中国劳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仍旧是较为明显的，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应以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矛盾。但是，中国由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参与全球化获取比较优势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取向。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以多大的程度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再平衡问题，在于美国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能力的提升状态；而欧元区尽管愿意以全球化的姿态来解决再平衡问题，则受制于内部矛盾的解决；而对中国来说，其利用经济全球化解决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程度，则取决于发达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方式。
四、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应对
2007年开始的危机，令中国经济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经济自身也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时期，由此从内外发展条件和阶段看，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充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借助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一战略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新历史条件下，如何协调国内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问题，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从两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应如何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的问题。一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角度，讨论如何确定中国经济未来在世界经济价值链中的地位，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二是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间互动关系角度，讨论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下如何协调好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实现包容性发展目标。
(一)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战略定位
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合理战略定位问题，本质就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国内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衰竭和投资拉动效应下降的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外生产要素以继续挖掘中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也就是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就外部环境来说，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仍旧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资本主导时代还没有过去，而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仍旧会使得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由发达国家所获得，收益分配不公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这意味着资本的流动也必然出现非平衡的状态，吸引外资仍应作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政策。随着产业资本全球产业价值链构建的深化，依托于全球产业链基础上的全球服务贸易与包括金融资本在内的相关资本流动将会进一步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化的主要推动力。
就国内因素来说，人口红利正在衰竭，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资本投资利用效率不足，而储蓄率也处于下降趋势中，令中国经济的未来投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土地要素缺乏有效率的市场定价与利用，可持续的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缺失，因此，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与转型，面临着要素市场不完善与技术创新环境缺乏激励的挑战，需要继续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仍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比如，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供应链网络、庞大的消费人口与市场、大量未有效利用的劳动要素以及空间巨大的城市化发展机遇等发展动力与空间。如何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借助全球化力量减少不利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我们立足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现实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仍应以融入到发达国家全球产业价值链为主要目标。目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低端的制造部分，对于附加值高的部分缺乏竞争力，而这正是以服务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服务业领域，决定着整个产品生产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中国劳动力要素优势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及劳动力数量的衰竭正在逐步消失，而服务品质越来越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因此，中国需要借助所具有的制造领域的优势参与服务贸易领域竞争以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并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且只有在参与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中，才能继续发挥和巩固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才能使中国仍旧庞大的劳动力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定位应该是以继续巩固和发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来参与到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而不是抛弃现有的制造业优势进行所谓的附加值升级。
产品生产过程是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基础与服务目标，不能简单地丢弃产品生产过程，而需要继续融入到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在发展策略上，需要发挥中国国内市场广大的优势，以及完善的产业生产供应链的优势，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与本土优势，并由此融入到国际服务贸易过程中。因为目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具备的完善产业生产供应链优势以及技能劳动数量庞大的优势，这一点是中国继续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大优势，必须抓住这样的发展战略机会，并且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参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就当前的条件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谓制造业回归策略或政策，缺乏经济理性，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制造业链条的构建需要必要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的支持，这需要投资成本与时间，而且目前所构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已经将生产工序过程碎片化，充分利用了世界各地的要素比较优势，因此相关供应链在发达国家的重新构建是反全球化进程的，对于已经构建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来说，是缺乏经济成本上的激励的；(2)制造业所需的劳工技能的培训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需要时间和成本投入的，往往发达国家当地的劳工很难胜任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缺乏必要的劳动要素的储备；(3)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制造业部分因为生产的标准化，可替代性高的特点，使得相应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也令发达国家的其他资本不愿意进行相关的投资。因此，在短期内，中国不必过于担心一些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所谓制造业回归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冲击。就短期而言，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将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发挥主要作用，而这对于中国试图进入服务业国际分工领域以获得更高附加值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现实优势，必须加以充分利用。
就具体策略上来讲，中国应利用产品生产的本土制造优势，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优势，借助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发展，由此发挥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重点培育生产性服务企业为参与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制造过程的生产企业服务，借鉴国际经验来培育与发展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的环境与制度，并通过实践来完善生产性服务产业的制度安排和环境需求，以解决服务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参与到服务业的国际分工中，也自然地培育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企业，从而利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力量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
