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方兴未艾的自然文学
——兼评程虹教授美国自然文学书系
徐 珂
关键词 自然文学 审美底蕴 现实效用
内容摘要 自然文学与社会文学共同组成了文学的两大派别，各成文学的半壁江山。与美国异曲同工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保护生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在我国逐步兴起。本文在程虹教授出版的美国自然文学书系的导引下，在中美自然文学对比中，探讨了自然文学方兴未艾的主要原因，揭示了自然文学的审美精神。
大自然是中外文学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也是自然文学描述和吟诵的对象。正是自然文学以文学审美的形式，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感受和体悟，承载了人的心灵和大自然的审美交融，才最终成就了自身。在我国，一直以来，由于人们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过多关注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比如，“治世”、“明道”、“教化”、“美刺”、“劝善惩恶”等作用，作家、读者和批评家们总是把更多的心灵感受，投
射到记述个人或社会生产生活及其精神的社会文学之中。而对于描写大自然及其精神的自然文学，则被降格为一种写作手法而成为社会文学的附庸，即使自成一派的山水田园诗，也不过是文学上的少数。事实上，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自然文学与社会文学共同组成了文学的两大派别，各成文学的半壁江山，自然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美国自然文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史、时代精神和艺术魅力，是世界自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程虹教授不但敢为人先，出版了理论专著《寻归荒野》、《宁静无价》，第一次系统地探索了美国自然文学的概念、历史渊源、兴起和理念内涵，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美国自然文学作品审美反映的内容和写作形式，而且积极投身于美国自然文学的译介中，翻译了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利斯的《遥远的房屋》、特丽·威廉斯《心灵的慰藉》、西格德·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等一系列美国自然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翻开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看到，程虹教授摆脱了当前一些批评家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亲自去美国学习研究、实地参观考察多年，了解美国风土人情、自然文学家们的生活状况以及批评家们的思想主张，故而深得美国自然文学的精髓，从而能够使“心灵的枝头栖着希望之鸟的人们”以及“寂寞求真的同人”，对美国自然文学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
正如程虹教授出版的美国自然文学书系论述的那样，美国自然文学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尽管美国自然文学可追溯到17世纪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美洲大陆，尽管1616年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发表了美国自然文学的第一部著作《新英格兰》（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尽管17、18世纪美国产生了自然文学主题、文体和风格的奠基人，尽管19世纪美国出现了自然文学思想与内涵的奠基人，但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却产生于现代，即1902年弗朗西斯·H·哈尔西发表的评论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ature Writers），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然文学才被作为约定俗成的名称。与美国自然文学异曲同工的是，尽管我国在《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书中，出现了描写自然景物的“赋、比、兴”手法，也出现了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杜甫的《望岳》等单篇描写景物，抒发情怀的篇章，但真正出现自然文学流派则在盛唐以后，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柳宗元等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保护生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主题的生态文学才在我国开始逐步兴起。郑义的《中国之毁灭》、马军的《中国水危机》、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沙青的《北京水危机》和《北京失去平衡》、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航鹰的《生命之水》、
徐刚的《拯救大地》、《穿越风沙线》、《长江传》、《我将飘逝》等作品，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愤然举笔，为生态整体立言，真实记录了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大声疾呼保护环境。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自然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并预示着它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自然文学的方兴未艾源于它具有深厚的审美底蕴 在程虹教授的美国自然文学书系中，我们会时而发现自然的优美、壮美，以及人性的美好、社会和国家的活力，时而又会发现大自然的肆虐、污染，以及人性的丑恶。这主要是由于自然文学审美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所决定的。马克思说：“自然界是我们无机的身体”。人类诞生于大自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自然赋予了人类血肉之躯。同时，人类吸收并积淀了大自然的精华，或者说，是大自然培育了人类的灵魂，使人类成为了大自然的精灵。人类作为血肉和灵魂的结合，在从大自然中获取吃、喝、住、穿等生存必需条件的过程中，体现出对大自然的或顺从、或征服、或改造的态度。在人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水、空气等生活用品，同时大自然爆发的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
泥石流、森林火灾、农林病虫害等重大突发性灾害，对人类生命和生活安全造成极大危害，成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之一。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索取，为了提升生活质量和水平，更是创造了高楼大厦、广场绿地、文学艺术、华丽服装、汽车、飞机、电器等物品，显示了人类是万物灵长道德崇高的一面，同时由于人类自私和无序等非正常活动，导致出现了臭氧层变化、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为灾害，甚至可能出现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和核危机等事件，又显示出人类劣根性的一面。在我国，许多诗人歌咏大自然的清新美丽，也有一部分诗人叹息大自然的恶劣和命运的多舛，而对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西方，19世纪前期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曾经感叹过，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无独有偶，几乎一同出生和去世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年7月28日－1872年9月13日）也“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人类与大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彼此呈现出美好或丑陋的一面，构成了美国自然文学审美反映的不同侧重点和主要内容，形成了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一道道亮丽的审美风景。
在我国，对于自然文学的审美精神，老子早有阐发。《道
德经》第25章中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任何人和事物本身的天性和本质，都有一种天然的自然欲求，谁顺应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会与外界和谐相处，谁违背了这种自然欲求，谁就会同外界产生抵触。“道”就是对自然欲求的顺应，“道法自然”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受着其自身规律的支配。“道法自然”的文学传统为我国自然文学注入了精神灵魂，成为我国自然文学审美反映世界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
程虹教授在她的美国自然文学书系中，探讨了人与自然道德价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并在《寻归荒野》、《宁静无价》论著中，在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审美精神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自然文学的审美意蕴。“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它“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出路”，“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阅读自然文学作品，“人们会感到一种流动的美感，一种精神的享受”；“探索这一领域，将会像当初欧洲移民发现新大陆一样，令人在一个又一个新奇发现中激动不已。”因此，人与自然道德价值矛盾又统一的审美关系，为自然文学的方兴未艾奠定了审美基础。
二、自然文学方兴未艾在于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自然文学和我国的自然文学在审美反映的内在理念、时代精神、形式上都存在极大差异。我国的自然文学在“天人合一”的宏观视野下，大多以诗歌、散文等形式，用自然景观表达人的道德品质和观念、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而美国自然文学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中，大多以散文、日记等形式，从生态的角度，“由人间的亲情延伸向对大地的热爱，大自然中的宁静与定力又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反馈于人间”，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我国，老子《道德经第八章》提出“上善若水”，把水比喻为至纯至善的君子；孔子则以水喻人，指出“水有五德”。《庄子·知北游》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认为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写景佳句，发挥了艺术媒介作用，自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只是作为暗喻人事活动的一种背景而出现。先秦古籍《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曹操的《观沧海》中，“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
波涌起”，反映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烈士”胸襟。“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展现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伟气象，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气度。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表达了他做不了污浊世态的好官，脱离樊笼、复返自然的喜庆之情。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山水田园诗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有的甚至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杜甫的《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明末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此外，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情事。而清代山水诗不仅大大开拓了表现自然的领域和手法，而且也反映了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和谐的人类生存状态。
在美国17-18世纪，自然文学早期作家约翰·史密斯和威廉·布雷德福“向后人展现了新大陆自然的种种影像；他们体现了那种充满活力的粗犷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所缺乏的。”乔纳森·爱德华兹“把一股狂热注入了古板正统的清教，冲破了长期以来禁锢自然与文化创造物与造物者、世界与精神之间的栅栏。”约翰·巴特姆“发现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共有的智能，相信植物也有知觉和意志”，从而在自然中进行科学探索，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小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不仅描述了动植物群和自然景观，而且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考，他“所表达的关于自然和人的心灵、自然与人类的亲族和平等关系，美国自然之特性，以及自然的美好和恐怖的双重性等思想和见解”，使他成为“第一位美国散文作家”。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洲鸟类学》在原野中及时捕捉到自然中的动植物特性，写出了一曲曲鸟类的赞歌。
在19世纪，科尔“以画家的手笔描述美国独特的自然风景的画面”，使我们感受到，“不同于欧洲已经被人类文明所污染的，甚至已经开始腐朽的自然，美国的自然以其原始、荒凉、清新和淳朴预示着一种勃勃生机，给这个新生的国家以自信、力量和魅力。”被誉为“美国文学之源头”的爱默生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相信“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以及对真理和美德的热爱，会使人们以焕然一新的目光
来解读自然的文本。”梭罗寻求一种与自然亲情接触中隐藏在内心的甜美，“试图唤醒人们随着自然的四季而不断地更新生命，使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作为“美国乡村圣人”、“走向大自然的向导”的约翰·巴勒斯，“不仅确立了自然文学的写作标准，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一种贴近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一种时尚。”惠特曼在美国工业化危害自然的背景下，“把目光投向自己在长岛岸边那个有着果园和田野的农场”，表达了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生态伦理之父”约翰·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
在20世纪上半叶，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讲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当人面对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灾难及人生悲剧时，如何从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约翰·缪尔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上帝的思想所表露出的辉煌的痕迹”，作为自然之神的使徒，他的作品“给那些愚昧的现代文明的受害者带来了光明。”玛丽·奥斯汀“是第一位试图把西部沙漠绘制成一片生态文化地区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20世纪下半叶，奥尔多·利奥波德、爱德华·艾比、特丽·T·威廉等人“不仅有文学中对美的追求，而且还有对土地、对自然界的伦理观”，反映了“科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人们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的
观念不仅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危害，而且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产生了直接威胁。”