同时，要充分利用中国制造业领域的三十年发展经验，推动中国的产业资本走出去，以利用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要素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建，并由此继续牢牢把握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制造部分的优势。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为中国人口红利衰竭导致的要素比较优势丧失，而使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借助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全球性布局，带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也走向世界，并获得国际竞争力。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全球的要素比较优势，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更有活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双边协定与多边协定的选择
2011年，中国贸易总额已是全球排名第二，而与其同时中国也成为贸易摩擦的第一目标国。如何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交往中的利益，需要中国对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交往方式进行平衡。这种交往方式上的平衡，本质上涉及的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如何有效地利用现实条件来最大化自身经济发展利益，涉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协调问题以及中国发展利益与其他国家发展利益的协调问题。
在当下，多边主义协定越来越难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世界各国都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迎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中国外向经济发展模式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国对外经济交往部分仍旧只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一部分，且居于非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多边主义方式的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这些现状使得中国经济要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很难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来确保中国的发展利益。在世界各国纷纷转向双边主义方式交往的时代，中国也应积极利用双边协议所具有简便、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来获取外部发展空间，并由此改变中国对外贸易模式。
中国积极参与双边协议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减少贸易摩擦影响。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产品的出口与投资摩擦问题，往往都是非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产品或行业，在多边机制解决争端存在明显缺陷和效率，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正常国际交往情况下，采取广泛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可以较为高效地达成共识，促进双方市场的融合和自由化，减少争议或提高争议解决效率，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多元化；二是可以提高中国在多边谈判中的地位。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可以团结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发出共同的声音，弥补中国因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缺乏主导权而无力获得多边谈判主动权的缺陷，以更好地维护中国外部发展环境，而且在双边协议中，可以更为灵活地协调双方的利益诉求，充分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庞大和制造业优势，进行利益双赢的协议安排，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三是解决多边协议迟迟不能达成以及多边协议争议争端的对中国产品出口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通过双边协议方式，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改善中国资本向外投资的环境，针对性地解决中国对外投资中出现的与东道国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帮助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其他国家比较优势要素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力量，由此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在具有约束力的双方认可的双边协议下，能够有效地保护中国企业利益，消除中国产品和要素走出去所面临的国别风险，减少本地市场对立风险；五是借助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可以充分地发掘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别层面的比较优势，提升双方的国际竞争能力，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模式摸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解决目前过度依赖外需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的不足。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应以双边主义作为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模式，借助双边协议，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现有的比较优势，来强化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异，提升中国经济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拓展产品和资本走出去的空间，逐步地改善所面临的中国企业经营的国际环境。具体策略上来讲，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双边交往应注重在技术市场、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与创新环境建设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交往则应注重的是资源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互惠，通过发掘与不同类国家间比较优势，使中国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通信技术、运输技术以及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发达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通过从生产工序层面利用各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构建全球性的产业价值链，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是此轮经济全球化支配力量，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将是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发达经济体由于其拥有的禀赋优势，仍将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下一轮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会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配置调整完成之后重新开始，各国也将或者通过调整国内需求的方式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来对待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或者以保护主义的心态来应对。发达国家的选择对于近期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来说，起到决定作用，美国的选择尤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应从现实出发，明确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融入其中，借助并强化中国经济现有的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吸引先进资本要素和资源提升中国企业生产的附加值，而在对外关系交往中，现实表明双边主义交往方式是中国的最好选择。
注释：
①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数据结果都是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或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所进行的运行结果。
②Jeffrey A.Frankel,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NBER Working Paper,NO.7858 August 2000.
③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current USS)标准进行计算的结果。
④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2011世界投资报告》。
⑤联合国贸发组织(UNCIAD)：《2012世界投资报告》。
⑥Rene M..Stulz,"The Limi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Lx,No.4 August 2005,pp:1595—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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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2012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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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袁志刚(1958- )，男，浙江省舟山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上海 200433）；余宇新(1977- )，男，江西省高安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地理学研究（上海 2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