三、自然文学方兴未艾更由于它具有凸显的现实效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是时代精神的风标，是对现实生活能动的审美反映，总是以审美的形式能动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个体的生存状态。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转而寄情于山水田园，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作家的内心情感或道德理念，启迪智慧、启发后人，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这是世界各国自然或生态文学共有的内在价值。在我国，孔子兴观群怨说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孔子认为，《诗经》可以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在西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此在日常生活在常人之中，它失去了本真，跌落于常人庸庸碌碌的常驻状态，为此，现代的人们应从文学艺术中找寻“诗意的栖居”，达到主客观审美的统
一。法国哲学家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写作和阅读是主体的人双方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它由介入生活、揭露生活而带来生活的变革，作家和批评家所能够做的惟一事情，就是揭示人所处的环境危险及其改变环境
的可能性；在当代社会，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介入”，它必须干预生活并成为生活的向导。尽管自然文学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不直接记述人类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也不直接记叙人们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但是，它们寄情于自然山水田园，把笔触投向清新静谧的山林、原始萌动的荒野、波光粼粼的湖面，用大自然的意象“介入”现实生活，把人们从“沉沦”状态唤醒起来，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对宁静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以至达“诗意的栖居”状态。
自然文学对自然的态度无疑是对科学主义自然观的反拨。科学虽然让我们更真切地发现了自然，更深刻地了解了自然，但也让我们从合理地利用自然走向占有自然、改变自然、消费自然、破坏自然。而文学对于自然是审美关照的，自然文学以审美的方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生意盎然、充满情感的自然世界。在那里，作家可以借助自然物抒发个人感情，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再造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乌托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当人类欢呼对自然的胜利之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从殖民地到美国独立，再到美国成为经济总量第一的强国，美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认识和改造大自然的开拓史，就是一个战胜自然、同时自然对人类进行惩罚的曲折复杂的过程。不同时期的美国自然文
学记述了美国这一发展历程，揭示了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断拷问隐藏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大自然背后的形而上学。欧美人大多禀承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理念，试图通过科技创新，制造并运用现代化工具，去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自然沉默无言，等着人们去随意索取，当自然资源无法承受人们恣意妄为的时候，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在我国，古代的自然诗歌大多是作家因社会的污浊不堪而把情感寄托于山水田园中，或者兴趣盎然，把生活情趣寄托于自然市井中，或者志得意满，把志趣移情于河山湖泊中。而我国近现代以来，由于启蒙救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重任在身，以大自然为对象，把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文学，并不占主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保护生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主题的生态文学才开始在我国逐步兴起。
在美国，欧洲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为开辟美国殖民地提供了物质和交通等技术工具。一些欧洲人极度厌恶工业和城市化带来的贫富分化、残酷压榨、交通、污染等问题，于是就踏上了美国这片荒野之地，在生活中开始了自然文学的创作，讴歌大自然，把大自然作为个体、社会甚至美国充满活力、机遇等精神的象征。这一时期，人类利用科
技认识和改造自然产生的负面效应还只是初露端倪，世俗的人们很难发现这种负面效应的最终后果，更不能察觉隐藏在背后的形而上学，甚至连爱迪生也认为，“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妙，为人类造福。”随着美国殖民开发的逐步深入，工业革命也在美国生根发芽并逐步壮大，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社会弊端，诸如种族歧视、拜金主义、封建专制制度、教会的伪善、扩张侵略等，开始暴露无遗。少数有思想的精英分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就告诫人们，“这自然法规我认为是最高的法规，一切法规中最具有强制性的法规”。到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美国愈演愈烈，美国自然文学由人对自然的赞美和审美，更偏重于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重视“土地伦理”的责任与义务，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给身处工业时代的我们提供了必要的生态预警。
结语：按照程虹教授美国自然文学书系的指引，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荒野是人类之根。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恩格斯也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在大自然之道
中，人类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并没有高高在上的特权。我国的《易经》辞云：“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卦的阴柔无为，使万物并不感到是强有力和被动的，而是自生自长和自然演化的。大地的法则是祥和、纯正、柔顺的遵循天道，并有坚定的行动，安静地谨言慎行，所以，行动才会方正，追随而不超越，包容而不排斥。也就是说，大地以宽广深厚承载万物，故能以好的品行造福万物而无所不包容。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并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强。”世界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水滴石穿，水又能攻击最强硬的东西，以水作比的坤卦，具有无比坚韧不克的性格。自然文学中的大自然作为“坤”，在文学中隐喻为水一样的“柔弱”，但却无坚不摧、无坚不克。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顺应自然之道，敬畏自然、善待自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大概就是自然文学在未来必然继续方兴未艾的生命力之所在。
徐珂：著名文艺评论家，现供职于国家行政学院。
参考书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7—286页。
2、程虹：《寻归荒野》，三联书店2011年版。
3、程虹：《宁静无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4、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程虹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5、亨利·贝利斯：《遥远的房屋》，程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6、特丽·威廉斯：《心灵的慰藉》，程虹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